没有结尾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刚考进大学中文系,我就向黄效愚表示,要跟他一起练习书法。那时候他的字已写得很好了,写什么像什么。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什么样的字才叫好,才叫很好,其实永远说不清楚。我打算练习的目的,无非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写一手东倒西歪的丑字,实在有些难为情,都不好意思给女友写情书。断断续续地,我也临过一些碑帖,譬如《勤礼碑》,譬如《张迁碑》,又譬如《华山碑》,都是浅尝辄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基本上等于没写。心有余而力不足,每次与黄效愚见面,我都孩子气地发誓要开始练字,都说要拜他为师,可是事实上,每次也都是只有一个开始,没有一次能坚持下去。
最长的一次连续写了两个月的《勤礼碑》,一天都没断过,前一个月还有进步,接下来越来越糟,越写越难看。两个月努力都白花了,我因此向黄效愚报怨,说自己太笨,在书法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气,练习写字完全是自取其辱。听了我的抱怨,藏丽花十分不屑,说两个月就想有进展,你也太有灵气了,你也太有才了,还没听说谁两个月就能把字写好。当时正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黄效愚一定问我要一本,我去送书,顺便把临的字让他们过目,既然两个月不行。便问想把字练出来,到底要多少时间。
黄效愚被问住,为难地说:“多少时间。这可说不准。”
藏丽花看了看黄效愚,笑着说:“也不多,差不多要一辈子吧!”
我曾在报纸上为藏丽花写过一篇小文章,是标准的不懂装懂,至今想到了都后悔。是在她刚开始成名的时候,那时候,她特别在意有人在报纸上吹捧,特别相信宣传的作用。黄效愚找到了我,希望看在老同学的面上,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那时候,外面正在盛传他们要离婚的事,藏丽花的绯闻天飞,黄效愚跑来找我,神秘兮兮地不好意思开口,我还以为他是要向我控诉藏丽花,没想到吐吐,最后却是让我为他老婆写文章。
转眼间,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的练字仍然还是在计划中。黄效愚从美国举办书展回国,藏丽花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就他的书法说几句公道话。她说中国的书法界太昏庸了,太黑暗,只看名气,只看头衔,现在黄效愚在国外已经很有影响,你为什么不站出来鼓吹一下,为什么不帮老同学呐喊几句。我说看在老人的面子上,应该有所表示,可是让一个不懂书法的人说几句废话,又有什么意义。我这其实是在拒绝她,藏丽花笑着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书法史,在这个书法的历史里,说废话的人太多了,很多废话说到了最后,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真理。
电话里的藏丽花似乎很兴奋,毕竟黄效愚的影响已经到了国外。她说现在起码是有两个人,都认为黄效愚是当代最优秀的书法家,一个是她藏丽花,一个是罗本。她跟我说了许多黄效愚的事,一个劲地夸他,最后又问我知道不知道她的身体情况,黄效愚有没有跟我谈起过她的病情,有没有告诉过我她将不久于人世,已经没几天可折腾了。她这么直截了当。不当一回事地问起,竟让我一时语,只能如实相告。说黄效愚确实跟我说起过她的病情,不过我并不太相信医生的结论,医生经常会胡说八道吓唬人。
藏丽花笑着说:“我才不管医生怎么说呢,反正我活一天,算一天,混一年,是一年,反正我们家黄效愚还年轻,我死了,他说不定会找个更好的女人。”
黄效愚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与藏丽花在书法上是天作之合,一想到可能会失去她,他便感到不知所措。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些传言,说藏丽花知道自己不行了,很快就要告别人世,因此故意力推黄效愚的字。还有一种说法更荒诞不经,说黄效愚的字本来就不错,藏丽花的一些代表作,其实是黄效愚的代笔,藏丽花在书法界的地位,早就名不符实。对于这些传言,藏丽花非常气愤,可是也没有气力去与别人争论。流言蜚语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胡说八道,人生也就不精彩,也就不好玩了。
黄效愚说自己已习惯了藏丽花说不好,他的书法能写成今天这样,能有今天这还算不错的水平,就是因为她在不断地说不好。现在,藏丽花经常是表扬,把他的字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黄效愚反倒有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早知今,何必当初,黄效愚宁愿藏丽花没完没了地说自己不好,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字达到了什么水平。他写字,是因为他喜欢写字,是因为他心里总在惦记着要把字写好。有一天,他跟我说起藏丽花的病情,说自己已没什么心思再写字了,说着说着,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痛哭起来。
藏丽花的肺纤维化确诊以后,六神无主的黄效愚十分着急,到处找名医治疗,求助于各种民间偏方。他并不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一方面,并不完全相信医生的话,不相信藏丽花已经病入膏肓,另一方面,又知道医生的预言绝非儿戏。物伤其类同病相怜,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与藏丽花病情相似的几位病友,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人世,对他们夫妇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刺。黄效愚为人不仅没有什么主见,而且神经很脆弱,反倒是藏丽花经常去安慰他。
黄效愚在美国办书展,曾与在海外生活的朱亮联系。朱亮开着一辆高档房车,带着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友前去看黄效愚的书展。他已经离了婚,前和孩子也在美国,都过着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生活。现如今的朱亮住着豪宅,家里有游泳池,每年都要去世界各国度假旅游,可是却没想到邀请黄效愚夫妇去做客。他甚至也没有请老同学吃一顿饭,只知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夸耀他的房车值多少钱,自己的年薪是多少多少。
第二年,朱亮回国了,与黄效愚电话联系。黄效愚跟藏丽花商量,是不是应该请老同学吃顿饭,藏丽花心头有些不痛快,说当然可以请,我们不跟人家计较,不计较他当初也没请我们,既然是回国了,我们应该有点祖国的温暖,请他吃一顿,请他吃顿好的。结果不仅朱亮被宴请了,我也跟着一起沾光,被拉去一家非常高档的馆子作陪。席间他们大谈在美国如何如何,我根本不上嘴。朱亮已跟原先那位美国女友分手,正与一位更年轻的美国女孩恋爱。藏丽花十分感慨,跟黄效愚开玩笑,说我本来还担心自己死了,你会怎么办,现在有你这位老同学做榜样,说明好日子还在后面,我一旦不在了,美国女孩子你找不到,找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孩,肯定没问题。
一句玩笑话,让黄效愚立刻翻脸,说生气就生气,说不高兴就不高兴,半天不开口。看见他是真生气了,藏丽花有些过意不去,连忙小心翼翼地赔罪,连声说对不起,说你不喜欢这样的玩笑,我下次不说了还不行。黄效愚还是不说话,还在生气。藏丽花便当着我们的面,像哄孩子一样讨饶,说我们黄效愚真生气了,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了,是我不好,我不会再说这种话了。黄效愚气鼓鼓地说了一句,你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喜欢说。藏丽花还要狡辩,说我讲什么了。黄效愚说,你就是讲。藏丽花于是神色黯然,说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我知道你心里真有我这个人,可是人要生病,老天爷不肯照应,这个我又没有办法,我又不想得这个病。朱亮连忙把话题岔开,说我们说点高兴的事,说大家这么聚一聚不容易,说他突然回想起了当年的四川酒家,那次是黄效愚和藏丽花结婚宴,就在大堂的角落里,人不多,朱亮与我就算是男方代表了。
“我记得你当时还写了两个很大的字,是什么字的,对,我想起来了,是‘好吃’。”朱亮神采奕奕,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问我还能不能记得往事“在美国的时候,我老是有意无意地想这两个字。美国佬什么都好,就是在吃上面,太差劲,太他妈没文化。”
朱亮说他很想再去四川酒家吃一顿,今天的宴会太高级了,太奢华,他很想重温旧梦,重新体验一下在大堂里用餐的那种感觉。朱亮的话把大家又一次都带回到了当年,我们仿佛又进入了美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年头,口袋里也没什么钱,上馆子太难得了。那年头,我们都还年轻,前途渺茫又前途无限,街上流行穿喇叭,耳边响着邓丽君的歌曲。一时间,往事重来,好像就在眼前。藏丽花看着黄效愚,笑着说黄效愚你不会后悔吧,你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反对,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我们,都觉得我们年龄差距太大,都觉得我们不般配。在美好的回忆气氛中,藏丽花脸通红,突然变得很兴奋,说好在你的这两位老同学还不错,肯给我们面子,他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见证了我们这段有点糟糕的婚姻。藏丽花越说越高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黄效愚的脸色凝重。终于,藏丽花在最后又说了一句,说没想到转眼就快三十年,黄效愚他现在想后悔也不行了。
黄效愚板着脸,很生硬地冒出了一句:“藏丽花,你听好了,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从来没说过后悔娶你!”
藏丽花一怔,调皮地伸伸舌头,说:“你说这个干吗?”
黄效愚说:“我不想听你这么说。”
藏丽花说:“好吧,对不起,不说了,我又说错了。”
黄效愚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
说完,黄效愚竟然像孩子一样地痛哭起来。
藏丽花最后与罗本也闹得有些不愉快,罗本答应尽快为黄效愚印一本高规格的书法集,七拖八拖,都两年多了,迟迟还没有印出来。黄效愚对这事倒不是很在乎,有人喜欢他的字,能够欣赏他,还愿意为他宣传,这就很好了。就可以心满意足。藏丽花担心罗本会将那些字据为己有,出于对罗本的信任,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毕竟是多少年探索的积累,是黄效愚书法中的精品,而罗本恰恰又是个很识货的人,知道这些墨迹的真实价值。
我最近的一次见到黄效愚是在一周前,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刚跟在美国的朱亮通过电话,拜托他为藏丽花买一种刚研发出来的新药。黄效愚告诉我,藏丽花的病情最近还是加重了,并且已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不过现在略有些好转,基本上是度过了这次危险期。过去的几个月,他们一直是在医院小心翼翼度过,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几天藏丽花的精神还不错,很想跟人聊聊天,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去医院看看,陪他们说说话。
第二天,我买了些水果和鲜花,去医院探视。在病房门口,黄效愚拦住了我,说鲜花的香味会引起病人过敏,绝对不能拿进去。我有些尴尬,只好将鲜花放在过道上,远远地,半躺在上的藏丽花看见我了,很高兴地与我打招呼。对我挥了挥手。她剃了一个差不多是男孩子的发型,看上去要年轻许多,我笑着向她走过去,她显然很意外我会去看她。
我安慰她说:“你看上去不错,很有精神!”
藏丽花笑了,笑得很灿烂。
黄效愚在一旁跟我解释,说前些日子她很不好,他们的儿子专程从新加坡赶回来,现在情况稳定了,又回新加坡读书去了。藏丽花抱怨说,我说儿子不用回来,要准备毕业论文,他回来有什么用,又帮不上什么忙,是黄效愚非要让他回来。藏丽花的声音很低,完全不像过去那样气神十足。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藏丽花笑着说,我知道会躲不过,但是这一次好像还不是,我知道这一次还不是。说了这么几句,非常虚弱的藏丽花已经气吁吁,没办法再说不下去。黄效愚连忙上前照顾,让她不要多说话,然后又回过身来对我说,因为不停地咳嗽,她嗓子早就哑了,现在也没什么力气交谈,因此我可以随便多说几句,说什么都行,能让藏丽花听见就行。
事实上我在病房里并没有待多少时间,更没有说什么话,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条件很好,有空调有电视还有卫生间,不一会,医生前来查房,很不客气地对我说,病人需要休息,最好不要跟病人多说话。此外,外面很不干净,我这样冒冒失失地进来了,非常容易把细菌也带进来。我很快就被赶出了病房,只好在楼道里与黄效愚聊会天,有一句无一句地说着,就站在病房门口,这样,藏丽花远远地还能看见我们。
黄效愚很平静地说已很久没有写字,自从上了书法,他还不曾有过这么长时间的不碰笔。对于一个天天要写字的人,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说昨天与藏丽花单独相对的时候,自己突然之间想明白了,原来真正不写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太阳照样会升起,日子照样还可以过。黄效愚觉得遗憾和可惜的,是藏丽花的身体不会再恢复了,如果她的身体能够康复,如果她能重新获得健康,他宁愿焚琴煮鹤,把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字都烧了,他愿意一辈子都不再去碰笔。黄效愚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十分平静,没有丝毫的激动,显然他知道藏丽花正看着我们,他不想刺她。说到最后,黄效愚苦笑着说,藏丽花要是不在了,他一个人写字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干吗还要写字呢。
也许是藏丽花看着我们的缘故,我的表现也像黄效愚一样平静。我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不时地看藏丽花一眼。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我笑着对藏丽花挥挥手,若无其事地捏了捏拳头,仿佛是在鼓励她要住,然后在同样带着微笑的黄效愚陪同下,缓缓走向电梯。电梯迟迟不上来,离开了藏丽花的视线,一时间,大家反倒无话可说,都在看门框上方的阿拉伯数字。突然,黄效愚的眼睛红了,他无限感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夫妇本来打算为我联手写一幅字,在过去这很容易,现在看来,曾经非常容易的事,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离开医院的路上,若有所失的我感到很茫然,周围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说老实话,就是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夫妇的字究竟有多好,可以卖到多少钱一尺。我只知道他们的字已经很值钱,未来还可能会更值钱,有很大的升值空间。艺术说到底,不是用钱来衡量,然而也只有用钱,才能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希望他们白头偕老,天天能够写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当然,如果他们能联手写一幅字,挂在我的书房,这样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