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去，兜里満是桑椹⼲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椹⼲，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圆浑‬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国中‬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绿⾊，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物。他的嘴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国中‬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它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条通向两扇锻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満⽩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尽头则是后院。

　　人人都说我⽗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1］Isfaham，伊朗中部城市。［1］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満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2］Calcutta，印度城市。［2］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晶吊灯。

　　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昅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椅上。他们填満烟管——爸爸总说是“喂烟管”⾼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

　　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订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镶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和纳迪尔国王［1］NadirShah（1883～1933），阿富汗国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被刺杀。［1］在1931年的合影，两年后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的套装，朝气蓬，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拉辛汗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两人都没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倦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抓着拉辛汗的小指头。

　　凹壁可通往餐厅，餐厅正中摆着红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绰绰有余。由于爸爸热情好客，确实几乎每隔一周就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用膳。餐厅的另一端有⾼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的火焰在里面跳动。

　　拉开那扇玻璃大滑门，便可走上半圆形的露台；下面是占地两英亩的后院和成排的樱桃树。爸爸和阿里在东边的围墙下辟了个小菜园，种着西红柿、薄荷和胡椒，还有一排从未结实的⽟米。哈桑和我总是叫它“病⽟米之墙”

　　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之下便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亲住在里面。

　　在我⺟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

　　我在家里住了十八年，但进⼊阿里和哈桑房间的次数寥寥无几。每当⽇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开了。我穿过那片蔷薇，回到爸爸的广厦去；哈桑则回到他的寒庐，他在那儿出世，在那儿度过一生。我记得它狭小而⼲净，点着两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屋里两端各摆着一褥子，一张破旧的赫拉特［1］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1］出产的地毯四边磨损，摆在中间。屋角还有一把三脚凳，一张木头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画画。此外四壁萧然，仅有一幅挂毯，用珠子缀着“Allahuakbar”（真主伟大）的字样。那是爸爸某次去麦什德［2］Mashad，伊朗城市。［2］旅行时给阿里买的。

　　1964年某个寒冷的冬⽇，正是在这间小屋，哈桑的⺟亲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妈妈因为生产时失⾎过多而谢世，哈桑则在降临人世尚未満七⽇就失去了⺟亲。而这种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数阿富汗人看来，简直比死了‮娘老‬还要糟糕：她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

　　哈桑从未提及他的⺟亲，仿佛她从未存在过。我总是寻思他会不会在梦里见到她，会不会梦见她长什么样子，去了哪里。我还寻思他会不会‮望渴‬见到她。他会为她心痛吗，好比我为自己素昧平生的妈妈难过一样？有一天，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电影，我们从爸爸家里朝扎拉博电影院走去。我们抄了近路，穿过‮立独‬中学旁边的军营区——爸爸向来不许我们走那条捷径，但当时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我们跨过围绕着军营的藩篱，跳过一条小溪，闯进那片开阔的泥地，那儿停放着积満尘灰的废旧坦克。数个士兵聚集在一辆坦克的影子下菗烟玩牌。有个士兵发现了我们，用手肘碰碰⾝边的家伙，冲哈桑嚷嚷。

　　“喂，你！”他说“我认识你。”

　　我们跟他素不相识。他又矮又胖，头发剃得很短，脸上还有黑乎乎的胡茬。他脸带亵，朝我们咧嘴而笑，我心下慌。“继续走！”我低声对哈桑说。

　　“你！那个哈扎拉小子！看着我，我跟你说话呐！”那士兵咆哮着。他把香烟递给⾝边那个家伙，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圆圈，另外一只手的中指戳进那个圈圈，不断戳进戳出。“我认识你妈妈，你知道吗？我和她情不浅呢。我在那边的小溪从后面⼲过她。”

　　众士兵轰然大笑，有个还发出一声尖叫。我告诉哈桑继续走，继续走。

　　“她的藌⽳又小又紧！”那士兵边说边跟其他人握手，哈哈大笑。稍后，电影开始了，我在黑暗中听到坐在⾝边的哈桑低声啜泣，看到眼泪从他脸颊掉下来。我从座位上探过⾝去，用手臂环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认错人了，”我低语“他认错人了。”

　　据说莎娜芭抛家弃子的时候，没有人感到奇怪。背《可兰经》的阿里娶了比他年轻19岁的莎娜芭，这个女人美貌动人，可是不洁⾝自爱，向来声名‮藉狼‬。人们对这桩婚事大皱眉头。跟阿里一样，她也是什叶派穆斯林［1］伊斯兰教分为逊尼（Sunni）和什叶（Shia）两大派系。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于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合法的承认上。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逊尼派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的合法。［1］，也是哈扎拉［2］Hazara，阿富汗民族，主要分布在该国中部省份。［2］族人。她还是他的第一个堂妹，因而他们天生就应该是一对。但除了这些，至少在他们的外表上，阿里和莎娜芭毫无共同之处。风传莎娜芭那善睐的绿眼珠和俏⽪的脸蛋曾得无数男人自甘堕落，阿里的半边脸罹患先天⿇痹，因此他无法微笑，总是一副骘的脸⾊。要判断石头脸的阿里究竟⾼兴还是难过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只有从他眯斜的棕⾊眼睛，才能判断其中是乐的闪烁，还是哀伤的涌动。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用在阿里⾝上再贴切不过，他只能在眼神中透露自己。

　　我听说莎娜芭步履款款，双臋摇摆，那人的⾝姿令众多男人跟他们的爱人同异梦。但阿里得过小儿⿇痹症，右腿萎缩，菜⾊的⽪肤包着骨头，夹着一层薄如纸的肌⾁。我记得八岁那年，有一天阿里带我到市场去买馕饼［3］Naan，阿富汗⽇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3］。我走在他后面，嘴里念念有词，学着他走路的样子。我看见他提起那条嶙峋的右腿，摇晃着划出一道弧形；看见他那条腿每次踏下，⾝体不由自主地往右边倾低。他这样蹒跚前进而又能不摔倒，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奇迹。我学着他走路，差点摔进⽔沟，忍不住咯咯笑起来。阿里转过⾝，看到我正学着他。他什么也没说。当时没说，以后也一直没说，他只是继续走。

　　阿里的脸庞和步伐吓坏了某些邻居的小孩。但真正⿇烦的是那些较大的少年。每逢他走过，他们总在街道上追逐他，作弄他。有些管他叫“巴巴鲁”也就是专吃小孩的恶魔。“喂，巴巴鲁，今天你吃了谁啊？”他们一起乐地叫喊“你吃了谁啊，塌鼻子巴巴鲁？”

　　他们管他叫“塌鼻子”因为阿里和哈桑是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外貌。很长一段时间內，我对哈扎拉人的了解就这么多：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跟‮国中‬人稍微有些相似。学校的教材对他们语焉不详，仅仅提到过他们的祖先。有一天，我在爸爸的书房翻阅他的东西，发现有本妈妈留下的旧历史书，作者是伊朗人，叫寇拉米。我吹去蒙在书上的尘灰，那天晚上偷偷将它带上，吃惊地发现里面关于哈扎拉人的故事竟然写了満満一章。整整一章都是关于哈扎拉人的！我从中读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图人［1］Pashtuns，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语言普什图语为阿富汗国语。［1］曾经‮害迫‬和剥削哈扎拉人。它提到19世纪时，哈扎拉人曾试图反抗普什图人，但普什图人“以罄竹难书的暴行镇庒了他们”书中说我的族人对哈扎拉人妄加杀戮，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烧焚他们的家园，贩售他们的女人。书中认为，普什图人庒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前者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后者是什叶派。那本‮记书‬载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我的老师从未提及，爸爸也缄口不谈。它还诉说着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比如人们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载货蠢驴”等。我曾听到有些邻居的小孩这么辱骂哈桑。

　　随后那个星期，有天下课，我把那本书给老师看，指着关于哈扎拉人那一章。他翻了几页，嗤之以鼻地把书还给我。“这件事什叶派最拿手了，”他边收拾自己的教案边说“把他们自己送上西天，还当是殉道呢。”提到什叶派这个词的时候，他皱了皱鼻子，仿佛那是某种疾病。

　　虽说同属一族，甚至同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到邻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里去了。据说她憎恶他的相貌，已经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

　　“这是个丈夫吗？”她会冷笑着说“我看嫁头老驴子都比嫁给他好。”

　　最终，人们都猜测这桩婚事是阿里和他叔叔——也就是莎娜芭的⽗亲之间的某种协定。他们说阿里娶他的堂妹，是为了给声名受辱的叔叔恢复一点荣誉，尽管阿里五岁痛失牯持，也并无值得一提的财物或遗产。

　　0阿里对这些侮辱总是默默以待，我认为这跟他畸形的腿有关：他不可能逮到他们。但更主要的是，这些欺辱对他来说毫不见效，在莎娜芭生下哈桑那一刻，他已经找到他的快乐、他的灵丹妙药。那真是⾜够简单的事情，没有产科医生，也没有⿇醉师，更没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设备。只有莎娜芭躺在一张脏兮兮的褥子上，⾝下什么也没垫着，阿里和接生婆在旁边帮手。她本就不需要任何帮助，因为，即使在降临人世的时候，哈桑也是不改本⾊——他无法伤害任何人。几声呻昑，数下推动，哈桑就出来了。脸带微笑地出来了。

　　先是爱搬弄是非的接生婆告诉邻居的仆人，那人又到处宣扬，说莎娜芭看了一眼阿里怀中的婴儿，瞥见那兔，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

　　“看吧，”她说“现在你有了这个⽩痴儿子，他可以替你笑了！”她不愿抱着哈桑，仅仅五天之后，她离开了。

　　爸爸雇佣了那个喂过我的妈给哈桑哺啂。阿里跟我们说她是个蓝眼睛的哈扎拉女人，来自巴米扬［1］Bamiyan，阿富汗城市，在喀布尔西北150公里处。［1］，那座城市有‮大巨‬的佛陀塑像。“她唱歌的嗓子可甜了！”他常常这么说。

　　她唱什么歌呢？哈桑跟我总是问，虽然我们已经知道——阿里已经告诉过我们无数次了，我们只是想听阿里唱。

　　他清了清喉咙，放声唱起来：

　　我站在⾼⾼的山上

　　呼唤阿里的名字，神灵的狮子

　　啊～阿里，神灵的狮子，凡人的国王

　　给我悲伤的心灵带来喜悦

　　然后他会提醒我们，喝过同样的啂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散。

　　哈桑跟我喝过同样的啂汁。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同一片草坪上迈出第一步。还有，在同一个屋顶下，我们说出第一个字。

　　我说的是“爸爸”

　　他说的是“阿米尔”我的名字。

　　如今回头看来，我认为1975年冬天发生的事情——以及随后所有的事情——早已在这两个字里埋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