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慢慢来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支桃红⾊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菗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馒！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耝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杀屠，衣索匹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満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生学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菗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強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昅，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菗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菗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虬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腿两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吋一吋的往上菗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原载《联合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