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这里要说的是我⺟亲在乘共公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须交待一下我⺟亲的职业。
我⺟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満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生学在一起；喜欢听他（她）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曰复一曰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她培养考上国內最⾼音乐学府的生学假期里回来看望她；喜欢收到生学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亲有时候也喜欢对生学发脾气。用我⺟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亲对生学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生学上课。生学站着练唱，我⺟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她对生学不満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生学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亲的生学，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我⺟亲姓徐）。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她。可是我⺟亲退休了。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共公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么，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我⺟亲的工作和共公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共公汽车上下班。共公汽车联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联接了她和教室和生学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共公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共公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国中，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共公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亲一道乘共公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呵。我的确亲眼见过我⺟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女乘共公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女同道，而是我被我⺟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烧几天不退乘共公汽车去医院时，我⺟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満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満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地站着，仿佛就因为我⺟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共公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亲在乘共公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挂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満意足。我⺟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強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共公汽车挤上共公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联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曰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奋兴，因为她又可以和生学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生学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可是，对于挤共公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亲的秉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