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难忘的三个春节我这样度过

　　1973年冬天，漫天飞雪，入冬以来持续不断，雪把整个世界铺白，封了山，封了路。雪大到平地到人，从房后可以走到房子顶部。要过节了雪还在下，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

　　这一年，我大妹妹三岁，在生大妹妹的时候，母亲得了产后风。去到佳木斯治病一年多。我被寄养在一个抗美援朝退役老兵家，姓邹，我叫他邹大爷。

　　邹大爷家其实就是一个草房子，除了一个水缸就是一个锅，还有一个大炕。炕上根本没席子，只有草。窗户是有，因为冬天冷，被全部用草封上了。那时根本没电灯，点的都是油灯，油灯也不舍得点大火。

　　我和他们的孩子混的很好。全家只要有好吃的先给我吃。过年了，他们怕我想父母，借了五角钱给我买糖和鞭炮。

　　那时候，我们家在农村，身份已经不是农村了。村里我们家是唯一吃商品粮的户。父亲写信来，让邹大爷把该领取的粮票和豆腐票、猪票领回，都用了。

　　我在炕上听他们夫商议，不用我们家那些东西，说我母亲在外治病开销大，回来还要养我和妹妹，很难。当时我小，但也懂一些事情，就从被窝里爬出来说，大爷，你们用吧。

　　邹大爷声音颤抖着说，孩子我们对不起你啊。

　　我听见了哭声。邹大爷的哭声。

　　我和他们全家盖一个大被子。全都是体。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们全家没一个人有头。没有一件衣服是完整的。

　　新年我穿了件新衣服。那是邹大爷在哭过的第二天去了县城。他找到民政，把退役军人证书啪拍在桌子上，说没钱过年了。民政人真给了他五元钱。我就有了新衣服。

　　后来他喝多了，把退役军人证书撕毁了，说这东西给国家增加麻烦。

　　初一，邹大娘晕倒在灶房。邹大爷抱着邹大娘跑了一百里路，到公社医院的时候他自己也晕厥了。

　　邹大娘苏醒的时候，邹大爷在她身边，拉着她的手说：“死东西，你可别死了啊！你死我和孩子怎么办？”邹大娘哭了，点头答应不死，一定把孩子都拉扯打了。邹大爷掉泪了。

　　医生检查说邹大娘患了低血糖。当天他们就回家了，因为家里还有我，还有他们的孩子。邹大爷是在大雪地里背着邹大娘回来的。路上，邹大娘问：“你怎么哭了？”邹大爷叹气没回答。

　　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初二凌晨五点。邹大娘的病情只是有所好转，没有好利索，为了能省下一点过年的钱，他们居然从一百多里路的地方走着、爬着回来。

　　从医院出来，邹大爷是背着邹大娘走路的，一口气走了三十多里路，实在背不动和没有力气了就搀扶着走，这样也防止冻伤邹大娘。搀扶、背着走，都没有力气了。邹大爷就在雪地里爬，让邹大娘趴在他身上。开始邹大娘坚持不那样做，他就骂，说打仗的时候在雪地里趴过三天，身上还背着战友。邹大娘实际是心痛他，他也知道，他的急脾气是不容邹大娘辩解的。就这样，他们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了。到家的时候，邹大爷的子已经了棉絮，膝盖已经出血了。

　　邹大娘就哭，邹大爷又开骂，让她不哭，上炕去休息。自己出去劈木材烧炕去了。

　　1997年也是一个大雪的冬天，我在俄罗斯经商。当天已经是三十的中午，俄罗斯朋友来找我，问我回家过节不，我说想回去，但是没有车了。他说自己开车送我，我说你那小车恐怕不行，搞不好会被大雪堵在路上，去时候由我们两个，回来只有你自己，我担心你出事情。俄罗斯朋友想了想说没事。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果然被堵在了路上。我所去的俄罗斯是个边境城市，离口岸有150公里，是个草原地带，雪一大，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草原，哪里是路。每年都有因为失方向冻死在路上的牧民和司机。

　　我们两个人下来推车走在漫天大雪中，同事极度注意路的方向，也期盼着有大车经过，大车一般不会被雪堵住。

　　十四点多了，我们出来看见银色忧愁的雪就是寒冷的风，什么也看不见。我对俄罗斯朋友说，我们原路返回吧，原路有我们来的车辙。

　　俄罗斯客户摇头说不，你的妈妈还在等着你过年，我听了眼泪在眼圈，一起用力推车。

　　我们终于盼到一队大货车，货车司机下来帮助我们，但是车底盘太矮，还是没有办法前行。大车司机说让我上大车，然后让我朋友自己开车原路返回。俄罗斯朋友执意不干，说什么要看见我过境，否则他不放心。

　　大车司机用一条钢索牵引朋友的小车走。

　　我们到口岸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按照惯例下午三点就关闭关口了。

　　俄罗斯海关见我们一队车抵达口岸，而且有我这个中国人要回家过年，俄罗斯海关立即与中国海关联系。

　　晚上六点了，中俄都同意我回国，那队车不允许。

　　我嘱咐朋友一定要在口岸住，千万不要自己回去，他点头，说你不用考虑我，只要你平安到家。我含着泪水，在中俄双方士兵的监视下，走着到了中国口岸洲里。中俄口岸不过十多米的距离，但是是两个国度，一样的情分。

　　我到达市区的时候，到处是烟花爆竹的声音。回头往往口岸的方向，一丝感激一丝担忧在心头。

　　2003年节的前一天，也就是除夕的凌晨，我们家的水管被冻坏，附近的人家水管也被冻坏。我的节是在一个网吧度过的。

　　这是我第三次回北京安居，因为刚回北京，手机号码本和手机都遗失了，所有的新闻界朋友都联系不上。那个简易的出租房冷的像冰窟，我只好去网吧里，那里有暖气。

　　身上几乎没有钱了，我把丢失包裹和冻水的事情和网吧的人说了，她们看看我记者证，说既然遇难了，就和我们一起过吧。

　　网吧老板不在，只有三个女网管，三个可爱的女孩买了很多好吃的给我，每天帮助我从邻居饭店定餐，还提供我啤酒、白酒。三十的凌晨，我们互相祝福，看着她们那可爱的古道的热心，我几乎掉泪。一个女孩看出我难受，说谁没有为难遭灾的时候，一切都会过去。

　　过了节上班了，报社朋友同事一见面，我把事情说了，大家唏嘘感慨，还是好人多，于是争着抢着要见见狭义的三个女孩。我们领他们见了，请她们三个人吃饭，临走我借朋友一千元钱，给她们，她们说什么也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