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日博弈
对载泽的不知所措，皇帝有些孩子气地笑了起来。真不是说说这么简单。
“朕很是认真地考虑了一番，觉得主要原因有三点。”皇帝比较耐心地阐述自己的立场…毕竟这是一套连自己都需要加以
悉的思考逻辑“其一，战争打到现在，⽇本支撑不下去，国中也是勉为其难，没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难道不死不休，拼个两败俱伤？这场战事本来就是⽇本強加给我们的，只要体面地结束了战争，收回了胶州，成效已经显著，再打下去既没有必胜的把握，也没有死
烂打的必要，何必勉強呢？其二，倘若因一时之愤而不顾大局，一旦⽇本金融崩溃，我们难免遭受池鱼之殃，到那个时候，⽇本的军阀、财阀为了摆脫困境、转移国內矛盾，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外发动战争的，目标当然是国中，岂不是无妄之灾？其三，现在欧战正酣，列強对于远东商品需求极大，对于远东维持和平局面抱有很⾼的期望，如果帝国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工商发展上去，收益远较战争来的可观。”
“皇上圣明。”载泽听了这番解释，脑筋一时还转不过来，但“圣明”还是要称颂的。
“载泽，你是明⽩人，你看看现在铁、煤、棉纱、粮食是什么价，战前又是什么价，中⽇两国难道有钱不赚，⽩⽩便宜他人？⽇本虽然工业基础強于帝国，加工、生产、制造的⽔平也⾼于帝国，但却严重缺乏资源。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帝国控制了原材料的价格，就可以从⽇本地利润当中割下一大块来。”皇帝谈起这个就眉飞⾊舞“弄得好就是大家发财，有必要和饿虎争食么？”
载泽恍然大悟，这才是谋求全局的大智慧“只是…”他喃喃地说“⽇本方面肯就范么？”
“⽇本要这么听话，朕还要你们这帮股胘大臣做什么？”皇帝趁热打铁。“这事与帝国而言是纯收益，区别在于获益大小，对⽇本而言。是利弊相间，得失各有的情况。能不能让他们认清形势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一环。梁敦彦要做朱尔典的工作，你便要做⽇本方面的工作，只要这事成了。你便是首功。”
“皇上，国防军会不会戳臣的脊梁骨，骂臣是卖国贼？…”载泽不无忐忑“乘胜求和自古都是大忌，几十年前李少对法国人弄出这样一桩公事来，到现在有人都不放过他。”
“不碍事，不碍事…”皇帝摆摆手“有朕给你们撑
，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做。铁良不会有想法的，他本人也赞同有限战争的目标哩。”
经过皇帝地一番开导。载泽虽然仍然疑问満腹，但毕竟有了头绪，有了可以充分思考的空间。
其实。有些事情是不能猜测的，往往你猜测了也只能得到一个错误地预测。或者说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皇帝看得很准确，虽然中⽇两国并不是相互依赖的经济体，但起码现在挽救⽇本地汇率和金融体系，不仅对⽇本有好处，对国中也是必要。何况，皇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告诉载泽…这不是皇帝故意要显示自己的⾼明而留一手，相反，却是为了更好地办成事情。因为，以当时人类地智慧，即使聪明如载泽等人也很难理解这中间的奥秘。这个奥秘说穿了一文不值，其实就是汇率与生产力的关系。
诚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汇率都是和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汇率是货币的际国价格，生产力要得到体现，必然需要
换，商品的换价值是决定货币內在价值的
本衡量…因此，其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汇率是生产力在货币领域的体现，一个家国的生产力⽔平⾼，他的汇率指数（指相对指数，不是指绝对数值）就⾼，一个家国地生产力⽔平不⾼，他的汇率指数肯定不会⾼。
个中逻辑非常简单：生产力⽔平⾼＝制造能力強＝等于商品种类丰富、技术含量⾼＝等于富有市场竞争力、市场需求大，为了换取生产力⽔平⾼家国的商品，生产力⽔平相对较低地家国只能千方百计地获取⾼⽔平家国的货币以便完成换，而一旦对⾼⽔平家国货币地需求超过平衡点，就会推动该国货币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场就是汇率的上扬（明⽩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为什么国中需要制造2条
子才能换回一家波音客机，如果以劳动时间来衡量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关系如果反过来推导，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在生产力⽔平一定期限內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汇率⽔平与商品竞争力成反比，⾼汇率容易窒息以该种货币作为本币计算的单位商品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汇率和生产力⽔平决不是等价的。前者只是后者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客观反映，有可能实真，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决不是生产力⽔平本⾝，总体而言是一条上下波动频繁，长期平均时间內保持稳定的曲线，不能认为⾼汇率指数就等价于⾼生产⽔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汇率能与生产力⽔平截然分开。比如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汇率就显得没有用处，一旦实行价格管制，汇率⽔平和生产力⽔平之间的对应反
将很快失真。
以林广宇穿越时的世界为例子，在和平时期，国美本土是不可能生产廉价服装的，从汇率的角度来说那样远远不划算，本土2元可能连条腿都做不出来而如果进口2元就可以买一条子了，但在战争时期，货币只有纸面上的意义，
果需要这种物资。不要说2元，让他用20元自己都行…一切为了打赢！可如果没有际国换，叫20美元还么区别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国美和新加坡都是所谓的⾼汇率指数家国，但在战争条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国內生产来替代因战争而绝迹地进口产品，而后者却没⾜够的原材料、能源与人员来实现这一点，只能发傻！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争条件下。国美是生产力发达家国，新加坡是生产力落后家国，甚至要比大多数家国都要落后。决定战争成败的。是工业化基础，是制造能力但不是汇率⽔平和金融发达程度。
但极端的条件毕竟是少数。因为即便在战争条件下战国仍然可能存在进出口业务，要想完全封堵、断绝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汇率就发挥出对于生产能力的调控作用…⾼汇率指数家国制造能力、生产能力竞争
开始下降。低汇率指数家国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商品竞争力开始上升。皇帝的脑子里记得很清楚…在他所处地时空中，广场协议后的⽇元汇率大幅提⾼，原本⽇本老百姓用于购买1辆进口车的⽇元过了没多久就可以变成2，⽇本地资本能力、金融权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度。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因为⽇元计价⽔平地提⾼，⽇货变得越来越没有昅引力，虽然能够通过強化本国市场予以巩固提升，但在际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却一落千丈，一大批专职从事外贸的企业倒闭或者转型，大型地工业企业纷纷将自⾝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中等落后家国进行再发展。本土的工业制造业大幅萎缩，金融业和有价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虽然⽇本掌握了金融优势，也没有丧失科技优势。但制造能力却在下降，并进而造成后来长达10余年的衰退。
从这个例子反过来理解。国中固然能够依靠投机资本的力量和山东场战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庒⽇元汇率⽔平，但強制降低⽇元汇率⽔平的结果只能是在际国市场上大幅度增強⽇本的工业品竞争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亿条子的能力因为汇率变化可能成了2亿条，或许计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产能力却结结实实地增长了1倍。如果将这层顾虑告诉內阁，绝大多数重臣都不可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将⽇元汇率降低到一个较低⽔平带来的利益极大…⽇元大幅贬值，国中以⽇元为单位计算地款贷便能大幅下降，等于国中可以获取巨额的汇兑溢益；⽇本本国因为货币贬值，就需要在偿付外债的时候付出更多，等于大幅降低⽇本地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国中企业可以凭藉较⾼的汇率⽔平购买自己不能制造地⽇货，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如何计算中⽇两国的彼此收益呢？他们选择的必然是货币，或者⼲脆就是⻩金…这是重商主义的理念，但却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只是很可惜，这却会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皇帝看来，这样做的最危险之处就是不恰当地提升⽇本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化制造能力，如果对方铤而走险，那什么负债和资本融资都不是什么制约…打赢了，债务自然一笔勾销；打输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笔债。
另一个时空中，伊拉克⼊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为在两伊战争中欠了科威特大笔外债却是
因，萨达姆侯赛因的算盘打得不错…只要呑下了科威特，那什么样的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目的几乎就要达成了，却因为际国环境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弱⾁強食却是天经地义。
⽇本这个家国的危险在于，它的工业实力、制造业⽔平每增长一分，它对外略侵扩张的危险程度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复⽇本汇率指数的方针，可以有效地恢复国中商品的际国竞争力，能有效的刺
国內工业的发展，当然如果过分抬升⽇元指数，对国中也有一定的损害，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净债务国，国中既没有⾜够的金融实力来应对债务庒力也缺乏強有力的家国实力来进行翻脸不认人，关键还在于力度的把握。国中有远比⽇本丰富的资源、有更广阔的市场、有成本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天然的竞争优势，不需要通过扭曲汇率杠杆就能实现，何苦要冒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风险来加以变更呢？况且，⽇元汇率的短期受挫并非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只不过是暂时的政治产物，一旦事态平息，迟早会恢复原位，这是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体现，強行庒制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奏效。
电波频频往返于东京和京师之间，双方都是聪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费太多的口⾆予以解释说明。在⽇本方面看来，国中提了个好建议，虽然不能挽回对华战争的损失，但起码能够体面的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损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国中人的要价也很聪明，以远期的庚子赔款作为即期的战争补偿，隐约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又不是得理不饶人的铤而走险。双方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又给对方留有余地和台阶，而且还有达成协议以后共同可期的经济利益，应当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换条件。
只是，⽇本政治家有这么大的智慧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困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