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零四章 老大（五）

　　尹洙于败后做过两篇文章，一曰《闵忠》一曰《辩诬》，主要讲的是什么，好水川一役中的英雄耿傅作为文官，没有军事责任也死在战场上，他与韩琦相近，思想也相近，认为死得不值，这才写了这两篇文章，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不提，两篇文章写得还是蛮好的。

　　董士廉便用这个借口来攻击尹洙，说闵字只有皇帝才可以写，你一个小小的尹洙有什么资格用这个闵字？朝廷也没有追责好水川之败，没有心病，你辨什么？

　　起了一些作用，但不大，因为到了赵祯哪里住不报。

　　看得十分清楚，董士廉这小子大约被打过，心里面不服气，于是报复。

　　韩琦与尹洙巡视好水川岂不是很正常？作为统帅，巡视下辖各地，难道就一定非在这里做为主战场？若是作为主战场，当时泾原路又不是没有兵力，且任福坚持一天一夜，为何没有其他军队前去支援？

　　至于文章，更不会当真，文人客，发发牢更正常，难道因为杜甫写了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要将他抓进大牢？

　　但也没有责怪，尹洙做得是过份一点，不但将士大夫关进大牢，还用了刑具，再说刘沪虽是武将，同样也出身名门，他哥哥刘涣曾冒死上书请求章献太后还政于自己。赵祯对此事记忆犹新。

　　于是沉默不言。

　　他一沉默，平面的人更。

　　不但有老大之争，还有刑法一案，当年郭氏案，刘涣与是孔道辅与范仲淹手下的得力大将，爱屋及乌，范仲淹对刘沪一直很赏识，再有士大夫入狱受刑一事，终于掀起喧哗。范仲淹连上数奏，近闻目枷沪等奏来，以为边将不和，用兵大患，且张累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累赦汝，责汝卒事自哎…如此，则水洛城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大将之威不挫。

　　水洛城修筑是对的，刘沪违命略有小错，对错大家各打五十板子，谁让他是老大呢，并且将尹洙的责任遮隐，推于张岊身上。历史上更好推，推于狄青，与狄青、张岊有何干系，即便他们说了一些话，作为武将，能有什么影响？

　　但他还没有明白这次事件的质，若是仅针对郑戬与尹洙的争执，他与韩琦双方出面调解，事情也就能平息。

　　关健谁适合来做君子的这个大哥大！

　　事情越闹越大，再上一奏，这次言语比上次要烈一点，刘董二人受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非是二人擅自行动，四路罢后，本路部署回军马，即合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以为非有他意，不忍城寨中途而废，故以死拒抗，一面兴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况刘沪乃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当爱惜，不可轻弃。张岊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冤，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任边事？董士廉是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倒枷锁。乃张累是人，不知朝廷事理，万一被戳，家中骨必诉于阙下。应让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沪罪闻，送邢州拘管，听候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戳，二则惜得张累、尹洙，免被二家骨喊冤。

　　依然在替尹洙留下一点面子，已经含蓄的将他名字点出来。

　　说得很紧急，不能让刘董呆在渭州，不好能让尹洙给做掉了。

　　欧修反应过来，自己原来那一炮轰错了对象，急转弯，上奏道，臣听说鱼周询近有奏来，水洛蕃族见张岊枷取刘沪，因致惊，足验刘沪能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不能废之，更非沪守之不可。可沪与张岊、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事。臣以为必不得己，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利害有三，文武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若二方相争，那怕是武人理曲，武人亦不肯服。今沪与洙争，沪实有功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边武臣尽皆怨怒(武将天堂来了？)。二害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二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其中沪最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

　　(刘沪何德何能，功劳能赶上范仲淹与种世衡)今曲加轻沮，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三害沪若不在水洛城，蕃族筑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蕃部。(只要瞎毡不公开反，这些蕃部当真敢跳上天？)

　　余靖又说虽说必须遵从军法，但刘沪修城堡自有利害，与临阵逗留不可同论，朝廷应当切责其罪，再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也就是批评一顿，城照筑，沪照守。

　　郑戬不客气，直接说尹洙，使张岊捉刘沪与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停修水洛城，不受节制。这是因为臣昨移永兴军，下令兴修，已移文报洙。但洙闻城既已筑就，又闻朝廷派中使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图陷沪等。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汉蕃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

　　他这个老二蛮称职的，一手将责任拦下来。那么刘沪与董士廉就没有犯上的罪过，尹洙，小子，咱们来火拼吧。

　　韩琦又上书，说未能伐元昊，只是因为守御之计，遇贼清野待之，不战而自困。当真修城能修到灵州城下？又如所谓的想通秦州，到秦州(广禾)穰寨一百八十里，沿途皆是生羌户，若想要真正经营，必须筑二十大寨，十小堡才可互援，所费最少以百万缗计算，又要开伐栅林，以修敌栅、战楼、廨舍、军营及防城器用。即便完工，又需正兵三四千人储蓄大量粮草，才能屯守，其费如此，只求一以通秦原之援？兼去仪州黄石路才较近两驿。且刘沪已降水洛城生户李中和又屈伏陇城川蕃部，各补职为属户，若进援兵，动不下五六千人，诸小蕃岂敢要阻？原来无水洛之援，官员也可往来，何必枉劳军民，徒生冤嗟？

　　郑戬坚持的便是打通德顺军到秦州的意义韩琦尖锐就指出来不用水洛城原来照通不误，纪质率军前去笼竿城，也未见那个生羌阻拦，相反，有许多生羌在西夏侵犯时，还主动出子弟兵英勇作战。一修，生羌必然产生不安的想法，那么必得一路修下去说二大寨，十小堡夸张，但一路生羌不服最少还得需要四五个寨堡，才能拱卫平安。修这个水洛城还有何意义？

　　史上狄青被拖下水，这次张岊也卷了进去，人是他抓的，而是作为他的部下，击杀羌人，修城，根本就没有通知他，心中有气，说了几句气愤话。于是让尹洙录下来，当作张岊的奏折呈上。

　　尹洙也自辨。

　　知秦州的文彦博同样认为水洛城修得没有意义，这是刘沪好大喜功之为，反而浪费财帛，徒增羌人心中不服，以后有可能未见功，反见其害。

　　孙甫在京城一看形势似乎不大妙啊，俺来做个和事佬吧，于是上奏，他说得很委婉，韩琦与郑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这个不管他们。郑戬既罢四路，岊以韩琦等所奏，便还水洛城援兵，沪自以为见功，强行将兵留下来毕其役。若坐以违主帅之令，而沪以一方利害，初违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战斗杀获，使其服属，其勇可嘉。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求劳臣不嘉功，其招来的蕃部得不惊惧手？但张累为统帅，下令下属不从，朝廷释之，心中肯定怏怏不乐。况今之将臣，如田之勇者不可多得。这个不好处理，朝廷还是想一条两全之策，平息争议。

　　关健此时双方已经杀红了眼睛，谁听你的？

　　韩琦又上书，写了不能修建水洛城的十二条理由。

　　王曙的儿子王益柔也上书，认为一旦羌贼也反，水洛一城不足以拒贼，说得有些道理的，史上德顺军许多羌人再叛，水洛城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刘沪仅是一个稗将，居然敢违抗将军尹洙以天子之命，呼之不至，即便杀死也不为过。

　　余靖做了一个札子，说古者矫制及违节者，也可以戴其功赎其罪。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宋朝的将从中御制从中央转移到地方。

　　宋真宗在澶渊之战时，傻呼呼摆了一个大阵，结果让契丹人从容攻到澶州城下。到了赵祯手中，甚至到后来，将决策权往地方下放，下放给各路主帅。

　　这本来是好的，但这些主帅多是文臣，效果还是差不多，未见多少有功。

　　在这个下放过程中，为了便宜行事，朝廷默认一些将领矫诏行为，包括张亢违命，强行修寨，朝廷亦不过问。也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追究，也可以这追究。

　　这次争执中，范仲淹一直在试图做着调解。甚至尹洙死后，亲自替他写了墓志铭。

　　但下面的人不是他。

　　刘沪是武将，打了也白打了，但董士廉是文臣，你能搞我，我也能搞你，加上尹洙本人也不省事，事发后，不顾郑戬的江湖地位，直接呼其戬辈、人，又多次违反郑戬的命令，不与其协调，多方“努力”再次用公用钱为裂口，对尹洙进行诽谤迫害。

　　原来尹洙在渭州时就用了许多钱。

　　但现在又多了一个潜州保卫战，想一想，为了激励百姓参战，保卫渭州，动用了多少财帛。并且渭州城中郑朗为战后安抚与修城，还准备了足够多的钱帛，这一查，将大罗神仙调来也查不清楚。

　　这让蔡襄看不下去，双方之争他一直没有参与进去，直到尹洙遭到陷害，忧郁而死，他才上了一奏，为尹洙翻案。那时君子早在这次自相残杀中，两败俱伤。

　　这些奏折仅是一些有江湖地位大佬写的折子。

　　下面参与的小鱼小虾更多，不计其数。

　　赵祯坐在朝殿，他也有些昏头，每次早朝，就会接到十几份双方的奏折，或攻击，或自辨，或调解，甚至不惜攻击对方的人格，不顾大家皆是所谓神马的“君子”也开始说对方是人，是小人。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以为这群人只会折磨自己，折磨吕夷简，敢情折磨起自己人，也不手软。

　　他是没有穿越，否则此时心中一定会想到一个词，兴奋剂，认为这群君子多是吃兴奋剂长大的。

　　然后用眼睛盯着郑朗，其实无论是刘沪，或者张或者尹洙，都是原来郑朗在泾原路的属下，张田更是郑朗一手办保升迁知军的，又与瞎毡搭成和议，赐其金箭，多次动援蕃子、羌子参战，他是最有发言权。

　　可是自始至终，一句未说。

　　然后又扫向范仲淹、欧修、余靖等人，难道这么大活人，你们一个也没有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