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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惑不解的事不止老X这一件，还有更多，总之，这些事情加起来的总和，给我一个印象，似乎事情和事情之间的联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似乎很难确定，那么，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我不知道。不仅我不知道，我发现别人也不知道，大家都依靠直觉和猜测生活。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就连和我最近的华杨借了我的钱也有不还的时候，而我呢，我自己呢，有那种被人们称之为一贯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理想终归要破灭，爱情终归要失去，我们的一切飘忽不定，并且早晚我们要死去，一切都是大梦一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是一种可怜可笑可悲可气的生物，有没有两可…总之，他妈的，我当时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多少次我独自一人遥望星空，发出长叹，叹息之余，又无可奈何。

　　那个时期我做过一些梦，有一个梦至今还记得，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老极了老极了的山羊，钻在山里等死，眼里着泪水。四周的墙壁漉漉的，我站在那儿，看不到一丝光线，黑暗中，我叹着气，感到非常非常孤独。这个梦不知是我做出的，还是我从某本小说中读到的，反正我记住了它。

　　大一快结束时的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后来也不好，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起来，这其中缘故颇多，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现象是——慢慢的，我变得有点麻木不仁，对人对事失去兴趣，我知道，这样一来，对我不好，对别人当然也不好，对什么都不好，但是，我不愿对别人说起这些，这些都是关于人生无聊空虚的一部分，讲不讲都没什么意思，是的，没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人生是丰富深沉的，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到的都是一些叫人气的东西，我讨厌沾沾自喜和垂头丧气的情况，我什么都讨厌，我无法平静，因为我没有死去。妈的！

　　但我还是做出了一个叫我还算满意的姿态，也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惟一的要求，那就是强颜欢笑，对，就是它，强颜欢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命令自己强颜欢笑，因为我只能这样，因为我是一个正在表演的小丑，我对自己对别人都感到不好笑，我没有眼泪，没有欢乐，我什么也没有，甚至，我没什么可说的。

　　记得我在上中学时看过一本小说叫做《青春万岁》，看完后我就产生了到王蒙说的那个学校去班的念头，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学校，不知是因为那个学校经营不良倒闭了还是出了别的问题，归到底，我上了另一个学校，我上的那个学校比较差劲。但是，但是…

　　有一天，我和华杨走在从教室到操场那条林荫路上，那是89年4月，树叶还未从树枝中拱出来，天空阴沉沉的像被贴上了一张！报纸，华杨的头发刚洗过，垂在脑袋上，伏伏贴贴，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一双从三五零一买的军警靴，牛仔的下沿挽在鞋子的高上，我围着一条我爸从苏联买的劣制围巾，穿一件国产软羊皮夹克，两手在兜里，华杨告诉我，陆然和老X吹了。我听了点点头，华杨也没往下说，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通往校门的甬道，出了学校，换了两次公共汽车，来到我们的排练房，除去陆然，大家都到了，我们开始排练一首叫做《永远不回家》的歌，徐通的鼓点老出问题，他敲得高兴了就爱卖一番，把鼓打得和音乐彻底失去联系，他自己还以为不错呢，我们都没有说他什么，直到他在一个小节上突然停住，对我和华杨抱怨说没配合他为止，华杨把电吉它往椅子上一放就走到门边，脚下不留心踢掉了电源头，我对徐通说："你丫敲的是什么玩艺儿？"徐通就冲我一通嚷嚷，本来这是乐队在排练中时常遇到的小事，但那天徐通就像有病似的对我们疯狂指责，他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是个大笨蛋，这点不仅我们清楚，连陆然都清楚，徐通敲鼓忽快忽慢，忽强忽弱，有时突然消失，我们回头一看才知道，原来他在那里他那个鼻子…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不幸的是，徐通是个狂热的摇滚，平时我不来排练的时候，他老来，没完没了地练习，有时我们走在街上，我总设法不挨着他一块儿走，因为他的手就像多动症一样不停地上下摆动，叫人心烦，他长着～个大得足足有十斤西瓜那么大的一个脑袋，脸平平的，鼻子从脸的中央做然浮出，犹如大海中的一个小岛，眼睛小得不留心就会忽略过去，嘴巴和鼻子之间距离甚远，下巴特短，就如同被谁用锯锯掉了一样，后脑勺儿自上而下垂直而落，就像悬崖，别的乐队到我们这里来玩，听完我们演奏都说敲鼓的不行，我们谁也没把这话转告他，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他越来越自鸣得意，而且，就连我们也不放在眼里，陆然有一次差点又去找来一个鼓手，还是我们给劝住的，但这一切，徐通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追求，我知道他是怎么追求的，他一遍遍听那盘麦克尔·杰克逊的拼盘儿，照着里面的每一首歌的鼓点拼命练习，练得有点像了他就说自己又有了一个绝招，他的绝招不使也罢，一使出来就得大家都心慌意，刚认识他时他留着长发，现在变成了板儿寸，此时我们就面对着这个叫我们觉得非常丢人的脑袋，听他在那里大喊大叫，顺便提一句，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摇滚PARTY上，我们试奏一曲，正是徐通，在华杨唱完后一通猛敲，得我们在台上特尴，因为我们平时练习时没有这一段，未了，此人居然学着我的破录像带中的某个乐队的鼓手，把手里拿着的两支鼓锤儿扔向台下，台下站着黑的一片人群，我站在台前，挨着左边的那个喇叭，什么也听不见，但从人们的口形中好像看出他们不是跟着我们唱，而是在喊"下去吧"，片刻之后，叫人气的事情出现了，徐通那两只鼓锤被从台下扔了回来，幸亏扔回来了，不然我们还得凑钱买新的，这件事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陆然曲折地对华杨说，以后咱们不去PANTY了。

　　徐通站在他那一堆鼓后面，唱了一会儿独角戏，没有人接火，他又坐了回去，发似地狂敲起来，刘欣用手势制止住他，说："你烦不烦呀！"

　　徐通说："我不烦。"

　　刘欣说："那就敲吧！"

　　徐通果然又敲了起来。我走出屋子，看到华杨一个人站在前面不远的一棵树下，正在抽烟，这时辛小野和刘欣也走了出来，刘欣冲我说："咱孤立丫的。"

　　我们一行人往回走，华杨送辛小野回学校，刘欣自己走了，我回到安定门，推门进去，阿莱正在那里看我从陆然那里借来的一盘录像，叫做《卡门》，通盘都是西班牙舞，阿莱看得津津有味，见我这么早回来有些奇怪，按了一下暂停问我："你是不是没去呀？"

　　我说："去了，和徐通吵起来了，没劲。"

　　她说："怎么啦？"

　　我说："丫有病。"

　　阿莱说："至于嘛？"

　　我说："你接着看吧，没事儿。"

　　阿莱说："陆然来过电话，他说你要晚上回来没事就呼呼他。"

　　我呼了陆然，不一会儿陆然回电话，我问他："有事么？"

　　陆然说："没事儿。"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在哪儿呢？"

　　他说："在家。"

　　我问他："晚上喝酒吗？"

　　他痛快他说："在哪儿？"

　　那天晚上，在真武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陆然都喝得大醉，我们喝了不知多少瓶啤酒，陆然自己还喝了半瓶二锅头，他对我讲起了老X，看来华杨的消息一点不假，他和老X吹了。

　　看得出，和老X分手得他有些难过，从我的角度看，与其称之为难过，不如称之为不理解，他好像根本没有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就跟她完了，也就是说，他将永远没有机会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了，而老X离开我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下我永远不用再费心思去清楚她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我和陆然的区别。

　　陆然用了大约十分钟时间讲了讲他和老X的事，就在前天，他去老X的宿舍找她，她不在，于是给她留了一张条儿说他去一个摇滚派对了，令他非常不解的是，老X也在那儿，一只手吊在一个三乐手的脖子上，一只手端着一筒日本生力黑啤酒，用陆然的话讲，他于是"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冲过去给了那个乐手一酒瓶于反手又给了老X一记耳光，老X尖叫起来，跑到一边，那个乐手现在住在海军总医院，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一连气说完了这些，又喝了半杯啤酒，"可一点迹象也没有，哪怕是蛛丝马迹也找不到…这之前，我和老X一切正常，一星期前还在我那里练过一回，她像往常一样，既不对我特别温柔，也不冷淡，也没有对我说起过她又跟别人搞上了，就是那么突然，我也昏了头…到底出了什么事？"

　　陆然看着我，我低下头，陪他干了一杯，那一杯干完之后，他不再提老X的事，突然对我说起他想写的一首歌来，名字叫做《纯净海滩》，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不断向我提起纯净海滩，仿佛他正置身于纯净海滩一样。

　　纯净海滩是陆然梦想中的一片海滩，他坚持相信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海滩，海水碧蓝碧蓝的，白色的海鸥在上面飞翔，沙滩是白色的，平整得就像纸一样，上面连一丝海乌的爪印也没有，沙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天上没有云，在远方，海和天混在一起，分不出界线，那里没有人迹，海水涌起，冲上沙滩，粉碎成泡沫，泡沫很快就一个个破灭了，海鸟从海水中衔起一条绿色的水草飞上天空，长长的绿色水草就像丝一样从海水中被叼出来，连续不断，海鸟拖着那绿线越飞越远，直到看不见为止。

　　这就是纯净海滩的故事。

　　陆然醉得不成样子时，一手扶着桌面，一手端着酒杯，不停地给我讲他的纯净海滩，他的眼睛通红，不知是很久没睡觉还是喝得大多了。半夜4点钟，我们从饭馆出来，歪歪斜斜地一直走到礼士路口，截住了一辆出租车，开了没有十步陆然就叫司机停车，他跪在地上，把头伸出，哇哇大吐，我从另一边门下了车，站在路边也吐了，司机趁机骂了我们几句，把车开跑了，我们走上复兴门立桥，向西南方向望去，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发塔黑乎乎的伸向天空，街上这时已经出现了收班的环卫工人，有几个烧长跑的从我们背后跑过，汽车依！一辆辆飞驰而去，红色的尾灯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和陆然靠着桥栏干，大有点冷，喝了大量的啤酒之后，我们站在桥上不久就打起了哆嗦，我用手挡住了风，点燃一支烟，靠着陆然，他两眼紧盯着桥下，身体在轻微摇晃，在夜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在陆然和老X散伙儿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整个乐队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涣散状态之中，接连两个星期，乐队没有一点在一起合练的迹象，徐通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找到华杨，两人又去找到刘欣，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约到美术馆前面的一家饭馆，徐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看得出，他对那次吵架有些后悔，事到如今，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一群人一通真诚，在啤酒的泡沫中总算和好如初。

　　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多才分手，那时已是街灯火，天上不知何时下起了牛细雨，我们在饭馆门口分手，我没坐车，在细雨中徒步往安定门走，一路上，路边的小树叶上不断地掉下大颗的雨滴，淋得我身上全是水，我点燃的一支烟不久也被雨水浸得透，很快就折成了两截，我扔掉烟，慢慢悠悠地往前走，我的头有点疼，刚才我们叫了一瓶曲酒，最后给一口闷了，因此走着走着就吐了起来，吐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浑身无力，雨渐渐大了起来，路边的行人很少，那些穿着雨衣的骑车人匆匆从身边晃过，犹如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断线的风筝，在路灯下一晃两晃地转瞬逝去，雨中，一切显得影影绰绰，关门的商店的铁皮下拉门上也有大滴的雨水悄悄滑落，空气中充了冰凉的街道垃圾味儿。

　　前面一盏路灯不亮，下面的积水看不清楚，我过了马路，这时忽然肩头一凉，原来是雨水已经浸透了衣服，正碰上一辆108路车经过，我跑了几步，追了上去，上了车，买了一张票，车过了交道口，直奔安定门，这时，雨忽然发疯似的狂下起来，风把雨水吹得几乎是横着飘飞，看起来就像是一缕缕烟雾。车过了安定门立桥，在安定门站前停下，我见势不妙，没下车，跟着108路一直坐到和平里总站，下了车，又往回坐，总算是到了家，雨已经变小了，我跳下车，往家走，一不小心踩进一个水坑，鞋全了，还灌进不少泥。

　　电梯上，我浑身透，比平时重了不少，站在那里，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工夫脚下就形成两个小水洼，开电梯的老太太不地盯住我脚下直看，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一掏兜，发觉忘了带钥匙，我敲了几下门，希望阿莱在里面，可惜她今天没有来，我背靠门坐在地上，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只得又坐电梯来到一楼传达室，给学校阿莱宿舍打电话，打了很久才打通，通过听筒，我听到阿莱趿着鞋，达达达地走向传达室，拿起电话，问："谁呀？"一时间，她的声音显得又遥远又亲切，我告诉她，出门时没带钥匙，现在正在门外，阿莱说："活该！谁让你总丢三拉四的，我都上睡觉了，等会儿啊，我给你送过去。"

　　阿莱是乘最后一趟电梯上来的，把手里的钥匙抖得响，见了面，把钥匙往我手里一扔，说："开门吧。"

　　我们进了门，我洗了一个澡，换上一套干净衣服，阿莱靠在上，把两个枕头立起来，垫在背后，手里拿着一本《兔子跑吧》一目三行地看，不时用指尖沾一下唾沫翻篇儿，盖着毯子，下面出一双光脚丫，动来动去，不时从搭在边的椅子背儿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点什么吃的进嘴里，等我过去掏时就剩了一个空袋儿——是一包话梅。

　　我坐到边，从她手里拿过书，她两眼顺着我的手一直跟踪着那本书，我把书移到离她眼睛一米左右，她仍聚会神地看，等我把书再移远一些，她把目光移开，笑着望向我，说："这页看完了。"然后吁了一口气，冲我点点头："兔子，睡吧。"

　　我靠近她，伸手把她抱到前，她用手指指着我的鼻子说："别胡思想啊，时间还没到呢，差三天，大夫说的。"

　　"我不信大夫说的。"

　　"那就算了，今天吧，不过你得带这个——"她从椅子背上的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在我面前晃晃，是一盒避孕套。

　　我点燃一支烟："你没把官当话悔吃了？"

　　阿莱说："我吃了你带什么？"

　　"尼龙袜子行吗？"

　　"不行。"阿莱吃吃笑着说。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钟，天光大亮，我睁了一下眼睛，发现阿莱正坐在上看《兔子跑吧》，翻篇声不时传来，我感到口渴难耐，用肩膀碰一碰阿莱，阿莱看也不看我，随口问道："又想喝水？"我伸出手，阿莱从身边的头柜上递给我，我接过来，欠起身，一气喝下去，不料杯子里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水。"阿莱把空杯子从我手里拿开，说："等一下啊。"

　　我转一转身子，又沉沉睡去，再一醒，已是近中午了，阳光正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房间里飘着轻柔的音乐声，是甲壳虫乐队的《昨天》，我坐起来，墙上的石英钟的指针已指向11点半，从厨房里传出阿莱切菜的声音，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书柜上的玻璃都被擦过了，我昨天穿的被雨淋的衣服挂在阳台上，头柜上摆着～杯的水，我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完，这时阿莱笑盈盈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里面是几个苹果，把盘子往写字台上一放，对我说："还困吗？"

　　我摇摇头，阿莱走到写字台前坐下，用眼角斜对着我，做了一个怪相，把一个苹果拿在手里吃起来，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盘台式录音机的磁带，把甲壳虫换下来，换成"威猛"，拧大音量，顿时，屋子里响起刺耳的《舞前叫醒我》，阿莱自己冲我一笑，跳着消失在厨房，我在震耳聋的音乐中下了，到洗手间刷牙洗脸，又回到屋里把被子叠好，最后我来到厨房，阿莱正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削土豆皮，一边还跟着音乐轻轻摇动着，我拿了一个苹果，蹲在阿莱对面吃。

　　磁带放完了，啪地一声，PLAY键跳起，阿莱用水果刀在我眼皮底下迅速削完最后一个土豆，然后问我："爱吃土豆炖牛吗？"

　　"爱吃。"

　　"那么你得去帮我找那盘有《答案在风中飘》的磁带，里面有三首鲍狄伦的歌，我想带到宿舍听。"

　　"我找不着怎么办？"

　　"我找，你做土豆炖牛。"

　　我又回到屋子里，拉开抽屉找了起来，找到以后，我把那盘磁带放进阿菜的书包，阿菜晃晃悠悠地从外面进来，坐在椅子上："做好了，二十五分钟以后就能吃了。"

　　我们俩分别坐在写字台的一边，脸对脸，我打了一个哈欠："在我睡觉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

　　阿莱用眼睛把屋子扫视了一遍："都在面儿上摆着，还用说？"

　　我从枕边拿过那本《兔子跑吧》，在阿莱眼前一晃："看完了？"阿莱点点头，从抽屉里翻呀翻的，一下子翻出了一盒跳棋，阿莱用眼睛看定我，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有人说你在饭前总要输一盘才吃得香，是吗？"

　　我打开棋盒，把棋盘铺平，一面把红色的跳棋子一个个码上棋盘一面反相讥："有人又想一下午心情不好了，我真是爱莫能助。"

　　我们俩很快便在棋盘上斗起来，两军刚在中线附近对峙，厨房里响起了高锅的尖叫声，阿莱去盖高阀，我等她回来继续走，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是陆然。

　　"估计你就没去上课，怎么样，一齐吃午饭吧？"

　　"你在哪儿呢？"

　　"你们家楼下的电话亭子里，咱们去吃炸，怎么样？"

　　"还是上来吃牛吧，阿莱做的，已经快做好了。"

　　"行。"

　　陆然上来时我和阿莱已战到最后几步，我和陆然说话的工夫被她抓住一个空子，把后面一个拖得很远的伤兵给救了回来，这样，我最少输给她五步，我们收了棋，阿莱去厨房把饭菜一一端上来，陆然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四周张望着："怎么，真过呀？"

　　"可不是。"

　　"你们俩什么时候吹呀——好得叫人觉得那么不正常，现在我是看见生活幸福的人就不舒服，真想叫世上有情人都散伙儿…这听起来像不像一首歌？"

　　阿莱把盛着饭的碗一只只推到我们面前，我们吃了起来。

　　阿莱问陆然："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又听说老X和你吹了，我怎么觉得这两个消息那么矛盾呀？"

　　陆然哈哈大笑起来："阿莱，你再说老X一句坏话我就借你录像带，到我那儿挑去，想拿多少都可以，只要你看得下去，听周文说过，你就爱看电影，尤其是——"

　　我和陆然一同说："事儿拍的！"说罢大笑。

　　阿菜抬起头来看着我们俩："老X嘛，不就是会喇么？"

　　"行行，这就行。"陆然又笑了，"一会儿去我那儿挑罢。"

　　我对阿莱说："别奇怪，他这一段不正常，我们得纵容他。"

　　吃完饭，我们一起去陆然那里，阿莱挑了一批带子，有《去年在马里安巴德》，《金钱本》，《八又二分之一》，《钢板七雄》，《瓦戈医生》，《野草毒》，《杀人的夏天》，《金色池塘》等，阿莱在那里细心地挑，有的还放进录像机看一下以确定带不带走。

　　阿莱挑录像带的时候，陆然打电话把乐队的人都叫了过来，陆然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他在厦门的一个爱附庸风雅的酒朋友听说北京这边煽摇滚，问能不能去支乐队去他那个歌厅唱唱，陆然当即答应，价钱也谈好了，一天一人15块钱，小费全归我们，唱一个月，时间是暑假，路费也由他出，当然是到了那里再报销，我们只需在这段时间里多排出几首歌就行了。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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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队恢复了排练，而且练得相当艰苦，每天一放学，大家就直奔排练室，我写了三首歌，陆然写了五首，我们还排了几首专门在歌厅演唱的歌，有滚石乐队的《想你》，有《卡萨布兰卡》，甚至还有一首谁都会唱的《铃儿响叮当》，为了以防不测，我们还练了几首港台歌，赵传的，齐秦的，王杰的，罗大佑的，李宗盛的，等等，为了找这些歌的谱子，陆然东奔西走，累得够呛。要知道，1989年，港台流行歌曲在北京还被当做是时髦的玩艺儿，不像现在，说谁庸俗就说谁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