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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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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惑不解的事不止老X这一件,还有更多,总之,这些事情加起来的总和,给我一个印象,似乎事情和事情之间的联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似乎很难确定,那么,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我不知道。不仅我不知道,我发现别人也不知道,大家都依靠直觉和猜测生活。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就连和我最近的华杨借了我的钱也有不还的时候,而我呢,我自己呢,有那种被人们称之为一贯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理想终归要破灭,爱情终归要失去,我们的一切飘忽不定,并且早晚我们要死去,一切都是大梦一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是一种可怜可笑可悲可气的生物,有没有两可…总之,他妈的,我当时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多少次我独自一人遥望星空,发出长叹,叹息之余,又无可奈何。

  那个时期我做过一些梦,有一个梦至今还记得,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老极了老极了的山羊,钻在山里等死,眼里着泪水。四周的墙壁漉漉的,我站在那儿,看不到一丝光线,黑暗中,我叹着气,感到非常非常孤独。这个梦不知是我做出的,还是我从某本小说中读到的,反正我记住了它。

  大一快结束时的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后来也不好,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起来,这其中缘故颇多,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现象是——慢慢的,我变得有点麻木不仁,对人对事失去兴趣,我知道,这样一来,对我不好,对别人当然也不好,对什么都不好,但是,我不愿对别人说起这些,这些都是关于人生无聊空虚的一部分,讲不讲都没什么意思,是的,没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人生是丰富深沉的,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到的都是一些叫人气的东西,我讨厌沾沾自喜和垂头丧气的情况,我什么都讨厌,我无法平静,因为我没有死去。妈的!

  但我还是做出了一个叫我还算满意的姿态,也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惟一的要求,那就是强颜欢笑,对,就是它,强颜欢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命令自己强颜欢笑,因为我只能这样,因为我是一个正在表演的小丑,我对自己对别人都感到不好笑,我没有眼泪,没有欢乐,我什么也没有,甚至,我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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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在上中学时看过一本小说叫做《青春万岁》,看完后我就产生了到王蒙说的那个学校去班的念头,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学校,不知是因为那个学校经营不良倒闭了还是出了别的问题,归到底,我上了另一个学校,我上的那个学校比较差劲。但是,但是…

  有一天,我和华杨走在从教室到操场那条林荫路上,那是89年4月,树叶还未从树枝中拱出来,天空阴沉沉的像被贴上了一张!报纸,华杨的头发刚洗过,垂在脑袋上,伏伏贴贴,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一双从三五零一买的军警靴,牛仔的下沿挽在鞋子的高上,我围着一条我爸从苏联买的劣制围巾,穿一件国产软羊皮夹克,两手在兜里,华杨告诉我,陆然和老X吹了。我听了点点头,华杨也没往下说,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通往校门的甬道,出了学校,换了两次公共汽车,来到我们的排练房,除去陆然,大家都到了,我们开始排练一首叫做《永远不回家》的歌,徐通的鼓点老出问题,他敲得高兴了就爱卖一番,把鼓打得和音乐彻底失去联系,他自己还以为不错呢,我们都没有说他什么,直到他在一个小节上突然停住,对我和华杨抱怨说没配合他为止,华杨把电吉它往椅子上一放就走到门边,脚下不留心踢掉了电源头,我对徐通说:"你丫敲的是什么玩艺儿?"徐通就冲我一通嚷嚷,本来这是乐队在排练中时常遇到的小事,但那天徐通就像有病似的对我们疯狂指责,他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是个大笨蛋,这点不仅我们清楚,连陆然都清楚,徐通敲鼓忽快忽慢,忽强忽弱,有时突然消失,我们回头一看才知道,原来他在那里他那个鼻子…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不幸的是,徐通是个狂热的摇滚,平时我不来排练的时候,他老来,没完没了地练习,有时我们走在街上,我总设法不挨着他一块儿走,因为他的手就像多动症一样不停地上下摆动,叫人心烦,他长着~个大得足足有十斤西瓜那么大的一个脑袋,脸平平的,鼻子从脸的中央做然浮出,犹如大海中的一个小岛,眼睛小得不留心就会忽略过去,嘴巴和鼻子之间距离甚远,下巴特短,就如同被谁用锯锯掉了一样,后脑勺儿自上而下垂直而落,就像悬崖,别的乐队到我们这里来玩,听完我们演奏都说敲鼓的不行,我们谁也没把这话转告他,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他越来越自鸣得意,而且,就连我们也不放在眼里,陆然有一次差点又去找来一个鼓手,还是我们给劝住的,但这一切,徐通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追求,我知道他是怎么追求的,他一遍遍听那盘麦克尔·杰克逊的拼盘儿,照着里面的每一首歌的鼓点拼命练习,练得有点像了他就说自己又有了一个绝招,他的绝招不使也罢,一使出来就得大家都心慌意,刚认识他时他留着长发,现在变成了板儿寸,此时我们就面对着这个叫我们觉得非常丢人的脑袋,听他在那里大喊大叫,顺便提一句,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摇滚PARTY上,我们试奏一曲,正是徐通,在华杨唱完后一通猛敲,得我们在台上特尴,因为我们平时练习时没有这一段,未了,此人居然学着我的破录像带中的某个乐队的鼓手,把手里拿着的两支鼓锤儿扔向台下,台下站着黑的一片人群,我站在台前,挨着左边的那个喇叭,什么也听不见,但从人们的口形中好像看出他们不是跟着我们唱,而是在喊"下去吧",片刻之后,叫人气的事情出现了,徐通那两只鼓锤被从台下扔了回来,幸亏扔回来了,不然我们还得凑钱买新的,这件事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陆然曲折地对华杨说,以后咱们不去PANTY了。

  徐通站在他那一堆鼓后面,唱了一会儿独角戏,没有人接火,他又坐了回去,发似地狂敲起来,刘欣用手势制止住他,说:"你烦不烦呀!"

  徐通说:"我不烦。"

  刘欣说:"那就敲吧!"

  徐通果然又敲了起来。我走出屋子,看到华杨一个人站在前面不远的一棵树下,正在抽烟,这时辛小野和刘欣也走了出来,刘欣冲我说:"咱孤立丫的。"

  我们一行人往回走,华杨送辛小野回学校,刘欣自己走了,我回到安定门,推门进去,阿莱正在那里看我从陆然那里借来的一盘录像,叫做《卡门》,通盘都是西班牙舞,阿莱看得津津有味,见我这么早回来有些奇怪,按了一下暂停问我:"你是不是没去呀?"

  我说:"去了,和徐通吵起来了,没劲。"

  她说:"怎么啦?"

  我说:"丫有病。"

  阿莱说:"至于嘛?"

  我说:"你接着看吧,没事儿。"

  阿莱说:"陆然来过电话,他说你要晚上回来没事就呼呼他。"

  我呼了陆然,不一会儿陆然回电话,我问他:"有事么?"

  陆然说:"没事儿。"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在哪儿呢?"

  他说:"在家。"

  我问他:"晚上喝酒吗?"

  他痛快他说:"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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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在真武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陆然都喝得大醉,我们喝了不知多少瓶啤酒,陆然自己还喝了半瓶二锅头,他对我讲起了老X,看来华杨的消息一点不假,他和老X吹了。

  看得出,和老X分手得他有些难过,从我的角度看,与其称之为难过,不如称之为不理解,他好像根本没有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就跟她完了,也就是说,他将永远没有机会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了,而老X离开我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下我永远不用再费心思去清楚她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我和陆然的区别。

  陆然用了大约十分钟时间讲了讲他和老X的事,就在前天,他去老X的宿舍找她,她不在,于是给她留了一张条儿说他去一个摇滚派对了,令他非常不解的是,老X也在那儿,一只手吊在一个三乐手的脖子上,一只手端着一筒日本生力黑啤酒,用陆然的话讲,他于是"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冲过去给了那个乐手一酒瓶于反手又给了老X一记耳光,老X尖叫起来,跑到一边,那个乐手现在住在海军总医院,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一连气说完了这些,又喝了半杯啤酒,"可一点迹象也没有,哪怕是蛛丝马迹也找不到…这之前,我和老X一切正常,一星期前还在我那里练过一回,她像往常一样,既不对我特别温柔,也不冷淡,也没有对我说起过她又跟别人搞上了,就是那么突然,我也昏了头…到底出了什么事?"

  陆然看着我,我低下头,陪他干了一杯,那一杯干完之后,他不再提老X的事,突然对我说起他想写的一首歌来,名字叫做《纯净海滩》,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不断向我提起纯净海滩,仿佛他正置身于纯净海滩一样。

  纯净海滩是陆然梦想中的一片海滩,他坚持相信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海滩,海水碧蓝碧蓝的,白色的海鸥在上面飞翔,沙滩是白色的,平整得就像纸一样,上面连一丝海乌的爪印也没有,沙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天上没有云,在远方,海和天混在一起,分不出界线,那里没有人迹,海水涌起,冲上沙滩,粉碎成泡沫,泡沫很快就一个个破灭了,海鸟从海水中衔起一条绿色的水草飞上天空,长长的绿色水草就像丝一样从海水中被叼出来,连续不断,海鸟拖着那绿线越飞越远,直到看不见为止。

  这就是纯净海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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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然醉得不成样子时,一手扶着桌面,一手端着酒杯,不停地给我讲他的纯净海滩,他的眼睛通红,不知是很久没睡觉还是喝得大多了。半夜4点钟,我们从饭馆出来,歪歪斜斜地一直走到礼士路口,截住了一辆出租车,开了没有十步陆然就叫司机停车,他跪在地上,把头伸出,哇哇大吐,我从另一边门下了车,站在路边也吐了,司机趁机骂了我们几句,把车开跑了,我们走上复兴门立桥,向西南方向望去,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发塔黑乎乎的伸向天空,街上这时已经出现了收班的环卫工人,有几个烧长跑的从我们背后跑过,汽车依!一辆辆飞驰而去,红色的尾灯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和陆然靠着桥栏干,大有点冷,喝了大量的啤酒之后,我们站在桥上不久就打起了哆嗦,我用手挡住了风,点燃一支烟,靠着陆然,他两眼紧盯着桥下,身体在轻微摇晃,在夜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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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陆然和老X散伙儿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整个乐队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涣散状态之中,接连两个星期,乐队没有一点在一起合练的迹象,徐通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找到华杨,两人又去找到刘欣,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约到美术馆前面的一家饭馆,徐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看得出,他对那次吵架有些后悔,事到如今,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一群人一通真诚,在啤酒的泡沫中总算和好如初。

  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多才分手,那时已是街灯火,天上不知何时下起了牛细雨,我们在饭馆门口分手,我没坐车,在细雨中徒步往安定门走,一路上,路边的小树叶上不断地掉下大颗的雨滴,淋得我身上全是水,我点燃的一支烟不久也被雨水浸得透,很快就折成了两截,我扔掉烟,慢慢悠悠地往前走,我的头有点疼,刚才我们叫了一瓶曲酒,最后给一口闷了,因此走着走着就吐了起来,吐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浑身无力,雨渐渐大了起来,路边的行人很少,那些穿着雨衣的骑车人匆匆从身边晃过,犹如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断线的风筝,在路灯下一晃两晃地转瞬逝去,雨中,一切显得影影绰绰,关门的商店的铁皮下拉门上也有大滴的雨水悄悄滑落,空气中充了冰凉的街道垃圾味儿。

  前面一盏路灯不亮,下面的积水看不清楚,我过了马路,这时忽然肩头一凉,原来是雨水已经浸透了衣服,正碰上一辆108路车经过,我跑了几步,追了上去,上了车,买了一张票,车过了交道口,直奔安定门,这时,雨忽然发疯似的狂下起来,风把雨水吹得几乎是横着飘飞,看起来就像是一缕缕烟雾。车过了安定门立桥,在安定门站前停下,我见势不妙,没下车,跟着108路一直坐到和平里总站,下了车,又往回坐,总算是到了家,雨已经变小了,我跳下车,往家走,一不小心踩进一个水坑,鞋全了,还灌进不少泥。

  电梯上,我浑身透,比平时重了不少,站在那里,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工夫脚下就形成两个小水洼,开电梯的老太太不地盯住我脚下直看,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一掏兜,发觉忘了带钥匙,我敲了几下门,希望阿莱在里面,可惜她今天没有来,我背靠门坐在地上,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只得又坐电梯来到一楼传达室,给学校阿莱宿舍打电话,打了很久才打通,通过听筒,我听到阿莱趿着鞋,达达达地走向传达室,拿起电话,问:"谁呀?"一时间,她的声音显得又遥远又亲切,我告诉她,出门时没带钥匙,现在正在门外,阿莱说:"活该!谁让你总丢三拉四的,我都上睡觉了,等会儿啊,我给你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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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陆然和老X散伙儿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整个乐队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涣散状态之中,接连两个星期,乐队没有一点在一起合练的迹象,徐通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找到华杨,两人又去找到刘欣,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约到美术馆前面的一家饭馆,徐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看得出,他对那次吵架有些后悔,事到如今,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一群人一通真诚,在啤酒的泡沫中总算和好如初。

  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多才分手,那时已是街灯火,天上不知何时下起了牛细雨,我们在饭馆门口分手,我没坐车,在细雨中徒步往安定门走,一路上,路边的小树叶上不断地掉下大颗的雨滴,淋得我身上全是水,我点燃的一支烟不久也被雨水浸得透,很快就折成了两截,我扔掉烟,慢慢悠悠地往前走,我的头有点疼,刚才我们叫了一瓶曲酒,最后给一口闷了,因此走着走着就吐了起来,吐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浑身无力,雨渐渐大了起来,路边的行人很少,那些穿着雨衣的骑车人匆匆从身边晃过,犹如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断线的风筝,在路灯下一晃两晃地转瞬逝去,雨中,一切显得影影绰绰,关门的商店的铁皮下拉门上也有大滴的雨水悄悄滑落,空气中充了冰凉的街道垃圾味儿。

  前面一盏路灯不亮,下面的积水看不清楚,我过了马路,这时忽然肩头一凉,原来是雨水已经浸透了衣服,正碰上一辆108路车经过,我跑了几步,追了上去,上了车,买了一张票,车过了交道口,直奔安定门,这时,雨忽然发疯似的狂下起来,风把雨水吹得几乎是横着飘飞,看起来就像是一缕缕烟雾。车过了安定门立桥,在安定门站前停下,我见势不妙,没下车,跟着108路一直坐到和平里总站,下了车,又往回坐,总算是到了家,雨已经变小了,我跳下车,往家走,一不小心踩进一个水坑,鞋全了,还灌进不少泥。

  电梯上,我浑身透,比平时重了不少,站在那里,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工夫脚下就形成两个小水洼,开电梯的老太太不地盯住我脚下直看,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一掏兜,发觉忘了带钥匙,我敲了几下门,希望阿莱在里面,可惜她今天没有来,我背靠门坐在地上,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只得又坐电梯来到一楼传达室,给学校阿莱宿舍打电话,打了很久才打通,通过听筒,我听到阿莱趿着鞋,达达达地走向传达室,拿起电话,问:"谁呀?"一时间,她的声音显得又遥远又亲切,我告诉她,出门时没带钥匙,现在正在门外,阿莱说:"活该!谁让你总丢三拉四的,我都上睡觉了,等会儿啊,我给你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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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莱是乘最后一趟电梯上来的,把手里的钥匙抖得响,见了面,把钥匙往我手里一扔,说:"开门吧。"

  我们进了门,我洗了一个澡,换上一套干净衣服,阿莱靠在上,把两个枕头立起来,垫在背后,手里拿着一本《兔子跑吧》一目三行地看,不时用指尖沾一下唾沫翻篇儿,盖着毯子,下面出一双光脚丫,动来动去,不时从搭在边的椅子背儿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点什么吃的进嘴里,等我过去掏时就剩了一个空袋儿——是一包话梅。

  我坐到边,从她手里拿过书,她两眼顺着我的手一直跟踪着那本书,我把书移到离她眼睛一米左右,她仍聚会神地看,等我把书再移远一些,她把目光移开,笑着望向我,说:"这页看完了。"然后吁了一口气,冲我点点头:"兔子,睡吧。"

  我靠近她,伸手把她抱到前,她用手指指着我的鼻子说:"别胡思想啊,时间还没到呢,差三天,大夫说的。"

  "我不信大夫说的。"

  "那就算了,今天吧,不过你得带这个——"她从椅子背上的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在我面前晃晃,是一盒避孕套。

  我点燃一支烟:"你没把官当话悔吃了?"

  阿莱说:"我吃了你带什么?"

  "尼龙袜子行吗?"

  "不行。"阿莱吃吃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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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钟,天光大亮,我睁了一下眼睛,发现阿莱正坐在上看《兔子跑吧》,翻篇声不时传来,我感到口渴难耐,用肩膀碰一碰阿莱,阿莱看也不看我,随口问道:"又想喝水?"我伸出手,阿莱从身边的头柜上递给我,我接过来,欠起身,一气喝下去,不料杯子里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水。"阿莱把空杯子从我手里拿开,说:"等一下啊。"

  我转一转身子,又沉沉睡去,再一醒,已是近中午了,阳光正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房间里飘着轻柔的音乐声,是甲壳虫乐队的《昨天》,我坐起来,墙上的石英钟的指针已指向11点半,从厨房里传出阿莱切菜的声音,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书柜上的玻璃都被擦过了,我昨天穿的被雨淋的衣服挂在阳台上,头柜上摆着~杯的水,我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完,这时阿莱笑盈盈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里面是几个苹果,把盘子往写字台上一放,对我说:"还困吗?"

  我摇摇头,阿莱走到写字台前坐下,用眼角斜对着我,做了一个怪相,把一个苹果拿在手里吃起来,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盘台式录音机的磁带,把甲壳虫换下来,换成"威猛",拧大音量,顿时,屋子里响起刺耳的《舞前叫醒我》,阿莱自己冲我一笑,跳着消失在厨房,我在震耳聋的音乐中下了,到洗手间刷牙洗脸,又回到屋里把被子叠好,最后我来到厨房,阿莱正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削土豆皮,一边还跟着音乐轻轻摇动着,我拿了一个苹果,蹲在阿莱对面吃。

  磁带放完了,啪地一声,PLAY键跳起,阿莱用水果刀在我眼皮底下迅速削完最后一个土豆,然后问我:"爱吃土豆炖牛吗?"

  "爱吃。"

  "那么你得去帮我找那盘有《答案在风中飘》的磁带,里面有三首鲍狄伦的歌,我想带到宿舍听。"

  "我找不着怎么办?"

  "我找,你做土豆炖牛。"

  我又回到屋子里,拉开抽屉找了起来,找到以后,我把那盘磁带放进阿菜的书包,阿菜晃晃悠悠地从外面进来,坐在椅子上:"做好了,二十五分钟以后就能吃了。"

  我们俩分别坐在写字台的一边,脸对脸,我打了一个哈欠:"在我睡觉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

  阿莱用眼睛把屋子扫视了一遍:"都在面儿上摆着,还用说?"

  我从枕边拿过那本《兔子跑吧》,在阿莱眼前一晃:"看完了?"阿莱点点头,从抽屉里翻呀翻的,一下子翻出了一盒跳棋,阿莱用眼睛看定我,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有人说你在饭前总要输一盘才吃得香,是吗?"

  我打开棋盒,把棋盘铺平,一面把红色的跳棋子一个个码上棋盘一面反相讥:"有人又想一下午心情不好了,我真是爱莫能助。"

  我们俩很快便在棋盘上斗起来,两军刚在中线附近对峙,厨房里响起了高锅的尖叫声,阿莱去盖高阀,我等她回来继续走,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是陆然。

  "估计你就没去上课,怎么样,一齐吃午饭吧?"

  "你在哪儿呢?"

  "你们家楼下的电话亭子里,咱们去吃炸,怎么样?"

  "还是上来吃牛吧,阿莱做的,已经快做好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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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然上来时我和阿莱已战到最后几步,我和陆然说话的工夫被她抓住一个空子,把后面一个拖得很远的伤兵给救了回来,这样,我最少输给她五步,我们收了棋,阿莱去厨房把饭菜一一端上来,陆然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四周张望着:"怎么,真过呀?"

  "可不是。"

  "你们俩什么时候吹呀——好得叫人觉得那么不正常,现在我是看见生活幸福的人就不舒服,真想叫世上有情人都散伙儿…这听起来像不像一首歌?"

  阿莱把盛着饭的碗一只只推到我们面前,我们吃了起来。

  阿莱问陆然:"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又听说老X和你吹了,我怎么觉得这两个消息那么矛盾呀?"

  陆然哈哈大笑起来:"阿莱,你再说老X一句坏话我就借你录像带,到我那儿挑去,想拿多少都可以,只要你看得下去,听周文说过,你就爱看电影,尤其是——"

  我和陆然一同说:"事儿拍的!"说罢大笑。

  阿菜抬起头来看着我们俩:"老X嘛,不就是会喇么?"

  "行行,这就行。"陆然又笑了,"一会儿去我那儿挑罢。"

  我对阿莱说:"别奇怪,他这一段不正常,我们得纵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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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我们一起去陆然那里,阿莱挑了一批带子,有《去年在马里安巴德》,《金钱本》,《八又二分之一》,《钢板七雄》,《瓦戈医生》,《野草毒》,《杀人的夏天》,《金色池塘》等,阿莱在那里细心地挑,有的还放进录像机看一下以确定带不带走。

  阿莱挑录像带的时候,陆然打电话把乐队的人都叫了过来,陆然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他在厦门的一个爱附庸风雅的酒朋友听说北京这边煽摇滚,问能不能去支乐队去他那个歌厅唱唱,陆然当即答应,价钱也谈好了,一天一人15块钱,小费全归我们,唱一个月,时间是暑假,路费也由他出,当然是到了那里再报销,我们只需在这段时间里多排出几首歌就行了。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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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队恢复了排练,而且练得相当艰苦,每天一放学,大家就直奔排练室,我写了三首歌,陆然写了五首,我们还排了几首专门在歌厅演唱的歌,有滚石乐队的《想你》,有《卡萨布兰卡》,甚至还有一首谁都会唱的《铃儿响叮当》,为了以防不测,我们还练了几首港台歌,赵传的,齐秦的,王杰的,罗大佑的,李宗盛的,等等,为了找这些歌的谱子,陆然东奔西走,累得够呛。要知道,1989年,港台流行歌曲在北京还被当做是时髦的玩艺儿,不像现在,说谁庸俗就说谁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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