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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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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

  人丛里挤着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着一种奇异的A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A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

  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

  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着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着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

  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征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着队在他们旁边走,看着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征来的夫子太多了。

  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着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械擦得非常干净。对于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

  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

  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着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间的皮带挂着一只布包着的饭碗。扛着-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

  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仿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

  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着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

  背着A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着,带着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着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著白布长袍。

  “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

  “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

  “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

  “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上些稻草,暖和得多。”

  “脚上全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了一块火炭一样。

  这一个师团里像他这样的新兵占极少数,都是久历戎行的中共基本部队,与新收编的傅作义的兵搀杂在一起,便于监视他们。这一支军队从内地调往东北,路过上海的时候,才向他们宣布。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朝鲜。也并没有发动他们“志愿援朝”干脆就是把他们派到朝鲜去了。到了鸭绿江上的安东,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城,士兵们得到了命令,把他们前缀着的写明姓名与部队番号的白布条子拆下来,一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证章统统销毁掉。

  “你们现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了,”长官告诉他们。

  刘荃有时侯想:“在这许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倒是真正的志愿军。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作家魏巍写了一篇歌颂志愿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假使他知道真正的答案只是一个三反期间几乎被毙的我,大概会觉得然。”他不微笑起来。

  前面的军队又停住了,来到了河边,河上没有桥。水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朝阳中亮闪闪的。

  “走走!走走!”几个下级军官赶上去叱喝着。

  手榴弹掷到冰面上,砰然爆炸起来。连去了十来个,把冰炸开了。大家涉水过去,水不很深,但是奇寒澈骨,简直火辣辣地咬人。

  辎重与民夫留在山凹里,没有过河。

  晓雾已经散净了,前面是一片马粪纸似的黄平原,四面围着马粪纸的荒山。头上突然有嗡嗡的飞机声。

  有紧急的命令,大家分散成为四五个人的小组,继续前进。

  轰然一声巨响,地面震动了一下,左方涌起棕色泥土与火焰的泉,冲天直上去。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前面的一座小山。这座山头已经得而复失好几次。前面的原野就像一脸麻子似的,密布着一个个炮弹炸出来的坑。掘的壕沟一道又一道,把土地像搅冰淇淋一样搅得稀烂。

  作为目标的那座小山也只是目荒凉,没有什么树木,也不看见人。近山巅略有几棵高而瘦的白杨,很像倒竖着的扫帚,那一朝天生长的枯枝在晨风中摇摆着,在天上扫来扫去,把那淡青色的天空扫得干干净净的,一无所有,连一朵云彩一只飞鸟都没有。

  “轰!轰!轰!”接连几声巨响,就在他们背后。是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开始放,掩护进攻。但是仍旧看不出它们击的目标是什么,前面只是一座空山。

  头上的飞机又多了两架,呜呜地绕着圈子。但是部队冒险集合起来了,后面的大炮一声一声沉重地响着,如同古代的一个巨大得不能想象的战鼓,在后面催着他们进攻。

  正在纷纷爬上山坡,飞机投下了油酱弹,轰然一声,一蓬火往上一窜,队伍的右翼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红红的火焰四面溅出来,只听见一片惨叫的声音,闻见一股布臭,火焰在人们身上像飞云缭绕,从这个人身上跳到那个人身上,脸烧了起来。

  在混乱中,一部分人也仍旧继续往山坡上爬。这时候忽然吹起军号来了。现代化的军队在进攻的时候早已废除吹军号了,但是中共仍旧有时候利用它作为一种心理战术,造成一种异样的恐怖气氛,可以影响到对方的军心。那喇叭声由徐转急,是冲锋的调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厉紧张的感觉。

  “同志们!冲呀…!”连长高举起一只手臂,往前一挥,嘶声喊叫着,把末了一个字拖得很长很长。

  “冲呀!”许多人机械地齐声响应。大家开始奔跑起来,只顾气吁吁往前跑,此外什么都不理会了,眼睛也视而不见。刘荃的心在他喉咙管里敲打着。每一次呼吸一下,都快要绷破了肺。

  到了半山上,在可以看见山形的边缘上险陡的地方有人──头与肩的黑色剪影。子弹的小小的火光像一口痰似地直吐下来,在刘荃耳边掠过,发出蚊子的营营声。

  士兵们跑得快的和刘荃擦身而过。他们弯着,如同着大风奔跑,横绰着步-,-上的刺刀在光中银光闪闪。他们-喊得一个个的脸都走了样。“冲呀!…杀…杀…”

  刘荃的左臂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突然一阵麻木,他不得不用右臂去抱着它,像孩子们抱着洋娃娃的姿势。他明白他是中了一。这一停顿下来,刚才跑的时候不听见的声音全都听见了。简直像死而复苏一样,耳朵里轰然一声,突然听见那密密的机关声轧轧轧轧,弹的尖声呼啸,敌方的迫击炮发出那迟钝而可怕的“喀尔隆!喀尔隆!”四周喊杀的声音如同暴风雨似地沙沙响着。他觉得大家都疯了,张大了嘴叫着,歪着脸,脸庞像切掉了一瓣的西瓜。

  后面来了个大个子,差点把刘荃撞了一。那人向刘荃看了一眼,带着一种绝望的神气,仿佛他是一个木桩,站在那里挡着路。然后那人又-喊着跑了过去。刘荃被他这一撞,借着这势子就又绰着往前跑,也不管那只受伤的手臂了。他发现只要继续移动着就不要紧,因为跑的时候一切感觉都停止了,也不大听见什么,也不大看见什么。

  他不断地践踏着那些躺在地下的人。那些人就像是跑不动,躺下了。但是他看见一个识的兵士,头脑的前半部完全没有了,脑浆淋了一脸。也有些只是坐在那里,捧着肚子或捧着一条腿呻着,脸庞扭曲着,大颗的眼泪挂在腮颊上。大家跑得更快了,仿佛这些人有传染病。

  现在更是一片“杀…杀…”喊声震天。他先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喊着,像疯狂一样。

  崖上忽然用橡皮管子似的东西,隔着七八十码远向下面红红的火焰。刘荃也曾经听见说过联军有这种火器,大家提起来都谈虎变。

  山坡上成了火焰山。人声沸腾,但是那悲惨嚎叫不像人的声音,而是像马厩里失了火。里面关着许多马匹。

  刘荃在火光中看见大家往山下跑,他也跟着跑。

  这里已经溃退下来了,后面的人还是蜂拥着往上爬。上面的火海泛滥蔓延着,像是要追下来,声也更密了。在那大混乱中,刘荃已经跑到山脚下了,忽然接连两声“嘘!嘘!”鬼啸似的,两颗炮弹落在他几尺外的地方,忽然炸了开来。刘荃只觉得脑后和背上腿上都挨了沉重灼热的一拳。他倒下地去。

  许多人在他身边跑过。

  “担架!担架!”他叫喊着。

  有两个兵认识他,停下来把他拖到壕沟里去。他曾经教他们打霸王鞭,他们对他感情不坏。“刘同志,你在这儿等着吧,我们回去就叫担架来。”-

  声由稀少变为沉寂,显然这边的军队已经完全退去。刘荃面朝下躺在壕沟里,在那寂静中,他的创口的剧痛更加猖獗起来,痛得他一阵阵眼前发黑。那血腥气也使他作呕。

  那凸凹不平的土墙上停留着一抹阳光。他抬起眼睛来向前面望过去,突然震了一震。有一个笑的脸,离他没有两尺远,左颊贴在地下,眼睛似乎向他望着,又像是没有看见他。

  刘荃第一就联想到小时候听到的那些人首蛇身的蛇妖的故事。这张脸是完好的,而且是一个俊秀的年轻人,但是耳朵背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躺在地下的身体也只剩下了骨胳,骨头上血渍模糊。没有肩臂,没有左胁,腿骨却是完整的。大概是炸死的。爆炸的时候的一阵狂风把他卷到这壕沟里来。那张眉清目秀的脸微微仰着,机警地,上带着一丝笑意,仿佛正要发言的神气。

  那甜甜的血腥气更加浓厚了。刘荃一阵眩晕,失去了知觉。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一片漆黑与死寂,连犬吠声都没有。在那接近零度的寒冷中,他的创口痛得像刀割一样。

  担架竟没有来。

  壕沟上的天空像一条墨黑的小河,微微闪着两点星光,在云中明灭不定,也像灯光的倒影一样。

  他想到两尺外的那张微笑的脸,似乎向他嘘着冷气。他也想到野狗会被战场上的死尸吸引了来。朝鲜想必也有狼。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野兽。

  也许应当感谢他那几处创口,那痛苦永远唠唠叨叨嘀咕着他,一刻也不停,使他没有多少机会想到别的事。

  天终于亮了。战场上声息毫无,抬担架的到这里绝对没有危险的,但是仍旧没有来。他们忘记了他了。

  忘是不会忘记的。他相信那两个兵一定会把话带到。干脆就是他们丢弃了他。

  在这荒原上,因为毫无荫蔽,到了中的时候,太阳竟是很热。他口干得难受,像是嘴里可以出火来。

  那微笑的脸开始腐臭起来。

  由天亮到天黑,由天黑又到天亮,倒已经好几次了。这世界完全遗忘了他,唯一没有忘记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伤口,永远无休无歇地待他,给他受酷刑。现在又加上了口渴的苦刑。

  挨到第五天上午,他仿佛整个的人只剩下一只肿得多么大的舌头,像一只极大的软木,含在嘴里。

  天气非常晴朗,壕沟上出一条碧蓝的天,正像一道深深的溪涧,水得很急,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层花似的白云。他仰着脸望着,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冰凉的白沫溅到他脸上来。

  他忽然像是听见齐整的步伐。在地底下听脚步声的确是比较清楚。渐渐地,他可以辨别那脚步声的方向了。是从后方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人。人数很多,想必总是再一次要攻占这座山头。

  他紧张得又进入半昏状态。

  已经有许多人烘烘的跳到这壕沟里来。他很愿意闭着眼,仅只让这温暖的人在身上冲洗着,但是他不得不勉强使自己开口说话。他心底里有一种恐怖,怕他们把他连那微笑的死尸一同扔出去。

  “同志,你是哪一连?”他微弱地说。

  “一百三十三营七连,”一个青年说,一面俯身望着他。这人眼睛深而黑,长长的脸,穿著黄布棉大衣。

  “我是八连的。有水没有,给我一点。五天没喝水了。”

  “我们路上喝完了,一滴也没有了。”

  他们都很惊异,他一个人留在壕沟里五天之久。那青年是一个班长,名叫叶景奎。他看了看刘荃身上的伤,没说什么,拿出一卷不甚干净的纱布来,替他包扎了一下。

  “得很,出了蛆了吧?”刘荃说。

  “还好,可是不能再耽搁了。”

  一定溃烂得很厉害,叶景奎很快地摸出香烟来,在土墙上划着一洋火,点上了着,驱除那腐烂的气息。

  “你渴,自己溺泡喝吧──没办法,”他说:“有没有?”

  他嘴里衔着香烟,帮着刘荃把带上系着的饭碗解了下来,又扶他起来,小心地将溺在那只碗里。

  刘荃喝了一碗,稍稍解除了舌头与喉咙的烧痛。过了一会,他又喝了一碗。

  士兵们还在那里打扫壕沟,阴郁地,清除那一堆堆的粪便和尸骨。

  “都是新兵。”叶景奎向他们看着,眼睛里带着落寞的神气。“这回是百分之百的补充,七连整个的牺牲了,”他低声说。

  “我们八连大概也没剩下多少,”刘荃说。

  “人家的火力真厉害。我们这完全拿血去拚。”叶景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几块军用饼干。他估量了它一下,拿出了三块递给刘荃。“你这些天都没吃东西吧?这比炒面强,有营养。”他所说的炒面是一种焙热的面粉,他们常带著作为干粮。

  “你留着自己吃。”

  “唉,吃吧。”叶景奎叹了口气。“大家都是一样。”他的叹息像老年人在冬晨的咳嗽一样,只有一种寒冷之感,并没有感情的成分。

  “你多留两块。”

  “吃吧。”叶景奎硬把那饼干在刘荃的手里。

  刘荃缓缓咀嚼那铁硬的棕黄的饼干也辨不出滋味来,但是到了肚子里,像烧酒一样地暖肚。“有什么消息吗?叶同志?”他问:“打得怎么样了?”

  叶景奎坐在地下,把他那暖帽的两只护耳的翅膀翻了上去,疲乏地微笑着说:“还在这儿攻这座山头。这次我们有命令,要打到最后一个人。”

  刘荃默然地吃完了他的饼干。

  “你是哪儿人?”叶景奎说。

  “河北。”

  “我是河南人。”

  “你是不是员?”刘荃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不是,”他的声音变得冷淡而僵硬起来,仿佛被触着了什么隐痛似的。然后他说:“你呢?”

  刘荃摇了摇头。

  叶景奎把手搁在他肩膀上,像是要说什么话。稍稍沉默了一会,他说:“我劝你还是爬回去吧,回到后方去。趁现在还没开火。”

  “好,我可以试试。”

  “还渴吗?再喝碗。”

  “溺不出来了。”

  “试试。”

  试了一会,一点也没有。

  “你要真拿我当自己的亲弟兄,真要救我的命,你给我一碗喝,我喝了马上就走。”刘荃这样说着的时候,不知怎么竟下泪来了。

  叶景奎什么也没说,就照办了。

  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带解下来,帮着刘荃把棉大衣用两皮带绑缚在身上,爬行的时候免得皮肤被擦伤。

  “快走吧,”他说:“自己当心。”

  两个兵帮着把刘荃托起来,送到壕沟外面。刘荃也没有说再见,就挣扎着向阵地外爬去。

  这区域整个地像一个庞大的拖拉机刨过了,把泥土全部彻底地翻了一遍。一草都没有。遍地都是烧焦了的苍黑色。

  一望无际都是那黑苍苍的原野。他想起叶景奎来。在这样无边的荒凉中,还会有人间的温暖,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想他这辈子不会再看见他了。但是谁知道呢,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许他们都会活着回来,又会遇见也说不定。但是他想起崔平与赵楚,又觉得还是从此不再遇见的好。再来一次三反、整风,他们说不定也会互相诬告陷害,自相残杀。

  往前挪动一步都是痛彻心肺,但是他竭力忍着痛往前爬。那荒原上光塌塌的,一点标志也没有,他疑心他一定已经失了方向。有时候隐隐听见炮响,他就停下来仔细听着,辨别前线在哪一方。

  他到哪里都被痛楚的火焰烧灼着。原野那样广阔,但是似乎是有一条蜿蜒的火的小径在前面等着他。

  爬到广原上燃烧着的一缕野火,静悄悄地在地面上延烧过去,有时候像是熄灭了,却又冒出一缕红红的火焰,蜿蜒前进。

  但是终于熄灭了。

  两个放哨的南韩兵士走过那里,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仅只是一捆烂棉花浸透了血。

  但是他还呼吸着。两个兵士抬着他走的时候,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们正在过河,那小河蓝汪汪的,水面上浮着的一块块薄冰得很急,叮当作声。他知道那水一定是寒冷得啮人。那两个兵士自己涉水过去,却把他举得高高的,不让水溅到他身上。刘荃当时也并不觉得惊异。他只想喝水。他喉咙完全喑哑了,想做一个微弱的手势也力不从心。那小河在他下面,也就像壕沟上的蓝天一样地遥远。他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

  在南韩军队的司令部,有看护给他把伤口消了毒,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了他小半碗饭,半杯水,警告他不能多喝水。由译员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怎么会往联军的阵地后方出现。

  然后他们用吉普车把他送到汉城,那里有一个联军的医院。医院里的人把他的衣服全了,周身洗涤过,伤口腐臭得可怕。刘荃自己以为决无生望,在共方看见伤势比他轻得多的,也都被认为无法治疗,不给医治。

  他照了X光,经过验伤的痛苦,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躺在上,病室里排列着许多,都是各国的伤兵。他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联合国兵士穿的一样。他隔壁上也是一个中共的战俘,是广西人,彼此言语不大通。那人似乎伤势比他还要沉重,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但是他们不断地给他血浆,一天给他打许多次针。

  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

  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着,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盘。她吃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

  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

  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

  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着数着就胡涂了,又得重新来过。

  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望塔,架着机关。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是在消逝着,已经由冬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

  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于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着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

  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

  “把腿还我!”他狂叫着:“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

  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着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着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

  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着人家宰割。”

  “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着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万岁!”

  “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出去打破了窗户,-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员干部,初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他全心全意献身给,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了一种幽暗魅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泽东!打倒共产!”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刘荃这时候已经坐在解释帐篷里了:“…你的父母都在等着你回去。你回来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祖国需要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刘荃一语不发,扯了扯他的衣领,仿佛窒息似的。

  “你这样年轻的人,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你应该回来为祖国服务。”

  “我要回去,”刘荃突然说。他激动得厉害,他希望他的声音不太颤抖。

  “好极了,你回到祖国的怀抱!”那解释员满意地说:“你从这扇门出去。”

  刘荃站起身来。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叶景奎今天晚上回到营地里,不看见他回来,一定以为他意志薄弱,信了共产的花言巧语,被骗回去了。他知道叶景奎会觉得愤怒、鄙夷、失望。

  其实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是一直没能告诉叶景奎。他为自己选择的这种工作,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少告诉一个人好一个,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例外。

  叶景奎是他最后的一个朋友了。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实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把心一横,最后的一点友情也就这样丢弃了。

  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惨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当然这种工作危险的成分非常大,被杀害只是迟早间的事。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他向那扇门走去,在那短短的几步路里想起了许多事。不能得到叶景奎的谅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他的那把菜刀,那是他用马靴的脚背上那块金属品改制的,叶景奎似乎很喜欢它,可惜忘了给他留下。他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口刀,觉得非常惆怅。

  “再见了,叶景奎,”他在心里说:“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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