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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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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资料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资料,也只好拿了去搪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化。穿著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仿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没有,唱到『那一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前的口袋里一。“这是全国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叠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仿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著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著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仿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面就看见那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粉笔写的,把当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仿佛带着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着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它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着,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于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于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着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着一颗很大的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着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着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仿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着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着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于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着。跑马厅的一角矗立着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泥潭上架着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昂的演说,只要隔着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着一辆卖冰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冰吃。

  “嗳,帮我拿着──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着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着。戈珊从没有当着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看。

  她随即挽住他的一只手臂。“你怎么不给介绍介绍?”

  “这是黄绢同志。这是解放报的戈珊同志,”他向黄绢说。

  戈珊哦了一声,说:“是黄同志!什么时候从济南来的?”

  “刚来没有几天,”黄绢笑着说。

  “你兜里有烟卷没有?”戈珊问刘荃。他因为天气热,把上衣了下来搭在肩膀上,戈珊不等他回答,就熟悉地把手到他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来,拍出一支点上了着。“黄同志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文汇报。”

  “你们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刘荃说。

  “应当交流经验,”戈珊微笑着说。

  黄绢说:“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当向戈珊同志学习。”

  “你太客气了。几时有空上我那儿去谈谈,叫他带你来。”她又别过脸来向刘荃笑了笑。“你几时来吃火腿汤?你不是说这一向很馋么?”她把火腿又接了过去,单和黄绢一个人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

  在片刻的沉默后,黄绢说:“她怎么知道我是从济南来的?”

  “我老写信到济南去,报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些人也真爱管闲事,”黄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在他旁边走着,不知不觉地偎得更近一点。刘荃觉得非常惭愧。

  “她跟你很?”黄绢又说。

  “她跟谁都是这样,”刘荃很窘地笑着说:“听说她以前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仿佛这解释了一切。

  “她倒是一点也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黄绢吃完了冰,掏出手帕来在手上擦了擦,随手就递给刘荃擦手。

  他知道她一点也没有疑心。也许因为在她的眼光中,戈珊的年纪和他们相差太远,看上去比他至少大七八岁。

  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在韩家陀搞土改的时候,她似乎对农村的女孩子二妞很有一点妒意。其它和二妞一点也没有什么。现在她倒的确是有妒忌的理由,却一点也不疑心。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吧。

  但是他再转念一想,那时候她容易多心,是因为他对她还没有确切的表示。自从他明白地表示过他是爱她的,她就绝对相信他,再也不能想象他会爱上别人。她对他这样信任,他更应当觉惭愧,他想。他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他本来以为他和戈珊已经完了,但是看戈珊今天的态度,却好象她并不是这样想。她忽然做出那样亲热的神气,不论她是有意旧重拾还是仅只为了要破坏黄绢和他的感情,反正他无论如何得要向她解释一下,不能再这样藕断丝连地下去了。

  在报馆里说话不方便,这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应当到她家里去。但是这两天恰巧又有一件突击的任务了下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门,帮着张励整理一些文件,实在走不开。下午又有一个会议,把他叫了进去担任记录。开完了会出来,张励告诉他:“刚才戈珊打电话来找你。”

  “哦,她说什么事吗?”刘荃做出很随便的神气,这样问了一声。

  “没说什么。”张励坐在写字台跟前,忽然抬起头来向他笑了笑。“你小小点,这女人不是好惹的。”

  刘荃稍稍呆了一呆,但是随即笑着说:“我知道,戈珊这人相当厉害,也真会利用人,我成了他们报馆的打杂的,什么都往我头上推。”

  张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方才说:“她的工作态度想必是很认真的,可是听说私生活方面…”他又笑了一笑:“听说作风不大好。这样的女人搞上了是很有危险的。真的。你得当心。”

  “我怕什么?她还会看上我吗?”刘荃勉强笑着,用说笑话的口吻说。

  张励只是微笑。

  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刘荃无法判断。也许他仅只是猜测。也可能他仅只是认为戈珊在追求他,善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可惜嫌迟了一步。刘荃不由得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他好容易出一点时间来,到戈珊那里去。

  “噢稀客!今天怎么有空来?”她开门的时候说。

  那黄昏的房间里似乎有一股酒气,他一进门就踢着一只玻璃瓶,听见它骨碌碌滚开了。

  “你是不是马上要上报馆去?”刘荃问。“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坐下来说吧。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跟你那黄同志吵了架了?”

  刘荃坐了下来,微笑着下帽子来放在桌上,没有回答。

  “她疑心了是不是?”戈珊倚在窗台上,偏着头望着他微笑,伸出一只脚来拨着地板上的玻璃瓶。

  “她没有疑心。”

  戈珊突然把那酒瓶一脚踢开了。“哦,有这样胡涂的人?──倒便宜了你!”她虽然笑着,当然他知道她是很生气,而且在这一-那间他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也和他一样猜想到黄绢不疑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年纪比他大得多。

  他看见她很快地向镜子里望去。那镜子在那昏暗的房间里发出微光。她像是在夜间的窗口看见了一个鬼,然而是一个熟悉的亡人的面影,使她感觉到的悲哀多于恐怖。

  但是这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随即对着镜子掠了掠头发。她还是很美丽的。她笑着走过来,从沙发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吻他的头发。她忽然有一个新的决心。光为了赌这口气,也得把他抢回来。

  “不要这样,”刘荃扳开她的手。“我们早已完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着在他脸上吻着“是吗?我倒不知道。”

  刘荃很快地推开了她,坐到一边去。“我今天来就为了跟你谈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她又粘了上来。

  “我们是纯洁的。”

  “我真不信了!你现在学坏了,还能像从前那么傻?”

  刘荃自己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那样生气。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好,连黄绢也联带地被侮辱了。他用力推开了戈珊,站了起来。

  她也变了脸。“这又是生的哪一门子的气?”她冷笑着说。“何必这么认真,大家都是玩玩,总有玩腻的一天──这种事都是双方的,你腻我不见得不腻。老实说,真受不了你那-唆劲儿,疑心病那么大,简直像疯子似的。要不是嫌你那脾气讨厌,我早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你想。我要是愿意要你,一百个黄同志白同志也没有用。你别以为自己主意大得很,哼!我别的不成,对付你还对付得下来,我告诉你!”

  说到最后两句,她把刘荃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向他那边一遍,显然是要他立刻就走。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她这里已经不耐烦起来了,随手就把帽子向窗外一丢。“哪,快去,快去捡去!”她笑着说,那口吻很像一个驯狗的人把一样对象-得远远的,叫狗去拾回来。她狂笑起来了。

  刘荃向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他从那天的楼梯上走下去,在街沿上拾起他的帽子,弹了弹灰。

  他知道她是愤怒到极点。他现在对于各阶层的干部的内幕比较熟悉了些,大家怎样互相倾轧看得多了,他知道她有很多报复的机会,心里不免时刻提防着。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除了在报馆里每天见面有点觉得窘,此外也并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之后,他渐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栗栗自危。

  十二月初,开始调“政治清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员干部,到市委组织部去参加三反政策学习。刘荃也在内。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又回到报馆里的工作岗位上。

  解放报也像一切机关与公共团体一样,实行“排班制度”从领导干部到工役,都把姓名排列起来,先开小组会,再开全体大会,进行坦白检讨。

  刘荃占便宜的是他职位既低,又不处理财务,没有贪污的机会。又是单身一个人在上海,他家里在北方还可以勉强度,他的薪水是供给制,向不寄钱回去,上海也没有什么戚友来往,一切嫌疑都比较轻。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依旧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发言,骂得他体无完肤,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套在他头上。幸而刘荃在三反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窍门,所以相当镇静。他记得陈毅市长的话:“三反斗争将要像狂风暴雨似的打来,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要受到暴风雨的侵袭,然后始能确定谁能够存在,谁需要淘汰。”他等大家尽量地提过了批评之后,再度坦白了一次,拣那些不太严重的罪名,大致都承认了,宣称以后改过自新,也就算“过了关”了。

  又接连检讨了好几个人,才轮到戈珊上台去坦白。她态度非常老练,口齿又流利,侃侃地暴自己的思想状况,揭发自己的功臣思想,自由散漫作风,浪费的倾向。

  台下早已闹然叫了起来:“完全避重就轻,都是些蒜皮的小事!”

  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叫着:“戈珊同志!大家都知道你腐化堕落,私生活不严肃,还在搞旧社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你还不彻底坦白!”

  “今天非得整她一整!”另一个角落里又喊叫起来。

  “非斗倒她不可!”

  “这还是员呢!”

  “打倒腐化份子!澄清的队伍!”

  戈珊依旧含着微笑,把她的列宁服袖口里出来的一截大红绒线袖子往上腋了腋,等着这一阵喧嚷静了下来。“大家对我提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护。我非常惭愧,至今的意识里还存在着若干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有自由浪漫的倾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又养成了游击作风,所以我在男女关系上,虽然是以同志爱为出发点,但是结果超出了同志爱的范围,发生了暧昧行为。身为员,不能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反而破坏的威信,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不过我仍旧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愉快地自动地洗掉身上的-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

  一席话说得非常漂亮动听。她说完之后,竟有片刻的静默。但是随即有人高声叫着:

  “不行不行!坦白得不够具体!”

  “是谁跟你有暧昧关系?快坦白出来!”

  “马上把名字宣布出来!”

  本来他们对戈珊一开始攻击,刘荃已经紧张了起来,现在索一步步地到他身上来了。他知道戈珊的爱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她恨他。而且把她的爱人名字坦白了出来,以后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来往了,而他是已经和她断绝来往了的,正好拿他来挡一阵。

  偏偏他刚才已经上去坦白过了,而并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再被检举,更是罪上加罪。但是刘荃竭力叫自己镇静些。究竟干部搞男女关系并不是什么滔天罪行,他对自己说。可是一被揭发,黄绢不久就会听到这回事,她不知道作何感想?如果是他自动地告诉她,或者还有希望得到她的谅解,然而他一直没有说,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机会。

  “快坦白!快宣布出来!”喊声一阵高似一阵,像暴风雨的呼啸。大会已经连开了三个钟头,这些疲倦的人们在这黄案件得到了片刻的兴奋与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着,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着。

  “好,我坦白,”戈珊终于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于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着后排。他被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支部,当天晚上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蓝方格围巾,穿著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象相当严重。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主席都还『留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的红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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