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母亲回家，家里比平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旧熬了个酸菜汤。

　　我在楼上拖地。说拖地不过是把弹丸大的空地，降降温。两张木板几乎把阁楼的空间占，一张矮小方桌，我学习的时候才架起来放在电灯下。常常忘了拆，人经过得侧着身子。地板薄，二层夹板里，耗子在里面不停地跑着。我尽量把拖把的水拧干，以免水直穿过地板，滴到楼下正屋。敞开的天窗没有引来风，刚洗了澡，又是汗腻腻。

　　“六六，下来吃饭。”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着拖把水桶，走出来。从木廊望下去，四姐碗里的菜，香，绿绿的。她脸瘦了一圈，可能是因为当建筑工人，天天晒雨淋，面颊皮肤紫红得象个农妇。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条，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齿不整齐，我们姐妹几个牙齿都长得挤挤歪歪。“换牙齿时尽吃泡酸萝卜，不听话。”母亲骂我们。

　　我下楼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刚端起饭碗，五哥悄声无息地进屋，在靠门右侧洗脸架那儿洗手。他的背影象个女孩，肩比较窄，头发也不象三哥那么浓密，五官长得细巧，但上嘴有道明显疤痕。五哥生下来，上嘴就豁，吃东西时裂得更开，样子很丑。母亲看着伤心，就怪父亲，说父亲在她怀五哥时，在家门槛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别砍，他不听，还砍得更来劲。

　　半岁时五哥在地区医院作合手术，手术做得太差，针线，拆线又马虎，伤口感染，嘴正中间留下一条很不美观的痕迹。他大我四岁，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晃然一看，却比我还象孩子。他尽量不开口，比父亲还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会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厂做电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没有便船就走二个半小时山路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一家五口围着桌子吃饭。

　　院子里的人，喜欢到院门外的空坝和石阶上去吃，邻居乡亲，互相不必请就可以挟对方碗里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对准对方脸，破口大骂。火一点爆，碗就扣在对方头上，稀饭混着血往下。马上，就街是边看闹热边吃饭的人。

　　桌上清汤寡水，不值得挤在一起，父母却不允许我们端着饭碗到处跑，倒不是我家特别讲礼，而是尽量躲开邻居。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愿呆在家里，我们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着，不象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门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过几条街，吃到江边去。

　　五哥端着饭碗，坐到堂屋里一张矮凳上，紧靠房门。

　　母亲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就开始说，她才五十三岁，厂里人事部门说她病多，要她提前二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领一点儿津贴。

　　屋子里的人都握着筷子，停住吃饭。我问母亲，那样一月有多少钱？

　　“二十八块不到。”

　　见我们没说话，母亲又说“以前二十八块钱还管用，现在就不值钱，工资、退休津贴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来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补习班，就缴掉二十块，读书有啥用？我们家既没钱又没路子，供养不起你再上学。”

　　母亲在上星期天也提过退休缺钱的事，让我别再考大学。但这次话几乎说绝了：希望我马上去找份工作做，补贴家里。大学教育是个无底，再负担我四年的学习生活。哪怕读完大学，没后门，毕业后只能“服从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么鬼地方。我们全家工人“权”与我们从来没一点儿缘。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也不用象以前去江边挑沙子卖钱。我们家生活与我生下时没有实质改变，邻居有办法的都统统离开这破院子，我们却在老地方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母亲说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们一生就为儿女操劳，假如家里稍微有点钱，父亲的眼睛就不会坏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有点钱，重庆的医院治不好，还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医院去治。母亲一边念叨，一边给父亲挟一筷子四季豆。

　　我从小就发誓：等我长大后，我什么都愿去做，什么都舍得，只要能有办法让父亲的眼睛医好。但在这时候，我哑口无言了。

　　母亲没看我，心思很。桌上酸菜汤汤已见碗底，酸菜余下不少，母亲往父亲碗里挟。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挟菜给我。”父亲的浙江口音说快了，本地人听不清他的话，但我听得懂。父亲说“六六要读书，就让她读，你不是也说过，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亲不爱说话，但一两个字就点中了要害。

　　“这事你别多嘴。”母亲寸步不让。

　　我气得起身离座，搁了饭碗，就往阁楼走。

　　2

　　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退让，反使我情绪反应更强烈：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面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怒，刺刺冒火，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杀人的计划，放火的打算，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结束自己的计划。总之，让亲属悲痛绝悔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想到没有我以后种种凄凉的场面，连我自己也觉得值得好好伤心。

　　这么一路想下去，我竟然会感到伤害的切实，觉得肝和心脏在一块块爆裂，往我的胃道着鲜血，沿着食道往上猛升，然后我的喉咙堵住，气透不过来，咯咯地冒着血腥的泡沫。有时，我感到我的肠子痛苦地绞起来，打成一个哪个医生也解不开的怪结，肠子里的东西往两头挤，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冲到嘴里。急得我赶快去找药，父亲的小药箱里有一些保治百病的药：桂皮金灵丹，牛黄解毒丸，银翘上清丸等等。

　　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说肠胃不舒服。他焦虑地看看我，帮我找他认为合适的药丸：清火的，驱风散热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药我赶快走开，不想告诉他肚子怎么又会突然难受起来。

　　过后，父亲爬到阁楼上来，问我好些了没有。

　　他好几次说，不要紧，你这肠胃是生下来的毛病：你恰恰擦边躲开了饿肚子的三年最困难时期，是福气。但这边擦得够重的。你在娘胎里挨了饿，肠胃来跟你要债。为了让你母亲不挨饿，也就是让你不挨饿，这一家子淘了多少气，伤透了脑筋。

　　从我的生日推算，母亲怀上我时，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七百万人，全国饿死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黄不接”的春天。

　　对这场大饥荒，我始终感到好奇，觉得它与我的一生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使我与别人不一样：我身体上的并精神上的苦闷似乎都和它有关。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夹在二个悬崖间的小索桥。我摇晃着走在这桥上时，刮起一股凶险的大风，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眼睛移开了去。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双手狠抓头发，静止在那儿，过了一阵才开口：“别相信你的，别相信你的骨头，把石头扔进腹中。灰火咝咝作响时，我们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

　　我吓得呆住了，他朦朦胧胧的怪话，在我听来，比具体的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

　　过了很久，他才平静下来。我才知道，他个人开始挨整，就是在那时候写了一封信，向有关部门反映四川饥馑的现实情况。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而我还没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门，他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拘押检查。他写的只是说这场饥荒是干部造成的。干部们都讨好上级，往上爬，集体哄瞒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一连好几年坚持谎报特大丰收，饿死多少人，没见一个人承担责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说这些事的，他们软弱而善忘，他们心宽而不记仇。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二年中一直忍着饥饿，剩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二斤，节省给本省二斤，节省给本市二斤，节省给本单位二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麦粉之类的东西。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饥荒一向是水土失的黄淮河域的事，在长江和嘉陵江经的肥沃土地上，粮食从来象年轻人的发一样茁茁壮壮。

　　我们家的五个孩子，都在生长发育期，个个都是抢着要吃。

　　要吃，也有办法：买高价饼，一个饼要二元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二天的工资。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也只能每个人半个。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两头，便有公安局带着手铐，将我们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人铐走。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说野猫溪一带的人，十有七八做过偷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过份。为了填肚子，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响当当拍膛说：我们家一清二白。我们六号院子里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轮换着出出进进，才使一家人没饿坏。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到。老百姓能自己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出里面一层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吃下充饥。那年四川树木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蓝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大姐带着弟妹们，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她让弟妹们在草里找，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农民守命似地守着几棵菜，一发现就拿着长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篓里，偶尔才有点又老又硬的菜。

　　三哥决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于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转，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他靠江吃饭，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么象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跟着目标不舍。直到把那东西捞回岸，带到家里，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去掉腐烂的部分，做上几口菜。有时，还能捞双破凉鞋，拿到收购站去卖几分钱。

　　他不是总那么幸运：江上大部分时间只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两手空空，回家还得受大姐嘲笑。但他还是幸运者，有不少用这种方式寻食的孩子葬身江底——从西藏雪山一路奔下来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彻骨，在水里一旦筋就很难游上岸，眼睁睁被江水卷入漩涡。这些孩子，本来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

　　一个孩子用各种方式采集回来一点可吃的东西，有功当然有权多吃。三哥从江里捞回一把菜叶萝卜缨的那天，他的脸骄傲地在家人面前转动，吃东西时，故意发出响亮的声音。哪怕一家人，每个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时他们还为互相偷藏起来的食品，吵闹大打出手，大姐个儿最大，吃亏的自然不是她。

　　偶尔从船上回家的父亲挥着瘦削的手臂，用竹赶散扭打的孩子们。父亲吃得最少，有权威。

　　3

　　这城市有个动物园，有一头华南虎，已经绝灭的珍贵品种，按规定供给活物。即使灾荒日子，全省就她独一个华南虎，也得优先照顾，就象所有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按等级得到特殊待遇。负责饲养老虎的是一个矮个子。他和凶猛暴戾的老虎相处融洽。老虎也只认他，若他病了，旁人代班，只能隔着高高的铁笼将食物扔给老虎。他到大铁笼里，老虎有时还向他作出让游客惊吓的动作，只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娇，表示亲热。他是饲养有功的劳动模范。

　　大饥荒了，劳动模范更是饥肠辘辘。熬了一年，未熬过第二年，他把该给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只，杀了自己吃。都说老虎并不完全是饿急了，才将劳动模范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气味，才把他撕碎了进肚。但这无法解释老虎为什么要留下他的一只脚？公安人员研究几天，才懂老虎的动机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该她的一份。

　　这个故事只传了一阵子，恐怕属于政治谣言。此后老虎也饿死了，模范饲养师趁有点小权时解了馋。不成为老虎食，到此时也一样得饿死。

　　没权的人唯有干熬，父亲船上，每个船员早饭一两稀饭，中午和晚上各二两，自己用小秤称，装进自己的饭缸里蒸，快蒸好后，再往饭上不断地浇水，使米粒发起来“提高出饭率”哄骗肚子。船员们进进出出船上的大厨房，盯着自己的饭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变得贼明贼亮。

　　到处动的工作，使船员们关系越发怪诞。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少得可怜的土产，再到另一地转手卖出，从中牟利。船员之间也因分脏不均而彼此告发，那些时候的处置迅速而严厉，开除公职裹铺盖卷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亲是老实人，连仙人掌之类勉强能吃的植物也不到。棕树开花，花大，形状大如玉米，也是抢手货，轮不上他。偶尔运气好，得到点芭蕉头，煮过水，去了点涩味，切成片看上去象芋母子，难吃。但比起其它充饥的东西，算不错的了。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里挖野菜草，他就勒紧带限制着自己每天的定量，节省下来带回家去。

　　终于有一天，他脚一绊，一头从驾驶舱栽到甲板上，扑腾着却没能站起，反而滚落到江里。他的头摔了个大口，血不断。船从泸州开到宜宾，父亲才被送到医院，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衰弱。

　　那个饥饿的冬天，母亲已有身孕，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她有必要多吃一点，为了身体里的我。

　　没有，母亲没有这个权利。我的姐姐哥哥没感到有这必要，让母亲多吃——没必要让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点。他们为我作了不必要的牺牲，在那难忍的日子里。后来，他们脑子里忘了这一点，心里却很难忘记。我感觉到这一点，却一直未懂他们怨气的由来。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营养不良，在胎中就拒绝动弹。母亲觉得怪异，一直担心害怕。我是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生下来的。母亲说她到医院去的路上，路过一家电影院，正在演《洪湖赤卫队》。在电影院门口，羊水了下来，她忍着继续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边石阶上。过路的好心人见她大肚子，咬着牙，脸色惨白，就把她扶到这家医院去。

　　母亲生过那么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医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脐带，洗和包。母亲捏算日子，我早过预产期，早该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来，过了许久也没哭，医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气打股，才拍出我喉咙胎里带来的苦水，我的哭声只是呻一样的哼叫。

　　4

　　都说我有福气，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于缓解了连续三年，死了几千万人、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饥荒。整个泽东时代三十年之中，也只有那几年共产主义高调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时，人民又有了些存粮，主席就又劲头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实验来。都说我有福气，因为大饥荒总算让主席明白了，前无古人的事还可以做，全国可以大大斗，只有吃饭的事不能胡来。文革中工厂几乎停产，学校停课，农民却大致还在种田。虽然缺乏食品，买什么样的东西都得凭票，大人孩子营养不良，却还没有到整年整月挨饿的地步。人饿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没劲儿到处抓人斗人了。

　　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母亲为了我的营养，究竟付出过怎样惨重代价？我不敢想象。

　　我整个平静的身体，一个年轻的外壳，不过是一个假相。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真希望那个跟在我身后的陌生男人不要离开，他该凶恶一点，该对我做点出格的事“强暴”之类叫人发抖哆嗦的事。那样我就不多余了，那样的结局不就狂热的吗？这想法搞得我很兴奋。

　　每天夜里我总是从一个梦挣扎到另一个梦，尖叫着，大汗淋漓醒来，跟得了重病一样。我在梦里总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为了一个碗，为了尽早地够着香的红烧，我就肯朝那些欺侮过我的人跪着作揖。醒来一回想，我便诅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么强烈的身体需求。

　　我一次次对自己否认：你不是生来这样，胎儿不会有记忆，不会受委屈，不会有创伤。但是我无法解释我的某些行为。比如，我对食物的味道特别感，已经这么大一个姑娘了，还是永远想吃好东西，永远有吃不够的望，而且吃再多还是瘦骨嶙峋。闻见邻居家灶上在炒鸡蛋饭，我清口水长。我从不吃零食，讨厌同学中有小钱买零食的“五香嘴”却对肥特别馋，幻想以后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

　　而且，我对受亏待特别感，不管什么样的亏待，别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里一闹，怎么想也想不开。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个特别好高要强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众场合就紧张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在似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仅个儿矮人一截，脸也瘦削些，连头发也长得稀疏些。我总在最不扎眼的角落里呆着，觉得受到别人的有意压制：别人得意，总拿我做牺牲。

　　十八岁过去了，难道饥饿的后遗症就这么严重？比我大几岁的人出生后挨了饿，与我同年龄的人大都胎中挨过饿，几乎都是死里逃生。为什么他们高高兴兴忘掉了，现在享受着青春年华，日子过得自得其乐，我却抑郁不。

　　难道我出生前后还经历过别的什么事？

　　我很想让母亲讲讲这一段时期。但母亲总说：“灾荒年嘛，苏修美帝吧，‘反华大合唱’吧。不也把你们几个没心没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过来了，数那些陈年烂谷作啥子呢？”

　　母亲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强。一个抬杠子的女工，重庆所谓的“”女子，她怎么度过这饥荒之年的？有谁会关心她？母亲有的只是她自己，或许，她曾讨好过大锅饭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转，也就比别人稠了几分；或许，她曾向打菜的师傅陪过笑脸，手一高一扬，也就比别人多了小半。饥荒年每个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圆亮，随时会为缺半两少几钱大动肝火哭闹打架，但食堂总是有油水，养得活一二张嘴，包括肚子里的小嘴。当时食堂总由最严格最靠得住的员来管，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轮得上我们这种毫无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与母亲的吵闹中说，她去食堂打饭，那些掌勺的人给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饭，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没用，便把清汤水饭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让家里饿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闹，到一圈圈人围观，掌勺人只好给大姐重新添几勺稠的。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被人欺，差点都成了饿死鬼！”大姐一向关不住嘴，但这样指责母亲，太不象话了。

　　母亲气得脸通红，大口气，竟也忍住了要口而出的话。为什么家里人一提到饥荒之年，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就哑口无言了呢？她做了什么理亏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节课，我脑子里都在想母亲的话，她将退休，领少得可怜的退休津贴。

　　我怎么办？听从母亲？不准备高考，就不能去学校，等于就见不到历史老师。后者最让我难受。而继续复习，别说下学期，就是本学期还得用的课本、作业本，别想让母亲给，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给全薪。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我壮起胆，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这个旮旯角角来。”邻居经常抱怨住在这个地方。医院，煤店，菜市场，电影院，邮局，不仅隔得老远，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办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远门爬坡的主意。我更是难得过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从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兴奋若狂，欢呼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为从此就是半个城中心人。但不久就发现，我们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贫民区的人，得往山顶走，直走到有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车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桥。时间长不说，付的钱还贵，一点没沾到好处。只有遇上大雾封江，或洪水暴涨，渡船停开时，才去拼命挤公共汽车，从大桥上过江。坐轮渡，路要短些，还省钱，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轮船公司劳资科，大约下午三点左右。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在看报喝茶，有个人在打电话聊天。

　　我问了好几声，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我走进办公室，说我是退休职工子女，来这儿主要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没拿工伤退休工资？几个人仍然照旧，不予理睬。我再说了一遍，打电话的人搁了电话走过来，看看我，打着官腔说：“一个姑娘家，还能到公司来，还晓得来问父亲的工资。回家去，我们做这种工作都按的政策按中央文件办事，哪会有错？”

　　我觉得牙齿在抖，于是没看说话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说了下去：我父亲不仅不该拿病休工资，我父亲的工龄也有错，不该从1949年解放后算起。他是1945年前参加轮船公司的，那时国共联合抗，按文件该算工龄。

　　不等我的话说完，喝茶的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你人年轻，还真有两刷子。也好，让你看，看完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添。”他掏出钥匙，打开柜子的锁，从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从一堆纸片里找出一个本子，翻到某一页：“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跳：“梅毒治愈后遗症目衰”我的父亲规距得不让我们家孩子说话带一个脏字，他会有别的女人？决不会的，他心里唯有我母亲，他怎会和这样的病有丝毫的联系呢？我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可能？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

　　几个干部相视一下，大笑起来。

　　我很惶惑，父亲那么多年白天黑夜都在开船，眼睛累坏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时跌下河去的，差点还送了命，该算工伤。

　　“他的工资搞错了，你们行行好纠正过来，”我声音放低，恳求地说。

　　有人在问“这不知高低的丫头是他的第几个女儿？”

　　“好象是老六。”

　　“哦，老六，”笑声里夹有一种暧昧的鄙视，那种盯着我看的目光，仿佛在从头到尾地剥开我，检验我。劳资科的人经手着近万人职工，对我父亲的什么事，却比我清楚得多，他们的档案袋掌握职工的命运。

　　我委屈极了，费了好大劲才没让泪下来。我的脚步跨出这间办公室后，心里很害怕，怎么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来，令我惊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