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毒女人

　　作品中的“鬼气”与四川的风土人情有关，也与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

　　我的生活与其他的作家不一样。我是从平民窟里出来的。那里没有书，能看得到的都是所谓的“革命文学”是别人从图书馆里偷出来的，偶尔也能看到几本外国小说。家里很早就关灯，只好在路灯下看书。昏暗的灯光，阴冷的巷子很让人害怕。如果下雨，你会发现每条巷子鬼鬼崇崇的，气弥漫。我上小学时就发现有人被平白无故地被逮起来。在学校里，公安局的人经常来。要是有人写了什么东西，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写作能产生这样大的轰动效果，能把这么多的人牵连进来，它对于我是很刺的事。贫民窟的语言却是一笔一生也用不完的财富，特别是方言。我母亲就很会讲故事。比如谁家死了人，谁的灵魂复活了，谁会到间受到惩罚等等，她讲得绘声绘。母亲说她也是反叛的。她最早出来就是为了逃婚，在重庆的街头遇到了袍哥头并与他结了婚生下大姐，后来不能忍受又跑了出来，靠做苦工养活孩子。不久，又被一位船员看上，结婚并生下一大堆孩子。在饥谨的年代，船员常年外出，母亲又与小她很多的男人相爱，生下了我。当时养父在宜宾，那么多孩子要吃饭，母亲没有办法。她当时不知什么叫私奔，如果知道，她说她还会私奔。

　　最喜欢的小说《康乃馨俱乐部》

　　有人经常问我：女作家的女主义体验还存在着对两关系调和的一些幻想，而你却完全打破了这种幻想并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行动，像〈〈康乃馨俱乐部〉，这些受过男人伤害的女人组成一个团体向男人报复，这种否定“父权”否定“具”的作法是不是当今女人的出路？

　　〈〈康乃馨俱乐部〉是我94年写的2011年的事，当时在上海，一群女人组成了一个俱乐部对男人实行血腥报复。我想，其他人肯定不敢这样写，这也是我思想的一个极至。小说里的矛盾冲突，我想是整个女与男的别冲突问题，最后发展到阉割他们的生殖器，这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我本人并不赞成这种极端的手段。我觉得还是应该调和，找到一条好的解决途径，但实际很难，在这小说里，妇女的地位没有变化，男女别冲突没有解决，只是一个白梦而已。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女自身是办不到的，它跟整个社会，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我的选择

　　我开始和文字打交道，就感到内心有个巨大的引力黑，永久地纳着渴望：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写作自由，比其它自由更难得到。渴望自由的人，只能据守内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可以这样允许那样不允许，但它主宰不了我们的内心，即便它惩罚我们的皮，窒息我们的呼吸，但这内心谁也进入不了——除非我们自己把这个地方拱手相让，事情的质就截然不同了。

　　东西方世界看看不一样，其实太相同。当所谓的自由一下包裹全身时，现实生活，迫我们的写作，不得不拱手相让出自由，我们的内心也由不得我们拒绝一切，我们没有选择。一个汉语作家哪怕能坚持一丁点的自由，要所身处的社会承认你内心那份自由写作，却难极了。你的声音通过不了你的文字传递到你想传递的人耳旁，你的思想和情感跟你的文字遭遇相似，变成一堆除你之外谁也不会在乎的东西。我们常常自地告诉自己，我是在为那些愿读自己的作品的人写作，那些人将是我的亲人，我最可爱的朋友。但事与愿违，我们的文字得不到这样的友谊。

　　那么，就让自己安于承受这种被抛弃的局面，一个汉语作家，没能生活在本土，却得面临吃饭穿衣房租生病等等具体的生存问题，本土作家解决这些问题要方便得多，哪怕三亲六戚靠不了，也可找朋友，借借钱便把难关度过了，一句话，那是你的国家。而海外作家除了需面临的这些存活问题，还得对异域文化采取毫不敌视的态度，这个人不仅站在边缘的边缘，而且还必须自我乐观。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这点，远离自己的文化，无论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带摧毁的，甚至是致命的挫伤。

　　托马斯曼字字句句计较德文书的出版，而对其它文版本不在乎，我想，这就好比一个进入暮年的人，行将别世的人，看重一生中唯一有过的一次快乐体验，是一致的。顾城最终未能逃过遗忘和失去读者孤独的追击，在新西兰嘻皮士居于的貌似自由的小岛上，与他构想成童话的自由擦肩而过，他的写作即使到了组诗〖鬼进城〗一种张狂挥洒自如的状态，但这自如的状态不过是他虚拟的文字的气势，甚至借〖英儿〗人为安排一种发，他也未进入真正的自由写作。我们只要轻轻地闭上眼睛，就可看到他作品后面不便公开的怨艾，在他的叙述时就被扼杀。他无法自由处置别人的生死，只能自由处置自己的生命。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有那么少数，并且是优秀的作家，最终选择自己结束生命的结局，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最后坚持选择权。

　　是的，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归于是我们自已选定的。这么说，道理十足。自由打着漂亮的幌子，教我们自欺欺人，我们有了这假饰的自由，写着经过精心装扮的自由的文字，与自己的内心打着哈哈，跳着一轮又一轮漂亮的假面舞。

　　女作家天生凭感觉写作，即使极少数女作家有丰富的技巧和经验，感觉这一因素在任何女作家的创作中也占了相当重的比例。感觉是接近自由的，但是依靠着这近距离的优先，我们获得了写作的自由吗？没有。

　　虽然我们可以写非“正常”之的感情，异的，同的，超自然的，我们仍被圈于一个框或笼子里。可笑的是这框或笼子，在许多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而是几十年来，几千年来，咱们古老文化潜移默化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印痕，是伪善的道德巨大的投影。是的，当我决心结束自己体生命，谁可拦得住我？当我决心写部艺术上自己满意而卖不出去的小说，谁能剥夺我这个选择？读者？出版商？批评家？我必须维护我的最后一个选择。我忘掉他们，我就得到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