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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脚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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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遥远的婴儿时代,一鸣的双脚总是处于某种不安定的状态中。一鸣两岁刚学会走路就有了一次远游的经验,他在一个阳光绚丽的早晨爬出了立桶,直奔门外的街道,一鸣他跌跌撞撞地混在早晨出门的人群里,像一匹小马驹沿街奔走着,一直走到邮电所那里才停下来,他摸了摸墨绿色的邮筒,他当时还不清楚那是不是一个人,或许他知道那不是一个人,所以他大胆地对着它撒了一泡。然后他就站在邮电所门口朝这个陌主的世界东张西望,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们都以为他的父母正在邮电所里寄信呢,没有人注意两岁的小男孩一鸣,但一鸣注意到地上有半截被人丢弃的油条,他捡起油条放在嘴里咬着,虽然已经被别人的脚踩脏了,但油条毕竟是油条,一鸣吃得很香,吃完油条他又发现了地上的一颗烟蒂,一鸣照例去捡了放在嘴里,咬了几下,大概觉得味道不时,却不知道把它吐出来,于是一鸣就张大了嘴站在邮电所门口大哭起来。

  这件往事当然是一鸣的父亲告诉他的。一鸣不记得父亲说过多少遍了,他不喜欢父亲如此回忆孩提时代的事。他不喜欢在换鞋出门前听见父亲的絮叨,看见父亲挑剔谴责的目光,那种目光久久停留在他的球鞋和鞋带上,他的尼龙袜上,以及他的整个腿部,当父亲的目光终于上升,最后投到一鸣的脸上时,他的眼神倏地变得坚硬而犀利,并且总是匆匆的冷冷的一瞥。

  去捡油条吃吧。父亲对着墙壁说。

  你小时候就没抢过油条?一鸣说。

  去捡烟蒂吃吧。父亲对着桌子说。

  一颗烟蒂,吃了又怎么样?一鸣说。

  什么怎么样?我没跟你说话!父亲终于然大怒,他朝儿子挥着手说,想出去就快滚吧,没人拦你,我不管你,你出去了不回来也行,脚在你身上,没人想捆着你的脚!

  一鸣的脚很大,而且形状也有点奇特,大脚拇指比其它四颗长出一大截,因此一鸣的鞋袜的寿命都很短,它们的顶端外侧一律都有一个。一鸣记得母亲活着的时候经常为他缀补那些鞋袜,袜子容易一些,在破上补一块就行了,补鞋就难得多,母亲有时拎着他的球鞋到汽车修理行去,回来时那双球鞋上便增添了两块黑色橡胶,工人们像补汽车轮胎一样为一鸣补鞋,虽然火补的痕迹很糙,但两块黑色橡胶分列于一鸣的左脚和右脚,看上去很对称,就像脚的眼睛一样。

  母亲去世后一鸣的大脚拇趾便常常在外面了,一鸣在穿或鞋的时候才注意到那两个破,往往这时候他会突然地思念母亲,而且他也意识到母亲一旦离去,不会再有人来关心他的大脚拇趾,也不会有人注意他球鞋上的两个破了。他的鞋子也不会有两只黑眼睛了。

  我的鞋破了。一鸣拿着他的鞋给父亲看。

  没有破,节刚买的鞋,怎么会破?父亲的目光在两只球鞋上环视一圈,独独略去了鞋尖部分,他说,好好的新鞋,怎么破了?

  那个,我的大脚拇趾出来了。一鸣说。

  那不是破了,是你自己顶破的。父亲说,男孩子,出点脚趾怕什么?穿着吧,你的脚长得那么快,鞋没问题,是你的脚有问题。

  一鸣拎着鞋子还想说什么,但他知道父亲不同于母亲,父亲对于他的脚的看法也不同于母亲。不知为什么,一鸣始终觉得父亲不喜欢他的脚,甚至是厌恶,甚至是仇视。他的鞋子以及他的脚。

  他的脚后来需要穿四十三码的鞋子。

  现在一鸣穿着四十三码的鞋子几乎走遍了中国。他的青春时光就像无数箭头标向这里、那里,他要到这里去,他又要到那里去了。地图上的那只公看上去巧,其实是幅员辽阔的,很明显一鸣的脚印虽然有四十三码,但靠它们去填真实的公却难于上青天,一鸣的父亲就是这么批评儿子的。

  中国那么大,你每个地方都要去吗?

  我没说每个地方都要去。一鸣说。

  你就是把两条腿走断了,你也走不完中国的一条线。父亲说,去这里,去那里,你想把中国走遍吗?你想让报纸电台都来采访你?

  我没说我想要什么采访。一鸣说。

  那就别走了,别白费工夫了,给我好好地呆在家里。父亲说,你在家里好好地呆上几天,在家里呆着你就会死吗?就会死吗?

  我没说呆在家里就会死,我不过是想去看看庭湖。一鸣往他的旅行包里着照相机、袜子、电池和巾一类的东西,他说,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我已经在家呆了二十多天了,我没去过庭湖,我一定要去一次庭湖。

  一鸣很少去正视父亲的脸和眼睛,他认为这是一种减少冲突和口角的好办法。有时候在旅途上他突然想起父亲,浮现在眼前的竟然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父亲把他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父亲把他往小学校的大门那里轻轻一推,去吧,慢点走,别跑,别跑呀!那个声音严厉而机械。一鸣现在其实很少想起父亲,但是在开往邵的火车上,车窗外猛地掠过一个老人佝偻的背影,老人打着一柄黑雨伞站在细雨中等候火车从道口通过,一鸣看见了老人花白的头发和他手里的另一柄雨伞,另一柄雨伞被老人抱在腋下,一鸣突然发现了父亲真实的苍老的脸,花白如霜的头发,纵横错的皱纹,还有像别人嘴里的苹果那样渐渐收缩的腮颊,像苹果核一样的父亲,遥远的独坐家中的父亲,父亲的形象第一次使一鸣感到某种不安。

  也是在开往邵的火车上,一鸣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睡在家里的老式铁上,他梦见父亲坐在他身边,准确地说父亲是坐在他的脚边,父亲的眼睛久久凝视着他的双脚,那么悲哀,那么愤怒,他在梦中感到了某种危险,他看见父亲在身后摸索着什么,摸出了一条绳子,他听见了父亲的声音,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把你的脚捆起来,捆起来。

  在开往邵的火车上,一鸣的双脚蹬了一番,把邻座旅客的一蓝桔子踢翻了。一鸣醒来时看见那个农村妇女弯着到处抢桔子,他怀着歉意帮着一起捡桔子。那个农村妇女并不怪罪一鸣,她笑着对他说,你这是在长身体呢,我儿子也这样,睡着觉两只脚蹬的。一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仍然带着一点惊惶之,不是长身体,一鸣说,是我父亲,他要把我的脚捆起来。

  一鸣是在外地的一个业余摄影者学习班上认识修兰的。一鸣参加过许多类似的学习班,他从来不期望在这种萍水相逢的场合发现爱情,但当修兰出现在那间简陋的教室时,一鸣的眼睛倏地亮了起来,他一下子就被女孩的长发和浑身迸发的青春活力打动了,就在辅导老师侃侃大谈人像造型时,一鸣当场试验,偷偷地举起相机为修兰拍下了好几张侧面像。

  后来一鸣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去找修兰,修兰只注意一鸣手里的照片,却不多看一鸣一眼,她留下两张她认为照得美丽的,另外几张被她毫不客气地扔进了废纸篓里。

  你不会用自然光,修兰先是批评一鸣,紧接着她想起什么,说,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偷偷地给我照像?

  因为你长得太美了。一鸣说。

  那我也要给你照几张。修兰说。

  为什么要给我照?一鸣说。

  因为你长得太丑了。修兰说着已经抓起了她的照相机。我最讨厌你这种摄影观念,修兰说,你们都喜欢拍美的东西,我就偏偏喜欢拍丑的。

  照相机快门被咯嗒咯嗒揿响的时候,一鸣预感到爱情即将来临,他朝修兰的镜头扮着鬼脸,但他的脸却被某种灼热的情烧红了。

  后来一鸣就开始和修兰恋爱了。

  一鸣记得他第一次向父亲出示修兰的照片时,父亲的眼光近乎审视一个危险的罪犯,他把老花眼镜戴上,又摘下,他的嘴里发出一种含糊的不置可否的声音。

  她长得很美。一鸣说。

  美吗?她配你当然是绰绰有余了。父亲说,不过,她的眼角上是不是有颗痣?是不是有颗泪痣?

  什么叫泪痣?一鸣说。

  这是你母亲以前告诉我的,她说长泪痣的女孩命苦,父亲说着观察着一鸣的反应,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他说,当然你不必在乎。

  我当然不会在乎一颗痣,一鸣嗤地笑了一声,说,泪痣?什么泪痣?我们就要结婚了。

  结婚?刚刚认识就要结婚?父亲怔了一会儿,突然有点忸怩起来,结婚当然好,不过我还没有准备,什么准备都没有呢。

  不用你准备,我们当然是旅行结婚。一鸣说,是我结婚,要你准备干什么?

  我猜到你们会旅行结婚,父亲皱起了眉头,他的双手不安地着膝盖,而他的目光也沉下去,凝视儿子的腿,儿子的脚,父亲的手轻轻拍着膝头,我是说你们旅行回来,结婚,总得办一办,总不能得偷偷摸摸的吧?

  那些事再说吧,我和修兰都不喜欢这一套。一鸣挥了挥手说,修兰家在厦门,就在海滨,我喜欢那地方,也许结了婚就住那儿了。

  一鸣记得父亲就是这时候开始沉默的,父亲盯着他的脚,一鸣觉得他的双脚脚背似乎被针刺击着,他就来回挪移着他的脚。他听见父亲的呼吸声很急促,父亲的手伸到桌上摸索着什么,一鸣冲过去抓过小药瓶,从瓶里取出了一颗药片,他说,是不是血又高了?我在跟你说我和修兰的事,我没想惹你生气,你现在怎么这样爱生气呢?

  一鸣把药片进父亲的嘴里,但父亲把药片又吐出来了,与此同时他的手继续在桌上摸索着,一鸣听清了父亲的嘟囔声,他在说,绳子,绳子,绳子呢?

  绳子?一鸣突然想起了他在去庭湖的旅途上做的那个梦,他说,你真的想找绳子?你真的想把我的脚捆起来?

  父亲的神情恍然若梦,他慢慢地开始安静下来,不,谁说我要绳子?父亲终于摇了摇头,我的血太高了,我老了,谁捆谁还不知道呢。

  窗外夕阳西斜,夕阳摸到了父亲苍老的脸,一鸣第一次感受到时光机器对人的铣刨和漂染,他心中升起某种莫名的温情,因此一鸣扶着父亲瘦削的双肩,在黄昏薄暮中,在他从小生长的家里站立了很久。

  就像所有青年男子一样,一鸣的心紧跟着恋人的心,一鸣的脚步也紧跟着恋人远离家门。新婚旅行的目的地是一鸣以前想去而未去的西双版纳森林。一鸣和修兰从厦门出发前往云南,就在他们登上火车的时候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修兰的家中。电报是从一鸣家里打来的,电报内容恰恰是所有人最害怕的那种:父病危,速归。

  但是一鸣和修兰已经登上了火车,修兰的母亲拿着电报冲进站台时火车已经远去,她只好返身来到邮局给一鸣家里回了份电报,修兰的母亲是个语文教师,因此她拟定的回电内容也显得言简意赅: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和修兰在西双版纳度过了真正的月,一切都浪漫而富有诗意,只是在夜晚修兰常常发现一鸣的脚蹬,修兰有一次就对一鸣说,我恨死你的脚了,夜里睡觉老是蹬的,下次再这样我就用绳子把你的脚捆起来。一鸣不由得看着他的双脚出神,他说,我不知道,大概是做梦,大概是梦见我父亲拿着绳子,他想把我的脚捆起来。

  一鸣不知道父亲的事情,也不知道父亲在脑溢血的情况下又转危为安了。一个月后一鸣回到家中,看见家里的每扇门窗都贴双喜剪纸,所有的墙壁都粉刷过了,所有的旧家俱都油漆过了,而新家俱都在一的房间里摆放得有条不紊。一鸣的两个妹妹都在家里忙碌着,但她们只是用谴责的眼神扫视着一鸣和他的行囊,一鸣觉得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他推开父亲的房门,看见父亲坐在上,父亲枯瘦的脸上有一种灿烂的微笑一掠而过。

  你还是回来了,父亲说,你还知道有个家。

  回来啦。修兰明天就到,一鸣说。

  随便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都行,父亲说。

  你又病了吗?一鸣走近父亲的边。

  什么叫又病了?好像我老在给你添麻烦?父亲表情又归于漠然,他说,天有不测风云,可我这里什么都安排好的,该病就病了,该死就死厂,我会挑时间挑地点,不会给你添麻烦,一鸣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这么说话。

  一鸣后来从妹妹手里接过了那封电报。一鸣已在途中。他念出了声音。一鸣念那封电报时觉得那六个字像六颗钉子打在心上,刹那间他对父亲乃至整个生活充了负疚之情。

  一鸣的妹妹说,你把电报撕了吧,别让父亲看见它,他一看见它就伤心。

  我把它收起来。一鸣小心地折叠好那份电报,把它进了衬衣口袋,然后他站在父亲的房门口沉默了很久。一鸣的整个青年时代似乎就是在这片刻的沉默中重归家门,最后他严肃地对两个妹妹说,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让父亲伤心了。

  我们知道一鸣信守了他的诺言。一鸣后来真的成了他父亲的好儿子。一鸣和修兰就在我们这里居住和工作,他们的家离一鸣的父亲只有三条街的距离,一鸣常常穿过这三条街到父亲那里去,有时去为他做饭,有时陪他下棋,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陪他在寂静的黄昏中坐着,只是坐着。

  就那么坐在父亲身边。有一天一鸣看见父亲的脚后跟在地上磨蹭着,他的整个仰坐在藤椅里的身体似乎也躁动起来,一鸣下意识地去抓桌上的药瓶。但他听见父亲说,不,不是血,是鞋底下沾着什么东西。

  一鸣蹲下来看父亲的鞋底,果然沾着东西,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一明说,没什么,是一张纸,我来把它拿掉。

  不用你拿,我自己来。父亲说着把膝盖慢慢抬高,右手慢慢地伸向鞋底,他抓住了那张纸。是什么纸?上面写着什么字?父亲戴上了老花眼镜凑近了那张纸,是份电报,父亲说,我想起来了,是那份电报,说你已经走了,走了。

  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也已经看清了那份电报,他觉得奇怪的是它早被藏起来了,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怎么又恰恰被父亲踩在了鞋底下。但一鸣来不及细想了,他看见父亲的手指突然松开了那份电报纸,父亲的身体突然歪倒在他的臂弯里。

  一鸣的父亲最后死在一鸣的怀抱里。

  一鸣记得他看见父亲的亡灵,父亲的亡灵年轻而健壮,他抓着一绳子朝一鸣走过来,他说,别害伯,儿子,现在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把你的脚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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