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的迷雾

　　【杯中的残酒倾出，他伴着那一溜体，飞翔而下，姿态舒展，呼啸的风把他的歌声倒灌进喉咙，在高前戛然而止。数秒钟后，他像个破麻袋一样在地上砸出闷响，酒溅在他侧脸上，遂和血混在一起。】

　　三个月后，我才明白，故事早已经开始了。

　　三月二十九晚九点二十分。

　　清船运大楼的顶层七楼。当然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它有了另一个名字，外滩五号。

　　这是个五十平的顶层台，铺着略显古旧的长条防腐木，灰白色的墙上嵌着几盏铜骨架子白色玻璃的壁灯，左手边有个圆型的藏灯水泥坛子，稍远些是方型的水泥花坛，种着的矮树在夜晚的光影间化作幽暗的一团。早已经不是当年的物件了，可能那圈花式石围栏还是，也可能不是，这不重要，坐在台上或隔着玻璃眺望的食客们，会自发地联想起来，他们身在一幢百年的老式建筑里，眼前的一切见证了上海开埠百年的变迁。这是一种融入城市进而融入历史的美妙错觉。

　　今夜的M on the bund餐厅台上，只有一张餐桌前坐着人。

　　桌上没有菜，刻着“M”字样的刀叉整齐摆放着，泽温婉的白瓷盘中空无一物，旁边剔透的高脚酒杯里盛着Penfold707，一款2004年的解百纳。空气中有淡淡的酒香，是香草橡木的气息，另有不知藏在何处的熏香散着若有若无的静谥甜香，用来遮盖从黄浦江上吹来的微腥江风，却掩不住，三种味道拧在一起，互不混杂，就这么立体地从鼻子里钻进来，别有风情。

　　下面的外滩车如火，更远处的江堤边游人如织，江轮在对岸摩天楼的霓虹映照下驶过，在这被称为外滩最好的观景台上放眼望去，白天夜晚都各有妖娆。

　　我当然毫无看景的心情，对着手提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字，尽量不往右边看。

　　“就快写好了。”我说。

　　他悠然坐在我对面，姿态镇定地让我心里发。他举杯轻啜了一口酒，却不把杯放下，似是在透过杯中的红酒看着我。

　　“不用这么快，那记者，慢工出细活啊。”他说：“我希望你的稿子真实感要强一点，毕竟他们做的那些事情，和他们的身份比起来，太不真实了。哈哈哈。”

　　他的笑声尖利，让我打了个冷颤。

　　“应该再多一些细节，得有细节啊。李校长，你再多说点细节怎么样，比如那个小姐发现你从包里拿出来的不是避孕套而是各种变态工具的时候，是怎样的表情啊？”

　　他说着，转头往左边看去。

　　左边站着六个人，三男三女。

　　赤。

　　西装、衬衫、小礼服、丝袜、罩、内这些衣物散落在他们的脚边。衣服上有血。

　　除了皮鞋或高跟鞋，他们身上再无寸缕。就这么肩并肩站着，吹着夜风，面朝外滩的华美夜景。

　　李校长是个干瘪的男人，发着抖，用手遮着裆部。

　　他的眉毛一挑：“挡什么，有什么好挡的。你看看，几位女士都没挡呢，比你光得多。变态的男人，果然都是怂的。”

　　“有人在看，对面有人发现了。”李校长咕哝着低语，却还是把手放了下来。建筑的外墙上装置了许多灯，在夜下亮起来，把这些旧楼映照得十分辉煌，成为外滩的盛景。却有一束灯光，正在李校长身前划过，照着他垂的物，有一种荒诞的滑稽。

　　我忍不住往对面看去，穿过石栏杆的空隙，可以见到对面的行人亲水平台边，已经围了一大圈人，冲这里指指点点，一辆闪着灯的警车停在旁边。

　　既然已经发现了，那么很快，警察就会冲到这里来看个究竟的。

　　“在等着警察冲上来救你们？”他笑，又饮了口酒：“你们做过的这些事情，警察也会很有兴趣的吧，李校长？”

　　李校长脸色苍白，其它人脸上也都难看得很，默然不语。

　　他又问我：“其它几个人的报道文章呢，你都发到晨星报网站上去了吗？”

　　“还没，想着写好作为一组文章，一块儿发出来的。”

　　“先发了吧，你有点滑头啊。记者真是不能信赖。”

　　我应了一声，却还在想着，能有什么法子可以拖延一下。几分钟内，警察就会到了吧。真要发了，这些人的人生就全毁了。但怨谁呢，他们竟然做出那种事情。

　　“但我必须得说，从专业角度讲，这样的报道是不完整的。缺了一块，就是你。如果没有你，他们如此阴暗的一面就不会曝出来。”

　　他摇晃着酒杯，红色的体在杯壁间酿出波涛。

　　“缺就缺了，追求完美不是个好习惯。”

　　我假装听不出他语气中隐含的威胁，埋头打字，嘴里又问：“是关于私人恩怨吧，他们多多少少都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还有什么报复比让他们身败名裂更让人痛快的呢。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你没有邀请舒星妤，以你的子，居然并不记恨她吗？”

　　他站了起来，走向外滩的灯火。

　　过了一会儿，他飘忽的声音随夜风而来：“因为舒星妤是我的子啊。她终归是我的子。况且，她欠我的帐，我已经讨回来了。我们扯平了。”

　　我赫然意识到他话中的含义，抬眼看他，他却竟然已经站到了石栏杆上，冲我微笑。

　　“你想要干什么？”我推桌而起，下意识地想要阻止他：“你难道不想看到，他们所做的那些被公诸于众之后的轰动效应吗。”

　　那排赤男女向我侧目而视。

　　他的笑纹更深了，此时此刻，分外诡异。

　　“而且你不准备监督我把稿子发到网站上？”我加重了砝码。警察就要来了，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跳下楼去，况且他刚才的那句话，隐藏了一个大秘密。

　　事实上，警察已经来了，他们在敲被反锁起的大门。很快就会破门而入，或者不用那么麻烦，有人会为他们开门的吧。

　　“无所谓了，在这个晚上，我已经足够满意。一切都是虚妄。都是虚妄。都是虚妄。”他大笑几声，转过身去，面朝外滩蜂拥聚集的人群，望着平静的黄浦江水，双手向两侧平平抬起，左手酒杯，右手，仿佛一尊十字架。

　　就如那个影片中，站在铁达尼号船头的两人。他甚至唱起那首歌。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杯中的残酒倾出，他伴着那一溜体，飞翔而下，姿态舒展，呼啸的风把他的歌声倒灌进喉咙，在高前戛然而止。数秒钟后，他像个破麻袋一样在地上砸出闷响，酒溅在他侧脸上，遂和血混在一起。

　　三个月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

　　下午，我飞抵郑州，在机场坐大巴，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安，等待着次的新闻发布会。故事即将拉开帷幕，但我一直到三个月后，才明白过来这一点。

　　一路上我都在和同行的记者小侯吹牛，他新入行，所在的媒体要比晨星报招牌大些，没多少采访经验，遇着我就老师老师地捧着。

　　事先多少知道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我们很自然就聊起三国聊起曹。关于这个曹墓我是很狐疑的，因为许多年前的一次冒险，我进入过位于上海闸北区的一座秘密古墓，有太多确凿的证据表明那就是曹墓。怎么会又出来一座？我几乎在心里认定，安的这个是假的。说是几乎，有两个原因让我不那么笃定，其一是上海这块土地是经过多年海水冲击而成的，三国的时候似乎闸北区这块地方未见得就冲刷出来了，就算已经存在，也是滩涂，极荒，怎么会用来建大墓呢；第二个原因，主持安曹墓发掘的传良，我很熟悉，他是相当严谨的，既然他如此肯定，必有道理。

　　我的那次古墓冒险，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当然不适合在这里拿出来作谈资，不过传良这个人，相当有意思，很快话题就转到了他身上。

　　我仅有一次和传良私底下的接触，那还是在去年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挖掘之初。当时什么东西都没有挖出来，仍处于挖掘前期的准备阶段，发布会规模也小，以至于许多受邀的媒体，第二天都只发了个小豆腐干，甚至什么都没发出来。发布会后，我从某个渠道风闻大报恩寺预期会有极重要的古物出土，就约传良出来喝茶聊天。

　　传良家在南京，或许是此前几次工作接触，他对我印象颇好，其人又好客，且是个茶客，顺着我的话头，居然就邀我去他家品茶。我当然一口应了。

　　中规中矩的一套茶具拿出来，金骏眉大红袍和马骝搣茶三样极品挨个泡过，烫杯闻香等程序一样不少，倒茶时水注沿着杯壁绕成完美的圆，手势极规整。这样的一套茶道工夫，却是出门传良的夫人舒星妤之手。夫人望之三十许人，实际年龄肯定要更大些，温婉秀美，几乎无话，只管浅笑着素手奉茶。

　　传良说舒星妤原是不会这些的，跟着他，都练出来了，现在茶道比他自己还要好。足之情溢于言表。

　　传良口风甚紧，关于大报恩寺的种种，闭口不谈，却把话题引到考古的一些轶事，让我见识了他的另一面。

　　我也不是非要打听到什么消息，试探几次被他绕开之后，就放松下来和他海阔天空地聊。尤其是他谈到的那些历史中的谜团，本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这历史里面，让人纳闷的事情太多啦。我是个考据派，很多不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也肯定木头木脑，其实呢，我对很多荒诞的事情，感兴趣得很呢。越是讲考据，就越是不理解，越是不理解，就越是想个清楚明白。但是谈何容易啊，有些事，注定是搞不明白了。我自己呢备着个小册子，碰到一件就记一件，等以后老了，还能出个中国历史一百大谜什么的，哈哈哈。个人兴趣，个人兴趣。”说这话的时间，传良的神态与他在考古现场主持发掘时相比，别有一番情致盎然。

　　我当然就要细问下去，他就言道，三皇五帝时期的传说，包括山海经一类的志怪，不能算是正经的历史记录，虽然多有神秘的记载，但不是信史，尽可不去管它。但是在正史里，比如《史记》《资治通鉴》一类的信史中，却还是会偶见匪夷所思的记载。

　　《史记》里，刘邦斩白蛇、张良遇仙是耳能详的故事了，更有齐襄公遇鬼失履，吕后被怪物触碰得腋伤病而死的尽乎怪谈的记载。《资治通鉴》里的记载，看起来更为确凿可信，晋建兴二年正月，先是有大流星“如坠地”后“同有三相承，出西方而且东行”几天之后，又有一颗光度足可照亮大地的流星坠于平以北，有当地官员赶紧去看，发现是一块“大”“长三十步，宽二十七步”

　　《明史》中记载，天启六年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巨大灾变，一声巨响，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人畜，树木，砖石等被卷入空中，又随风落下，数万房屋尽为齑粉，死伤2万余人。灾后，男女尽皆体，衣物首饰器皿全都飘到西山上去了。紫城外正在修缮围墙的3千工匠尽皆跌下脚手架，摔成饼，正在用早膳的天启皇帝躲在龙书案下才幸免于难。奇怪的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

　　这些记录，从记录者到内容的详实度都极可信，没办法像野史或志怪小说那样忽视，却又怎么来解释呢。

　　而让传良更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因为如果这些可以用飞碟、外星生命一类来大胆解释，却有另一些现象，用他的话来说“完全无解”

　　这就是记载与现实的自相矛盾。

　　传良在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中，不知挖过多少座大墓，其中有一些，在历史上有记载，那么很自然，挖出来后，就会把墓的情况，和记载一一对照。这种对照，经常可以痛惜地发现，有多少的东西被历代的盗墓贼盗挖干净，但极少时，却有另外的发现。

　　比如汉代的一座王公大墓里，有一名女子并葬。然而在相关的历史记录里，墓主人之外，明明是该有一一妾合葬的，怎么会少了一个？这可和盗墓者无关，没人会连尸体带棺材一起盗走。再比如有的时候，记录里死者是躺在汉白玉棺中，挖出来一看，却是铜棺。

　　这就是自相矛盾，当年的记录者对这些基本的事实，是不应该搞错，也没必要作假的。可是为什么几百上千年后，再次挖出来时，就变了样呢？

　　还有两个例子，对大众来说则更为著名。

　　其一就是秦皇陵。

　　《汉旧仪》中记载：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这“旁行三百丈”即意味着骊山和秦陵之间，应该有一条地下通道。然而多年来秦陵考古队用遥感和物探在相关区域进行了许多次探测，均未发现这条记载中的地道。

　　而《史记》中载，秦皇陵中有天空大地，天空中镶有星辰，大地有江河入海。依司马迁所言，这座地宫的结构格局，大异于其它墓葬。然而传良一次在和秦陵考古队队长聊天时却得知，虽然还未挖开地宫，但是各种仪器的探测，均表明秦陵还是较传统的房屋式墓葬的格局。当然规模要大很多，但格局和《史记》中的记载，有很大差异。

　　第二个例子就是阿房宫，这就更典型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汉书？贾山传》中记载：“起咸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

　　关于阿房宫的史书记载，还有许多，都是言之凿凿，具体到了数字。然而当代考古证实，现西安的所谓“阿房宫遗址”实为汉时所建，而真正确认下来的阿房宫，在离“阿房宫遗址”十公里外的另一处，而且只是一个夯土台子。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考据，阿房宫从来就没有建起来过，建了个夯土台就停了下来。诸多史书中对阿房宫的详尽记载，都无法从考古中得到证实。

　　难道那些治史严谨的史官，都在凭空瞎写？

　　如果是个不细想的人，当然就凭着现在的考古成果，认为当初的史官尽都在杜撰。但传良恰恰是个追究底的子，这么一琢磨起来，反倒百思不得其解。

　　他在肚子里千绕百回之后，又和近现代的许多事情联系起来。这样的自相矛盾，就是当下也并非没有。现在陆陆续续有许多的老人，开始回忆建国前后，内外的许多掌故，一本本的回忆录，有的出版在大陆，有的出版在港台，也有的出版在美国。这样的书多了，不免说到的事情会重合，可是不同的人，竟然常常对同一样件事情，如某时某人说了什么，说法迥异。

　　这些写回忆录的老先生们，都是嗅见死亡气息的岁数了，之所以写书，无非为了还原出当年的历史真相，以解中块垒。而那些事件多数对他们的人生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断没有记错的可能。则彼此之间的矛盾处，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

　　无解，完全无解。

　　说到这里之时，传良两手指捏着紫砂小杯，微微瞌起眼，嗅了圈茶香，再把这杯金骏眉的三汤唆入嘴中，舌头搭巴了几下，让整条舌头的味蕾都能沾上茶水，正是地道的老茶客模样，几乎熏熏然要醉过去了。

　　然后，他喟然一声长叹道：“我此生的愿望，并不是挖出哪座传说大墓，也不求填补上哪一环中华历史中的缺失，只要能解了这些谜团，就无憾了。”

　　舒星妤依旧浅笑，眉目中藏着股子平实的爱意，仿佛连他此时的痴颠，也是极喜欢的。

　　当时我听得津津有味，说给小侯听的时候，他也是一般模样。

　　“这样的自相矛盾，真是不可思异，而且还不止一桩两桩，那老师，你说是什么道理，有哪些可能？”

　　“我说啊，哈哈，我哪里猜得到，有一点我和传良相同，那就是要说全都是当年史官记错了，未免也解释得太轻巧了些。至于其中的原因，每一桩应该都各自不同吧。这个世界的秘密太多啦，也不多这几件。”

　　和小侯聊了个尽兴，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去赶发布会，却被告之发布会延迟一天。

　　第三天，宣布发布会暂时推后。也就是说，取消了。我拨打传良的手机想了解出了什么事情，却是关机。

　　那么多记者聚在一起被放了鸽子，想清楚究竟的人多了去了，很快就飞出小道消息，原来出事情的不是别人，正是传良。

　　他失踪了。

　　直到一周之后，十二月二十七，发布会重新举行，地方改在了北京。传良依旧不见，却已经有了下落。

　　他死于自杀。

　　据说他从468米高的紫金山顶一跃而下，摔得肢体模糊。警方的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他杀可能。

　　发布会后，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厅飞快写完新闻稿传到报社，然后搭上了去南京的班机，希望能赶得上当天的追悼会。

　　追悼会下午三点开始，我抵达南京殡仪馆时，已经是四点过八分钟了。心中忐忑，不知还来不来得及鞠上一躬，以谢彼年香茶款待之情。原本以为来方长，有的是和这位考古学家接触的机会，却不料他的人生这样戛然而止了。

　　说不奇怪是假的，虽与他的私下接触只有那么一次，但分明觉得，他不是那种容易想不开自寻短见的人，何况还有那样一位太太相伴左右。言犹在耳，他说过此生之愿，能解开那些谜团就无憾了。有此执念念兹在兹，是什么让他放下这一切去寻死的呢。要说他已经解开那些谜团，可真是说笑话了。

　　追悼会在殡仪馆的西中厅，一路过去处处白花，各家里哭声震天，哀乐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传来，把空气板结起来。

　　还要拐个弯才到西中厅，我就听见有女人凄厉的骂声。

　　“滚，你给我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不会有好报的！滚，滚出去，我不要再看见你。我真是瞎了眼才…”

　　然后一个皱着眉的黑西装中年男人拐出来，双手在袋里，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眉间已经舒展开来，仿佛全不把刚才的喝骂放在心上。

　　“杨教授！”我喊他。

　　“你是？”

　　“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在去年五一的校友会上见过。”

　　这人叫杨展，是国内量子物理界相当有名的专家，和我同一所中学毕业。去年母校八十年校庆，我就是在校友联谊上认识他的。也就是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话递了张名片，无怪乎他不记得。

　　“啊你好，你来传良的追悼会？”

　　“是啊，和他喝过几次茶，很好的人，想不到。”我往他身后的转角看了眼，当然看不见什么，杨展的表情却出些微尴尬。原来刚才被骂的人真是他。

　　我便识趣地不再说下去，彼此示意后，我继续前行，拐过弯，看见舒星妤站在门口，手扶着墙，口息未定，犹自往我这边恨恨地望着。

　　刚才的声音居然是她。

　　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般浅笑不语的模样，我简直没法把那泼妇般的声音和她对应起来。更何况，今天她是未亡人的角色，有什么样的恩怨，要让她在前来悼念的友人前这样子发作。

　　我向她点头示意，未多说什么，跨步迈入灵堂。堂中的其它人面色都还残留着怪异，显然先前的一幕对他们也都造成了许多困扰。

　　空气中有不知何处飘来的焚烧的气味，也许某个陌生人骨骼的微小分子正随风进入我的鼻腔，然后被我进胃里。也许只是些纸钱锡花。也许是生者和死者合力造成的一种错觉。我把花放在灵前，对着遗体三鞠躬。遗体被合过又经了专业上妆，有着油彩的丽。但死时躯体毁坏太重，现在仍有许多不自然处，经不得细看。我转过眼去，这刻心里没有其它的念头，对着死亡只有空空的虚无感。过了会儿，从虚无中生出了唏嘘来，我就转身离开，再和舒星妤打了个无声的招呼，也不管她有没有记起我的身份，径自出了殡仪馆，搭上去火车站的出租车。

　　车上我才叹息出声，这次短暂的南京之行，就此结束。

　　回到上海的几天后，我和行内的记者聊天时才得知，舒星妤竟是杨展的前。杨两人是中学的同学，也就是说，我和传良，也是校友。

　　这三人间的关系坊间有许多的传说版本，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杨展在国外当了几年的访问学者回来后，老婆就是别人的了。

　　这么说来，舒星妤对着杨展骂出的最后半句，瞎了眼云云，也就有了出处。不管故事里是谁对不起谁，可在传良的灵前，又何必说这些东西呢。

　　我这样疑问，就有人来解惑，说你不知道，风闻舒星妤在传良死后，在好几个场合都说传良的死和杨展肯定是有关系的。直说到公安局找她谈，说没有证据，不能这么说，这才作罢。

　　一场夜谈，很快话题又拐到别处，乃至天南海北。人死如灯灭，终究会远离活人的世界，在记忆里消磨掉痕迹。

　　我未和人再谈起过传良和舒星妤，直到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张邀请函。

　　函上写着：兹定于3月29晚6时30分，在外滩广东路20号7楼M on the 波nd餐厅，举行鄙人五十岁生日冷餐会，敬请光临。杨展。

　　当时我并不知道，杨展是摩羯座，生于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