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崇高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家国‬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家国‬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

　　，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噤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家国‬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国中‬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強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