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贞慧（2）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侯无德，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俟；猛虎有死，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东冶传钩，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