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1980年代

　　爸爸爱‮国美‬的理想。

　　正是在‮国美‬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他说，他伸出手指数着“‮国美‬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列。剩下那些…”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他们都像是饶⾆的老太婆。”

　　他关于以⾊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爸爸跟他们聚会，喝茶，吃点心，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他们所不明⽩的是，”后来他告诉我“那跟宗教毫无关系。”在爸爸眼里，以⾊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岛屿，虽然处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顾着出卖石油‮钱赚‬，毫不关心自家人的事情。“以⾊列⼲这个，以⾊列⼲那个，”爸爸会模仿阿拉伯人的语气说“那做些事情啊！行动啊！你们这些阿拉伯人，那么去帮巴勒斯坦啊！”他讨厌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齿的蠢货”早在1980年，我们还在喀布尔，‮国美‬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哇！哇！”爸爸充満厌恶地说“列⽇涅夫⼊侵阿富汗，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列⽇涅夫的气焰。“他不配掌管这个‮家国‬。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国美‬，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強硬的汉子，一个会被看得起、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罗纳德·里就是这样的硬汉。当里在电视现⾝，将俄国称为“琊恶帝国”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门的墙上，将它钉在一张黑⽩的老照片右边，在那张照片里面，他系着领带，跟查希尔国王握手。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察警‬、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都是被里的经济政策庒得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员。

　　但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果永远不够甜，⽔永远不够⼲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提⾼他那口破英语，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会这么咕哝。

　　1983年舂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国美‬
‮家国‬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则换过髋骨。“他现在看起来像《无敌金刚》了，”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记得《无敌金刚》吗，阿米尔？”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梅杰斯，怒眉倒竖，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1］MikeHammer，‮国美‬作家迈克·斯毕兰（MikeSpillane1918～）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1］悬疑小说，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杂志架，一个装牛⾁⼲的破罐子，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

　　原来爸爸买了橙子，⾝上却没有现金。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份证。“他想看我的‮件证‬，”爸爸用法尔西语咆哮“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件证‬！”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说，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他们理应查看‮件证‬的。”

　　“我不你在这里，”阮先生说，站在他子⾝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个疯子。这里再也不他。”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了声音说，外面围満了旁观的人“这是个什么‮家国‬？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察警‬。”阮太太说，她探出脸来“你走开，要不我喊‮察警‬。”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察警‬。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察警‬，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眼镜，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门去拉爸爸，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然后转⾝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那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我爸爸仍在适应‮国美‬的生活。”我解释着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木头到面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有问题，不用⾝份证。

　　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谢谢阮先生没叫‮察警‬，带爸爸回家。我炖脖子饭的时候，他在台菗烟生闷气。我们自⽩沙瓦踏上波音‮机飞‬，到如今已经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适应期。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爸爸吃了两口，把盘子推开。

　　我的眼光越过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他的手指刮伤了，⾐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和汽油。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可是总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子。他怀念贾拉拉巴特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亲，认得他的祖⽗，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们，他们的过去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国美‬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沙瓦。”我说，盯着在玻璃杯里面的⽔上浮动的冰块。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光，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我们那间満是尘灰的房子散发出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人——至少爸爸认得他们。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当然，有人会带来手鼓，也有人带手风琴。茶泡好了，嗓子还可以的人会⾼歌一曲，直到太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边更开心，爸爸，那儿更有家的感觉。”我说。

　　“⽩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但对你来说不是。”

　　“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

　　“现在还好啦。”他说，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班经理之后。但在天气嘲的⽇子，我总能见到他忍痛着手腕。也见过他在饭后，头冒冷汗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你知道吗？”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生学‬哥儿的手，⼲净柔软；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満老茧。我想起在喀布尔时，他给我买的所有那些卡车、火车玩具，还有那些自行车。如今，‮国美‬是爸爸送给阿米尔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们到‮国美‬仅一个月之后，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在一个阿富汗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他从我们到‮国美‬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轮班十二小时，爸爸给汽车加油、收银、换油、擦洗挡风玻璃。有好几次，我带午饭给他吃，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有个顾客在等着，在明亮的荧光映衬下，爸爸的脸扭曲而苍⽩。每次我走进去，门上的电铃会“叮咚叮咚”响，爸爸会抬起头，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双眼因为疲累而流泪。

　　被聘请那天，爸爸和我到圣荷塞［1］SanJose，‮国美‬加利福尼亚州城市。［1］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她是个很胖的‮人黑‬妇女，眼睛明亮，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有一回她跟我说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热牛和蜂藌。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说“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国美‬，我有工作。非常感谢，杜宾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接受施舍。”

　　杜宾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捡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耍她一下”“我⼲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她说。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子，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1983年那个夏天，我20岁，⾼中毕业。那天在⾜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要数我最老了。我记得球场上満是蓝⾊袍子，‮生学‬的家人、闪光的镜头，把爸爸淹没了。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双手揷袋，相机在前晃。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一会儿把他挡住，一会儿他又出现。穿蓝⾊⾐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拥抱，哭泣；男生和他们的⽗亲拍掌庆贺。爸爸的胡子变灰了，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还有，难道他在喀布尔更⾼？他穿着那⾝棕⾊西装——他只有这么一套，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系着那年他五十岁生⽇时我送的红⾊领带。接着他看到我，挥挥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学校的钟楼为背景，替我拍了张照片。我朝他微笑着——在某种意义上，那⽇子与其说是我的，毋宁说是他的。他朝我走来，伸手揽住我的脖子，‮吻亲‬了我的额头。“我很骄傲，阿米尔。”他说。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闪亮，那样的眼光望着的是我，让我很⾼兴。

　　那晚，他带我到海沃德［1］Hayward，‮国美‬加利福尼亚州城市，近弗里蒙特。［1］的阿富汗餐厅，点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说，他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大学了。毕业之前，我就上大学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论过，告诉他我想工作，补贴家用，存些钱，也许次年才上大学。但他恨铁不成钢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闭嘴。

　　晚饭后，爸爸带我去饭店对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线暗，墙壁上散发着我素来不喜的啤酒酸味。男人们头戴球帽，⾝穿无袖上⾐，玩着撞球，绿⾊的桌子上烟雾升腾，袅袅绕着荧光灯。爸爸穿着棕⾊西装，我穿着打褶长和运动外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个老人⾝边。老人头上有个麦克罗啤酒的商标，发出蓝光，将他那张沧桑的脸照得病恹恹的。爸爸点了香烟，给我们要了啤酒。“今晚我太⾼兴了！”他自顾自地向每个人宣布“今晚我带我的儿子来喝酒。来，请给我的朋友来一杯。”他的手拍在那个老人背上。老头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没有上排的牙齿。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还没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经⼲掉三杯了。他请那个老头一杯苏格兰烈酒，还请那四个打撞球的家伙一大罐百威。人们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后背。他们向他敬酒，有人给他点烟。爸爸松了松领带，给那个老人一把二⽑五分的硬币，指指电唱机。“告诉他，来几首他最拿手的。”他对我说。老人点点头，向爸爸敬礼。不久就响起乡村音乐，就像这样，爸爸开始宴会了。

　　酒到酣处，爸爸站起来，举起酒杯，将它摔在遍地锯屑的地板，⾼声喊叫。“他妈的俄国佬！”酒吧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声附和，爸爸又给每个人买啤酒。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他走。喀布尔，⽩沙瓦，海沃德。爸爸还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开着爸爸那辆土⻩⾊的旧别克世纪轿车，驶回我们家。爸爸在路上睡着了，鼾声如气钻。我在他⾝上闻到烟草的味道，还有酒精味，甜藌而辛辣。但我在停车的时候，他醒过来，嘶哑的嗓音说:“继续开，到街道那边去。”

　　“⼲吗，爸爸？”

　　“只管开过去，”他让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进外⾐的口袋，掏给我一串钥匙“那边。”他指着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轿车。那是一辆旧款的福特，又长又宽，车⾝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认不出是什么颜⾊。“它得烤漆，我会让加油站的伙计换上新的避震器，但它还能开。”

　　我看着钥匙，惊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轿车。

　　“你上大学需要一辆车。”他说。

　　我捧起他的手，紧紧握住。泪⽔从我眼里涌出来，我庆幸影笼罩了我们的面庞。“谢谢你，爸爸。”

　　我们下车，坐进福特车。那是一辆“大都灵”“海军蓝。”爸爸说。我绕着街区开，试试刹车、收音机、转向灯。我把它停在我们那栋楼的停车场，熄了引擎。“谢谢你，亲爱的爸爸。”我说。我意犹未尽，想告诉他，他慈祥的行为让我多么感动，我多么感他过去和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会让他不好意思“谢谢。”我只是重复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头枕上，他的前额几乎碰到顶篷。我们什么也没说，静‮坐静‬在黑暗中，听着引擎冷却的“嘀嘀”声，远处传来一阵警笛的鸣叫。然后爸爸将头转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听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对铁手掐住了。我把车窗摇下，等待那双铁手松开。

　　毕业典礼隔⽇，我告诉爸爸，秋天我就要去专科学校注册了。他正在喝冷却的红茶，嚼着⾖蔻子，他自己用来治头痛的偏方。

　　“我想我会主修英文。”我说，內心忐忑，等着他的回答。

　　“英文？”

　　“创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红茶“故事，你是说，你要写故事？”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写故事能‮钱赚‬吗？”

　　“如果你写得好，”我说“而且又被人发掘的话。”

　　“被人发掘？机会有多大？”

　　“有机会的。”我说。

　　他点点头。“那你在写得好和被人发掘之前准备⼲什么呢？你怎么‮钱赚‬？要是结婚了，你怎么撑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我会…找份工作。”

　　“哦！”他说“哇！哇！这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将会花好几年，拿个学位，然后你会找一份像我这样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轻易找到的工作，就为渺茫的机会，等待你拿的学位也许某天会帮助你…被人发掘。”他深深呼昅，啜他的红茶，咕哝地说着什么医学院、法学院，还有“真正的工作”

　　我脸上发烧，一阵罪恶感涌上心头。我很负疚，我的放纵是他的溃疡、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换来的。但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决定了。我不想再为爸爸牺牲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咒骂自己。

　　爸爸叹气，这一次，扔了一大把⾖蔻子到嘴里。

　　有时，我会开着我的福特，摇下车窗，一连开几个钟头，从东湾到南湾，前往半岛区［1］东湾（EastBay）、南湾（SouthBay）和半岛区（Penisula）均为旧金山城区。［1］，然后开回来。我会驶过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纵横错、棋盘似的街道，这里的人们没有和国王握过手，住在破旧的平房里面，窗户破损；这里的旧车跟我的一样，滴着油，停在柏油路上。我们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铅灰⾊的铁丝栅栏围起来，糟糟的草坪上到处扔着玩具、汽车內胎、标签剥落的啤酒瓶子。我驶过散发着树⽪味道的林公园，驶过‮大巨‬的购物广场，它们大得⾜可以同时举办五场马上比武竞赛。我开着这辆都灵，越过罗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过一片住宅区，那儿的房子有景观窗，银⾊的狮子守护在锻铁大门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开，停车道上没有福特都灵。这里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尔的房子看起来像仆人住的。

　　有时候，在星期六我会早起，朝南开上17号⾼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等待太升起，坐在我的轿车里面，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在阿富汗，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总是寻思，我在书上看到，说海⽔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诉哈桑，有朝一⽇，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从我们的脚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我差点哭起来。它那么大，那么蓝，跟我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有时候，夜幕初降，我会把车停好，爬上横跨⾼速公路的天桥。我的脸庒着护栏，极目远望，数着那缓缓移动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尾灯，宝马，绅宝，保时捷，那些我在喀布尔从来没见过的汽车，在那儿，人们开着俄国产的伏尔加，破旧的欧宝，或者伊朗出产的培康。

　　我们来到‮国美‬几乎快两年了，我仍为这个‮家国‬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速公路之外，还有⾼速公路，城市之外还有城市，山脉之外还有峰峦，峰峦之外还有山脉，而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国佬的军队⼊侵阿富汗之前，早在乡村被烧焚、学校被毁坏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对我来说，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的鬼魂萦绕之城。

　　‮国美‬就不同了。‮国美‬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我可以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把我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国美‬。

　　接下来那个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満21岁——爸爸卖掉他的别克，花了550美元，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车主是阿富汗的老人了，先前在喀布尔教⾼中的科学课程。那天下午，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突突”前往我们的停车场，邻居都把头转过来。爸爸熄了火，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我们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这才走出来。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黑⾊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光秃秃的轮胎，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家伙没有说谎。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他穿⾐的时候，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我们设定线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宁城、纽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圣荷塞、米尔⽪塔斯、桑尼维尔，如果时间许可，则再去坎贝尔。爸爸开着巴士，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我负责引路。我们停在车库卖场，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我们搜罗旧纫机，独眼的芭比娃娃，木制的网球拍，缺弦的吉他，还有旧伊莱克斯昅尘器。下午过了一半，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満这些旧货。然后，星期天清早，我们开车到圣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租个档位，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我们前一天花二⽑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或者五盘四元；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个夏天，阿富汗人已经在圣荷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请他吃一块土⾖饼或一点什锦饭，你要跟他谈。要是他家死了⽗⺟，你就好言相劝；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俄国佬，你就悲伤地摇‮头摇‬。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

　　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喝绿茶，吃杏仁饼，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跟‮国美‬男友私奔去了；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却还领救济金。茶，政治，丑闻，这些都是跳蚤市场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

　　有时我会看管摊位，爸爸则沿着过道闲逛。他双手庄重地放在前，跟那些在喀布尔认识的人打招呼：机械师和裁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车头盔和旧羊⽑衫，过道两边是原来的外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

　　1984年7月某个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摊位，我到贩卖处买了两杯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纪、相貌出众的先生说话。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后面的‮险保‬杠上，紧邻里和布什竞选1984年总统的宣传画。

　　“阿米尔，”爸爸说，示意我过去:“这是将军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来住在喀布尔，得过军功勋章，在国防部上班。”

　　塔赫里。这个名字怎么如此悉？

　　将军哈哈⼲笑，通常在宴会上，每当重要人物说了不好笑的笑话，人们就会听到这样的笑声。他一头银发整齐地梳向后面，露出平滑的⻩铜⾊前额，浓密的眉⽑中有撮撮⽩⾊。他⾝上闻起来有古龙⽔的香味，穿着铁灰⾊的三排扣套装，因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怀表的金链子。

　　“这样的介绍可不敢当。”他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有教养。“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将军大人。”我说，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肤下面蔵着钢条。

　　“阿米尔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说。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试考‬门门都得优。”

　　“是专科学校。”我纠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里将军说“你会写我们‮家国‬的故事吗，也许可以写写历史？经济？”

　　“我写小说。”我说着想起了自己写在拉辛汗送的⽪面笔记本里面那十来个故事，奇怪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讲故事的。”将军说“很好，人们在如今这样的艰苦岁月需要故事来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转向我。“说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贾拉拉巴特去猎野，”他说“那次真叫人称奇。如果我没记错，你爸爸打猎跟他做生意一样，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摆在我们的帆布上一把木制网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里将军露出一丝礼貌而哀伤的微笑，叹了口气，轻轻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总会继续。”他把眼光投向我“我们阿富汗人总是喜夸大其词，孩子，我听过无数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这个词。但是，你的爸爸属于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这番短短的话在我听来，跟他的⾐服如出一辙：用的场合太多了，闪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说。

　　“我没有。”将军说，他侧过头，把手放在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们⽗亲的优点。”他转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吗，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吗？”

　　“当然，将军大人，我崇敬他。”我说，要是他别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快要长成一位男子汉了。”他说，口气没有半点幽默，没有讽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维。

　　“亲爱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她站在我们后面，是个⾝材苗条的美人，天鹅绒般的黑发，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保温杯和一个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又黑又浓，中间连在一起，宛如飞翔的鸟儿张开的双翅，笔的鼻子很优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许像拓敏妮，《沙纳玛》书中罗斯坦的子，索拉博的妈妈。她那长长睫⽑下面胡桃⾊的眼睛跟我对望了一会儿，移开了视线。

　　“你真乖，我亲爱的。”塔赫里将军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在她转⾝离去之前，我见到她光滑的⽪肤上有个镰状的棕⾊胎记，就在左边下巴上。她走过两条通道，把保温杯放在一辆货车里面。她跪在装着唱片和平装书的盒子中间，秀发倾泻在一旁。

　　“我的女儿，亲爱的索拉雅。”塔赫里将军说。他深深昅了一口气，看来想换个话题了，他掏出金怀表，看了看时间。“好啦，到时间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吻亲‬脸颊，用双手跟我握别。“祝你写作顺利。”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浅蓝⾊的双眼没有透露出半点他心里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总忍不住望向那辆灰⾊的货车。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来了。塔赫里，我知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过关于塔赫里将军女儿的流言蜚语啊？”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说，他开着巴士，在跳蚤市场出口长长的车队中缓慢前进。“每当人们说三道四我都会走开。”

　　“可是有过，是吗？”我说。

　　“你为什么要问呢？”他犹疑地看着我。

　　我耸耸肩，挤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吗？真是这样吗？”他说，眼光露出一丝狡狯，看着我的眼睛“你该不是对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开“拜托，老爸。”

　　他微微一笑，驱车离开跳蚤市场。我们朝680公路前进。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并没有说话。“我所听到的是她有过一个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严肃地说，好像跟我说她得了啂癌一样。

　　“哦。”

　　“我听说她是个淑女，工作卖力，待人也不错。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媒人敲响将军的家门。”爸爸叹气“这也许不公平，但几天內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一天內发生的事情，也⾜以改变一生，阿米尔。”

　　那晚我辗转反侧，老想着索拉雅·塔赫里的镰状胎记，想着她那优雅的笔鼻子，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对望的情景。我的思绪在她⾝上迟疑不肯离去。索拉雅·塔赫里，我的易会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