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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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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兆林问孟维周:“刘禹锡有首诗,说什么什么桃千树,尽是什么刘郎栽,读过没有?”孟维周早已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便说:“没有读过。”原来,张兆林终于开始调整人事了。孟维周听说,陶老书记对前段县处级领导班子调整有些看法。几位对安排不满意的原县委书记和部门领导牢腹,有的跑到陶老那里诉苦。如南县的雷子建被安排到地委校任校长,气得骂娘:“他妈的张兆林太会玩人了。刚上去时,到处安抚人心,让大家都觉得张书记待自己不错,把自己当做他的心腹。事实上到底谁是心腹?只有他姓张的心中有数。好了,现在他根基牢了,一切都明朗化了,原来陶书记培养的全部靠边站!”陶老不准他们说。这些人一说,难免让人误会是陶凡在操纵。中国政治同西方不同。尼克松下野后,从卡特一直批评到里和布什,那是很正常的事,既不妨碍哪位在位总统的威信,也不妨碍他自己死后享受国葬。中国国情不同哪!但这些同志若硬是要嚷几句,他也只是安慰他们一下,不作什么评价。有次在陶老家中,好几个人在场,有人又提到了最近干部调整问题。陶凡摇摇手,说,不要议论这事,不要议论这事。接着随口念出了两句诗,说是刘禹锡的。在座的听不明白,却感觉到可能同人事问题有关。不知谁给传了出来,但传得不全。孟维周听到后,对那诗有点印象,但也记不清了。回去一翻书,方知原文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说的是刘禹锡被贬官十年后,应召回到京师,见朝廷又扶植了一批新贵。刘禹锡有感到此,作诗讥讽。孟维周明白了这个曲直,当然说没有读过这诗,省得惹麻烦。有些事是要装聋作哑的。

  张兆林问过孟维周后,便作平淡的样子,其实仍疑云不散。孟维周忽发一念:干脆效法前人,以今典古,就说那两句诗我虽没读过,但从字面上看,用现在的话讲,应该指事业后继有人,欣欣向荣。细细一想,算了算了,不要自作聪明。

  那些对安排不如意的,有的韬光养晦,伺机再起。像林业局的陈清镜,这次也下来了,安排到科协当副主席,却没事似的。有的英雄气短,怒发冲冠。农业局的朱来琪也下来了,到地区农委任副主任,他同雷子建一样,到处发怒气。没有谁想到位置变动是因工作需要,或者自己能力不济,或者自己问题太多。一般想到的原因是失宠,被划入谁谁一线的。

  孟维周很想清楚,张书记对这些人的真实态度如何?却不得而知。他终于发现,张书记其实并不把外头的怪话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孟维周再也没有听见张书记说起过干部调整的事儿。读书人说沉默是金,老百姓说咬人的狗不叫。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孟维周最近提了个正科级。参加工作才三年多,就正科级了,这在地委机关没有先例。“这个孟维周爬得快呀!”一个“爬”字,很不好听,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官有多大,别人在背后总是这么议论你的,你有意见也没有用。说来也怪,谁也没见哪位官员爬着走,大家都是昂首勇往直前的样子。但人们都讲他们在爬。想想也真是那么回事。孟维周本人没有听见谁讲他爬得快。恭维他的,一般都说,进步真快呀!“进步”用在这个地方,既明朗又含糊。你明白别人是在恭喜你提拔了,又可以理解为别的许多意思,比如政治觉悟、工作水平、知识修养等等都提高很快。正因为这些话含糊,你也就可以含糊地谦虚一下,说哪里哪里。别人若是直地说你提得真快呀!你就不便说哪里哪里了。因为这等于说你嫌提拔得慢了。这就不对了。对组织的培养,人民的重托,只有感激的道理,怎么能有看法?不过,一般很少有人直来直去说你提得快,免得彼此尴尬。

  孟维周也真的有春风得意的感觉。县市和部门的领导原来都叫孟维周小孟,慢慢的有人觉得叫小孟不太合适了,开始叫孟科或者孟老弟。尤其叫他孟老弟的那些同志,表情十分灿烂。孟维周每天都要为这种热情感动好多次,有时分明感觉到心脏空悬着极舒服地晃悠一阵。但他学会了不这种感动。易喜易悲都是不成的表现。可是这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绝对不同。那是古人情怀,早过时了。现代社会了,晋身官场,于喜于悲,需要的是老成。说得文气些,该叫沉稳,或者刚毅什么的。如果要说这是冷漠无情或者麻木不仁,就是故意完全是贬损了。这不奇怪,人们看问题总是各有各的角度的。这也是辩证法!孟维周有次与同学聚会,有的说他成多了,有的就说他冷淡些了。孟维周只是笑笑,说老样子老样子。但他越是注意表现得老成持重,越是为内心下意识的感动而羞愧。自己看似成实则不成啊!这是否就是外强中干?

  孟维周有意无意间研究了张兆林的晋升轨迹,看上去是那么容易,三蹦两跳就到了地委书记的位置。如此想想,孟维周的心脏又忍不住空悬着,极舒服地晃悠起来。他发现自己前面霞光万道,像练气功的人开了天眼。孟维周看报纸,最留意的便是人事变动,官场上走马换将他了如指掌。有时张兆林同其他领导闲扯,喜欢议论某人到某省当书记,某人到某省当省长。如果场合随便,孟维周也几句话,将那些外省领导的出身及经历讲得一清二楚。张兆林就点点头,说:“啊,啊,是的。”其实他并不清楚这些。张兆林好几次表扬孟维周政治觉悟高,政治强,是不是就指他这方面的见识?后来,孟维周连外国总统的情况也感兴趣了。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报纸上总要登一段来访者简历。孟维周特别喜欢研究这玩意儿,比如这位总统毕业于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属于什么派,有什么特点和爱好,什么政治主张,主要对手是谁,从事过哪些职业,当总统之前奋斗过多少年等等。他最喜欢琢磨的是这些政治家每跨上一个台阶所花的时间,看别人多少年之间共升了多少次,平均几年升一次。每一位政治家的升官图在孟维周的眼里似乎都是寥寥几笔,简单明了。从政是多么容易而又惬意的一件事!

  那天,孟维周在马杰面前做的有关“精神”的演讲不能自圆其说,也让孟维周感觉出一种危机。这是他目前觉悟到的惟一的前进障碍。现代政治演说才能太重要了。当领导的谁张口不要讲三点意见?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而于行,这种看法早不合时宜了。做领导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太重视做了,往往事必躬亲,陷入事务圈子。这几年官员们不都呼吁要超脱,要跳出事务圈子吗?君子不器啊!领导同志不能在琐事上太过用脑,而应用宝贵的智慧去想大事谋难事。一旦谋出个什么宏伟蓝图之类的东西,就号召群众来实施。这可不是只讲空话不办实事的意思。领导的职责是什么?除了用干部,就是出主意。这可是泽东说的。你的主意要让群众理解,就得长于演说。列宁教导我们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列宁不就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吗?全世界无产者通过他的演讲,知道了一种伟大的理论。我们就是用这种理论来搞革命的。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脖子上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有人说西方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演讲政治。政客们从竞选议员到竞选总统,所有的高官厚禄都是咿里哇啦喊出来的。选民们明明不信他们那一套,但还是看谁讲得动听,就投谁的票。那些国家文化发达,人都不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这么没有觉悟?原来有人说,那些国家的人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就只有相信谎言。人就是,总要信点什么心里才熨帖。

  孟维周的思维也像那次关于“精神”的演讲,有些蒙太奇的意思。

  “我们要号召群众啊,就得学会演说。”孟维周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口才。准确地说,是恢复这种能力。他在工作中不可能有多少机会讲话,于是尽量坚持每天睡觉前搞一段无声演讲。虚拟自己是什么什么职务的官员,在做报告,在接受电视采访,在找干部谈话,在批评下级。他很容易进人角色,慢慢地得自己很满意。若是在外出差,就钻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演哑剧。这事不能让马杰察觉。对着镜子,连自己的仪态都可以检视,训练效果更佳。他自我感觉不错,认为完全可以这么练就出色的演说才能。记不准是戴高乐还是邱吉尔,原来是个结巴,便专门面对大海强化训练演讲,结果成了优秀的演讲家。自己至少不是结巴,还怕不成功?难道只有我孟维周这样吗?别的领导譬如张兆林,他们在成大器之前是否也暗地里做着种种素质准备?想必不会太例外吧。谁也不是神仙下凡,都是从凡人做起的。

  有次,孟维周随张兆林坐在疾驰的轿车里,街道两旁的行人飞快晃过,晃成一片模糊。他不由得琢磨起这片模糊来。不知古人把人间唤做红尘是哪来的灵感?坐在飞奔的轿车里看芸芸众生,只见一片模糊,才真可以说是红尘万丈,恒河沙数。这种联想极容易培养人的伟大感。心想张书记和马杰都不可能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孟维周很有些得意,也觉得有些滑稽。说不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就这么悄悄地在成长啊!据说希特勒在发动战争之前,躲在深山老林训练战争机器,神不知鬼不觉。所以有人觉得希特勒的军队是一夜之间强大起来的。哎呀呀,怎么神使鬼差地想到了希特勒?孟维周感到脸热,似乎自己也有一点背地里磨刀霍霍的阴险味了。反过来一想,自己并非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只是思维出岔,同希特勒做了不恰当的类比。自己的一切抱负都是怀天下的,何错之有?当然也不能讲出来。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只适应于外国军队。求功名觅封侯也只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的政治抱负。如今的革命干部,大公无私,套用前人话讲,只能讲忠报国,不能讲封荫子。理想必须有,但理想一定要远大,譬如共产主义什么的,不能太具体,说要当个什么官。理想太具体了,人家轻则说你觉悟不高,重则说你野心。好在没有谁能穿你的灵魂。可现在练这功那功的人很多,据说有的功修炼到炉火纯青,便天目开,看谁谁都一丝不挂,你脑子里面想什么他一清二楚。但愿这是胡扯,要不大家都开了天目,灵魂无所遮拦,世界不就套了!

  最近机关里又传了一句新的顺口溜:“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讲痞话大家都高兴。”这话不说完全正确,也是相对真理。且不论真话假话如何,机关里的痞话的确空前地多起来了。办公室精神会餐,最受的食物往往是些俗的玩笑。但有一句痞话让张兆林很不高兴。要不是注重涵养,他简直会发作。那句话是:冷水洗鸟,越洗越小。张兆林的不快,是因为有人将这话用在他身上,意思很明朗,说他这个位置上的人一个不如一个。张兆林当然是最差的一个了。孟维周在一个偶然场合听到了这句话,觉得太那个了,心想张书记若是听了,不知有何反应?后来他又感觉出,张书记可能听到这话了。只是当领导的修养好,没有明显。孟维周猜想,张书记的消息一定来自告密。也有这等蠢人,为这种事告密,有什么好处?不好自己也要赔进去。有个故事,不知是历史还是寓言了,说一位国王,给报告好消息者以奖赏,给报坏消息者以惩罚。这事若是历史,历史永远是现实;若是寓言,寓言永远是真理。谁将那种恶毒的痞话传给张书记,肯定不讨好的。孟维周记得上小学时,学校发现了一句反动标语,得全校上下紧张兮兮的,像马上要发生地震了。班主任老师在讲台上讲起这件事时,最大限度地运用意会的表达,怎么也不敢重述那句反动话。类似的忌讳,一万年也不会改变。

  张书记在好几次会议上都说到这句话:“各级领导干部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群众看什么?就看你的政绩!”

  这是否可以看做是对个别诋毁者的回击呢?也未可知。不过张兆林满意的是,地委的实干形象明显地树立起来了。按照他的思路,这个封闭落后的山区要发展,必须在深化改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开放。同兄弟地市相比,扩大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下更大的决心,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这样,地委经过认真研究,推出了以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为目标的开放工程,简称“两走工程”

  前一段,有人议论张兆林只知捡陶凡的衣钵,搞他的庭院经济,没有任何新点子。领导就是要出点子呀。如今张兆林“两走工程”的思路一提出,立即得到地委一班人的赞同。陆专员说:“张书记这个思路很好,符合我区实际。”在非正式场合,陆专员还调侃道:“张书记很有思想,不愧为我们地委的张克思。”张兆林却很认真地表示:“这是全区干部群众实践的总结,是地委一班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工作思路得到了省里领导的充分肯定。”

  可如今编顺口溜的人灵感来得特别快。西州一边在大肆宣传贯彻“两走工程”一边就有人讲怪话了。说什么:“两走不两走,原地踏步走;工作往下走,领导往上走。”

  这回张兆林真的发火了:“这像不像话?啊?!有的人只知道瞎议论,瞎指责,工作不干,怪话连篇。要对全体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一条纪律,那些蛊惑人心的顺口溜,不准信,不准传,更不准编!要让一切涣散斗志的言论没有市场兜售!对七八糟的顺口溜,有些同志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这是群众意见的反映。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编的。用民谣儿歌之类的东西来搞人心,自古就有先例。三国诸雄就经常采用这个计谋。现在是共产的天下,不允许这么胡来!有的顺口溜可能还是个别干部编的。让一般群众来编,编得了这么好吗?所以要特别指出,一旦发现政机关工作人员编这种顺口溜的,要严肃处理!”

  于是,根据张兆林的意见,地直机关组织了一次严肃认真的思想作风整顿。各县市积极响应,也搞了一次。省委组织部觉得这个做法很好。改革开放,不能忽视干部作风建设啊!于是,派人下来搞了次专题调查,写出一篇很漂亮的经验材料,分别登在省报和省委内部刊物上。当然,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不知道有什么“工作往下走,领导往上走”之类的顺口溜。西州的经验一宣传,各地市也深感干部作风很有必要整一下。各地市都搞了,省直机关也不能太被动,也很认真地搞了一次。这样,张兆林倡议的干部作风整顿,成为全省学习的榜样。

  张书记的肚子明显地腆了起来。孟维周原先似乎不曾注意,他是上次同张书记一道游泳时发现的。不久前,张书记到外面转了一圈,先是到北京跑几个项目,拜访了几位老同志,再到沿海考察。在鼓屿海滨浴场,孟维周第一次发现张书记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立即联想到涵养、度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之类的话。张书记也的确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现在干部的思想越来越复杂,背地里议论领导已司空见惯,对张兆林也很有微词。但孟维周注意到,一切难听的话,在张兆林那里,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从不耿耿于怀。肯定会有很多告状信飞往北京,中纪委那里不用说,北京那些老同志手里也会有举报信的。张兆林在北京拜访了很多老同志汇,却没有半句怨言,这让老同志很放心。有位老同志高度赞扬道:“小张呀,家乡有你这样的好同志当书记,是群众的福气!全区干部群众能够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家乡大有希望。”孟维周当时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想笑,但还是拼命地止住了。本来险些儿要口而出的爆发的笑声,化作一种感激的微笑,柔和地漾在脸颊上。倒不是想笑话张书记的汇报不实在,这一点他也是不敢笑的。一失笑便会成千古恨。他是想起了一个很不雅的玩笑。有回坐在会场听报告,张兆林讲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便有人悄悄儿说笑:“男女做时才真的是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啊。”孟维周还是个尚未开蒙的童男子,但他猜想男女间应该是那么回事吧。

  张书记的确不在乎人们说三道四,他只一股劲儿地抓大事。凡是大事,都要抓得有声势,有影响。省报上隔三岔五便有西州的报道,这个偏远山区的知名度眼看着越来越高了。可有人看问题就是偏激,说所谓提高本地知名度,实则是张兆林自己出风头,捞资本!

  最近,地区又办成了一件大事,即将开通程控电话。这是西州地区“两走工程”的关键项目之一。实现“两走”通讯太重要了。原计划用这个项目向“五一”劳动节献礼的,因故未能如期完工,便改为向“七一”的生日献礼。可又未能完工,只得改向“十一”国庆献礼。张书记给地区邮电局向局长打过一次电话,很严肃地说:“再也不能拖了,‘十一’再有问题,你自己上电视台向全区人民待。”邮电局虽是条条管的,却也不敢得罪地委。向局长说:“张书记,我用票和职务保证,一定在‘十一’上午八时准时开通程控电话!”

  现在是九月中旬,看进度是没有问题了。张书记开始考虑,怎样把开通程控电话这事搞得有声势一点。这是全区人民热切关注的大事呀!地区邮电局准备热热闹闹地搞一次剪彩庆典。张书记不同意。现在什么都搞剪彩,群众有看法,又落俗套。他指示邮电局再研究一个庆典方案。不等邮电局的方案出来,张书记自己有一个点子。他打算在“十一”上午八时拨通第一个电话,代表西州全地区人民向省委刘书记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电视台将直播张兆林打电话的实况,然后又在晚上黄金时间滚动播出。

  张兆林叫来陆专员和吴秘书长谈这个想法。陆专员说:“这个点子好,又别致,又简单,又有意义。”

  吴秘书长也说:“这样好,这样好。”

  孟维周心想:是否也要附和一句,说张书记的策划很有新意?到底还是忍住了。不能讲策划。策划这个词,虽然在社会上早就很时髦了,但以往常常讲策划阴谋,官场很多人至今还把它当贬义词。要讲只能讲谋划、筹划之类。而谋划又有太过心计的意思,还是不妥;看来只有讲筹划,似乎筹字有极尽辛劳的含义。词典上当然不是这么解释的,词典上是死的语言,生活的语言才是活的,而官场上的语言又最妙。所以还是讲筹划吧。可他还来不及讲,张书记已向吴秘书长做指示了:“省里领导很忙,吴秘书长辛苦一下,上省里跑一趟,向省委办公厅汇个报,征得刘书记同意。”

  三天之后,吴秘书长从省城回来,向张书记汇报。省里领导的确很忙,联系起来还真困难,但事情总算落实得差不多了。

  原来,吴秘书长先向省委谷秘书长汇报了西州地委的想法。谷秘书长对这种不搞排场,简朴办事的作风给予了高度赞扬,说:“我一定向刘书记转达你们地委的想法。”

  吴秘书长在西州驻省办事处住了一晚,第二天再打电话同谷秘书长联系。谷秘书长答复说:“刘书记原则同意。具体安排,请你们同刘书记的秘书伍秘书衔接。”

  伍秘书也很忙,刘书记有多难找,伍秘书就有多难找。当天晚上十二点了,才挂通了伍秘书的电话。伍秘书毕竟是书记身边的人,很热情,说已上睡了,还是爬起来接了电话。伍秘书说:“谷秘书长同我讲了这事。你们张书记准备在电话里讲什么话?”

  吴秘书长说:“就是报喜,代表全区人民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伍秘书说:“这样吧,电话里扯不清,我明天清早七点五十在办公室等你,你将你们张书记要讲的话写上给我。八点我要跟刘书记出去。”

  之后,吴秘书长连夜拨通了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沉一会儿,一句一顿地说了几句。吴秘书长在这边飞快地记了下来。他放下电话,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吴秘书长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可又是深夜,外面打字店都关门了。便对办事处袁海说:“小袁,你的字怎么样?”袁海谦虚道:“不行不行。”吴秘书长却把笔和纸推到了他的面前。袁海就认真地抄了起来。吴秘书长看到小袁的字还可以,就放心了。可袁海刚写了半行,吴秘书长说:“等会儿,等会儿。”吴秘书长刚才猛然意识到,这稿子虽只有百把个字,总也得有个题目才是,不然,一个光头文章,怎么送上去?但这样的文章,吴秘书长还是平生头一次碰上,不知怎么处理。既不能标个某某同志在某处的讲话,又不能标个关于什么的报告,怎么都不伦不类。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了。吴秘书长踱着方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想到了一个不算太如意的标题:十月一张兆林同志给省委刘书记的电话。

  忙完之后,已是凌晨两点多。

  次一早,吴秘书长同袁海一道准时将稿子送给伍秘书。伍秘书热情地握着吴秘书长的手,说:“好吧,等定下来再通知你们。坐下喝杯茶吗?”

  吴秘书长起身告辞,说:“不了,你忙。我们办事处小袁随时找你联系行吗?”

  伍秘书说:“行!行!”

  张书记听完吴秘书长的汇报,表示满意,并指示吴秘书长,要他待小袁,随时同家里联系。吴秘书长说:“待了,待了。”

  同省里联系得基本妥当了,邮电局向局长跑来汇报,说剪彩活动只怕还是要搞,他们省局要来领导。这就让张书记为难了。省邮电局不好得罪的,地区的通信建设要倚仗他们支持。但如果同意搞剪彩,对省里又不好待。省委谷秘书长对他们不搞剪彩是给予了赞赏的,而且向省委刘书记作了汇报。

  张书记反复考虑了一会儿,表了个态:“原则同意搞剪彩活动。气氛要热烈,场面要简朴;不在排场,重在庆祝。”

  张兆林私下却有一计,吩咐电视台,庆典活动的各项内容都要录像,但是电视上只出现张兆林向省委报喜的内容,而剪彩的场面不上电视。因为整个儿庆典活动都有省邮电局领导在场,如果不些摄像机去晃晃,他们说不定会有看法的。反正电视新闻那会儿,正是酒桌上觥筹错的时候,省邮电局的领导看不到的。只要新闻报道上注意了,省委那头也好说了。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

  很快就是九月三十号了,省委那边还没有最后的消息。办事处袁海一天一个电话回来。他打听到,刘书记上北京出差去了。原计划二十九号回省里,航班是上午十点四十到达。临时又因天气原因,改坐火车了,正点的话是三十号上午十一时到站。

  三十号下午四点多了,袁海还没有电话来,吴秘书长着急了。他打电话给办事处,一个女孩回答说:“稿子已到手了,袁主任赶火车回来了。”

  吴秘书长发火了,怪他们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边领导急死了。办事处的女孩吓坏了,忙说:“袁主任刚才急急忙忙待一句就赶火车了。我刚准备打电话汇报,吴秘书长您的电话就来了。”

  吴秘书长不听那么多了,忙跑去报告张书记,好让张书记放心。张书记拍了一下大腿,说:“这个小袁,脑子这么不活,不知道发传真过来?你看你看,越忙越。素质问题,素质问题啊!”吴秘书长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忘记待小袁发传真了,便说:“也是也是,我待过让他发传真过来的。一忙,可能忘了。不过还误不了事,火车是明天清早七点十分到站。”

  次清早,孟维周奉命接站。他很担心,因为这趟火车几乎没有正点过,有时一晚就是个把小时。今天若是这样,那就惨了。没有省里定的稿子,张书记怎么去打电话?又不能再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去问那个稿子。问什么呢?难道问我们张书记怎么给省委刘书记打电话?

  孟维周觉得省里办事也太死板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得这么烦琐。张书记本来很会讲话的,这么一限制,还真不知怎么讲了。

  果然晚点了。一打听,说是预计七点二十五到站。能在这个时间到还误不了事,一超过七点四十就危险了。

  老天保佑,七点二十五火车终于到了。袁海老远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孟维周也把手扬得高高的。但人多拥挤,袁海怎么也快不了。两人手一握,立即往小车跑去。一上车,袁海就将稿子拿了出来,交给孟维周。

  孟维周接着稿子,说:“你发个传真过来不省事多了。”

  袁海马上意识到自己忙个通宵,倒忙了个愚蠢,便掩饰道:“想过发传真,但听说最近机要局这边机子不行,收文效果不好。怕误事,干脆送回来算了。”

  孟维周打开稿子一看,两页半纸,电脑打印的,格式像是相声脚本。一浏览,也就是些极平常的话。他不由得感慨道:“搞得太严肃了,太严肃了。”

  袁海说:“上面领导讲话,不随便讲的。前任省委书记有次在北京开会,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讲稿,讲了几句就前言不搭后语了,影响很不好。”

  新落成的电信大厦气派不凡。一楼营业厅里,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省邮电局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济济一堂,他们在等待八点钟的到来。根据安排,打过电话之后,各位领导同志再到外面去举行简朴而隆重的剪彩仪式。张书记同省邮电局的领导热情地交谈着。电视台的记者们各项准备就绪。孟维周赶到了,没事似地走到张书记面前,递过一个信封。张书记也没事似地接过信封,不马上打开看。过了片刻,省邮电局的领导同别的同志搭话去了,张书记才取出稿子来,慢悠悠地着烟,看了一遍。

  张书记将稿子进口袋,毫无表情地望了一眼孟维周。孟维周知道张书记在望自己,却佯装不知,同记者们招呼去了。张书记在这些细节事情上特别欣赏孟维周。换了别人,送这稿子给张书记,一定是火急火燎的样子,而孟维周却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一切都滴水不漏,除了张书记、陆专员、吴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这场戏原来还有那么个脚本,而且这脚本刚刚才送到,也没有谁知道谈笑风生的张兆林背上一直在冒虚汗。

  八点整一到,张书记按下电话机免提键,亲自挂通了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喂,刘书记吗?您好!”“是。请问哪位?”

  “我是张兆林。”

  “哦,兆林同志,您好!”“刘书记,我给您报个喜。我区的程控电话,今天正式开通了。这是我们西州开通程控后打的第一个电话。我们西州全地区六百万人民,非常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一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认真实施‘两走工程’,努力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接着,电话里传来刘书记洪亮的声音。

  电视记者们紧张地忙碌着。西州电视台正在直播。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播放了这条新闻。自然安排在头条。此后又重播了三天。

  次晚上,省电视台也播了这条新闻。第三,省里报就此发了头条新闻,还配发了一则评论,题目:新闻之外的话题。副标题:不搞剪彩,不搞庆典,为这样的开业仪式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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