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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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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云南朋友王跃文

  那年盛夏,昆明新知图书城邀请我签名售书,我立马想到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便欣然应允了。我很喜欢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再说昆明我还没去过,走走也好。长沙正热得要命。

  下了飞机,远远地见位敦实的汉子,捧着束鲜花,小跑着过来了。寒喧间,知道他叫李勇,新知图书城的老总。我印象中的云南人正是这个样子,个子不高,能爬山,能吃苦。据说当年身怀绝技,威震武林的龙云先生也是这种身材。

  我平生头一次接受朋友的鲜花,居然有些拘谨。那是些百合花和黄玫瑰,清凉而芳香。上了车,听李勇一说,方知昆明新知并非三联新知,而是家规模颇大的民营书店。我向来对民营企业家多怀几分敬意,他们创业太不容易了。

  我俩没聊上几句,就像是老朋友了。李勇说了个掌故,很好玩的。有次在飞机上,他巧遇一位著名笑星。这位笑星望见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演小品,就是您这套行头。原来,李勇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脚上居然还是波鞋。

  李勇身上惟一显得豪华的,大概是他的肚子,腆得老高。我同他开玩笑,说中国人的皮带大抵上有三种系法:系在肚脐眼以上的是领导干部;系在肚脐眼以下的是企业家;正对着肚脐眼系着的是老百姓。李勇听罢,拊掌大笑。

  那次我签售的是本旧作,小说集《没这回事》,不可能有火爆场面。李勇却总是说,昆明读者很喜欢您的小说,会排着长队的。我心里有底,笑而不语。

  没想到签名售书那天,倒也来了不少人。一位老者说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大清早就等在书店外面了。老人想同我多聊几句,可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我只好匆匆同他道了再见。心里歉歉的。

  李勇一直站在我身后。我好几次回头,请他坐下,他总憨憨地笑,就是不坐下来。我正飞快地签着名,李勇低头轻声招呼道,王老师,您慢点儿签,喝口水吧,别太辛苦了。过会儿,他又低头说,王老师,人太多了,您就签个名字吧。后来我又见书店的营业员抱着大撂的书,站在读者队伍里。

  其实,我早看明白了。李勇先是怕我很快就签完了,干坐着冷场,得我没面子。后来见排队的读者太多了,又怕真的辛苦了我,只让我签个名字了事。等我手脚快起来了,他又怕排队的人渐渐少了,场面不好看,就让营业员自己来排队签名。这个李勇,可真是个好人。

  当时,我还有公职在身,签名活动完了,立即得返回长沙。李勇却太热情了,我只好在昆明勾留几。他陪我去了抚仙湖。那湖里有种很好吃的鱼,可惜我记不得名儿了。抚仙湖正如它的名字,果然是沾着仙气的。比方说,抚仙湖同另一个湖毗连,由一河沟通着。可两个湖里的鱼不相往来,总是游到河中有个叫猫鱼石的地方,各自掉头回去。我不曾去猫鱼石看过,可我相信李勇是不会哄人的。后来从电视里知道,抚仙湖底居然还有座神秘的古城。

  那次同行的还有贾平凹先生。平凹先生很有意思,哪里只要有他在,似乎就有了神秘的气场,况味就格外不同。抚仙湖边有座笔架山,平凹说,既然叫笔架山,我辈是要上去的。众人应和,拾级而上。快上极顶了,平凹从路旁树丛里捡起个瓦当,瞧了瞧,仍放回原处。我问,算个文物吗?平凹说,有些年代了。

  下了山,平凹突然驻足,回望古寺,道,拿着就好了。原来,他还惦记着那个瓦当。我说,再上去一趟?平凹说,都是缘份,算了吧。

  次,我不能再耽搁,匆匆返回长沙。李勇又陪着平凹往大理去了。大理也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好生遗憾。

  从那以后,李勇会常打电话给我,邀我有空就去昆明玩玩。可我身不由已,总是走不开。我想念他了,就打电话过去聊几句。今年正月初,突然接到李勇电话,邀我去云南走走。我不好再推辞了,马上买了机票,飞抵昆明。李勇见面就说,这次没有活动安排,只是玩,一定要尽兴。

  我已是自由写作者了,了无牵挂,正可担风袖月,云游天下。我们一道去了大理、丽江、建水。可我到底有些过意不去,怕误了李勇的正事。他却说,您来了,陪您就是正事。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纳西风情,我是卧游已久的。没想到我从未听说过的建水,竟也别有情致。那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朱家花园、张家花园,有雄镇西南的古城楼,有土司衙门,有亚洲第一大溶燕子。最叫我难忘的是建水的哈尼族。李勇和建水的朋友陪我在哈尼山寨过了一天。正逢哈尼族最隆重的节日铓鼓节。家家户户都把酒席端出来,沿巷子摆成长龙,叫长街宴。头人举杯祭祀,祷告如仪,宣布宴会开始,全寨人齐声高喊阿坳姆!意思是过年好。席间,土坪里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快地跳着铓鼓舞。男女老少兴致来了,随时站起来,抢过话筒唱山歌。可惜我不会记谱,那歌真好听。

  我不善饮,平时在兄弟民族家做客,都不敢端酒杯。哈尼族人却是最善解人意的,你不喝可以,只是不要拒绝他们给你斟酒。你的碗本是的,仍不断有人过来斟酒,一轮又一轮。白酒、红酒、啤酒、饮料全往你碗里倒。我开玩笑说,这是哈尼尾酒。多喝少喝随你,他们甚至可以替你喝掉大半碗,再同你碰杯,决不为难你。

  我们要走了,全村人都放下碗筷,载歌载舞,夹道相送,一直送到村外的公路上。我们上了车,哈尼人扶老携幼,还在那里唱着祝福的歌。我眼窝子浅,忍不住潸然泪下。

  可我没能登上玉龙雪山,终究是个遗事。去丽江那天,正好大风,上雪山的索道停开了。我们只好站在云杉坪,遥盼雪山云雾呼啸。那是座神山,想必是人们生来死去灵魂必经的通道吧。

  有天,李勇专门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登上玉龙雪山了。他知道我一直惦记着那座神圣的雪山,就说下次您来,我再陪您上去。

  朋友和啤酒王跃文

  那时,我还在湘西某市做小公务员。一,《湖南文学》编辑黄斌先生突然去了我那里。于是呼朋唤友,举杯豪饮。敝乡酒风甚悍,非醉不能解瘾。自然要喝白酒。通常先是连喝三杯,热热肚子。酒桌上总要说些好话的,并无规矩,随意道来。就说这三杯酒,有人会说三生万物,有人会说三生有幸。那回相聚的都是些文人,就说文章总得三段才是回事儿,无三不成文,先干了三杯罢。接着就是各自举杯,囫囵敬一圈。一一碰过,这叫见面酒。再就是各自找人喝了。酒桌上没有道理,却尽是道理。比方我小你三岁,敬兄长三杯;比方你我两年没见面了,至少要同饮两杯。席间不是七八人,就是上十人。喝到这会儿,每人多少也是十来杯酒下肚了。吓人的却是那酒杯,不是那种剔透玲珑的高脚玻璃杯,而是白瓷茶缸。酒量小些的,没干几杯,就天转地转眼珠子不转了。

  我们都喝得差不多了,又嘻嘻哈哈,朝歌厅呼啸而去。侍应生过来,问喝什么茶。有朋友大手一摇:喝什么茶?啤酒!喝什么啤酒呢?我问黄斌,他是客人。黄斌说,金威吧。侍应生愣了愣说,金威?没有。我也没听说过金威啤酒,调侃道,我们这里是山区,好啤酒进不来。黄斌说,金威是新品牌,上市不久,估计你们这里还没见过。

  我们只好喝青岛。我酒量本不大,只是年轻,什么酒都能喝上几杯。黄斌却说我海量,事后还写了篇印象记,说我喝酒是三不主义: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此文毒甚广,贻害无穷,可把我整苦了。每逢酒席,我都推辞不喝。可不管是否见过面的朋友,都会引经据典,黄斌如何如何说,指认我本有喝酒前科,而且酒量不小。

  当时我写小说只是业余爱好,并不知道自己将走怎样的路。多喝了几杯白酒,又来喝啤酒,我很快就醉眼朦胧了。包厢装修得有些像湘西吊脚楼,极有情致。我坐在吊脚楼里,望着朋友们在舞池里飘飘仙。我没下去,只是枯坐发呆。黄斌陪着我聊天,啤酒杯没有离开过我们手。迪士科舞曲响起来,黄斌招呼我下去蹦几下。我仍是不动身,黄斌自个儿出去了。舞曲烈,震耳聋,灯光明灭很是眩目。一种幻灭感没来由地过心头。我鼻腔有些发酸,便猛喝一口啤酒,把什么都咽下去了。

  两年之后,我调到长沙。那是盛夏,热得难受。黄斌替我接风。我俩在临街的一家酒吧靠窗对坐着。酒吧里倒是清凉。这回喝的就是金威啤酒了。黄斌是个认牌子的人,抽烟多半三五,啤酒就认准了金威。我先闷了一大口,感觉真不错。黄斌话不多,总是低头喝酒,一副沉思状。我同黄斌交往很深,有话就说,没话就沉默着。我俩整个下午就呆在酒吧里,东扯西扯,不知说了些什么。只是身旁的空啤酒瓶慢慢多起来,足有十几个。黄斌突然笑道,好好干吧,看哪天混辆车子,混部大哥大。那会儿手机还很奢侈。我摇头笑笑,心里很茫然。

  黄斌后来去了北京,仍是做编辑。有回我去北京签名售书,黄斌请我领略京城夜生活。我们去了家据说很有名的酒吧,可惜我记不得它叫什么了。我早已戒酒了,而且因为失眠连茶都不敢喝,只要了杯酸。黄斌并不勉强我,他自己要了啤酒。居然又是金威啤酒。我莞尔一笑。黄斌看出我的意思,便说,我是个恋旧的人。他无意间说的这句借题发挥的话,竟让我很是感慨。这十多年,很多朋友离我而去。我走了同他们不同的路,而他们也忙着自己的前程去了。我并不觉得沮丧,因为总有真正的朋友陪伴着我。每到节,都有很多从未谋面的朋友,发来贺卡,为我祝福。有段时间,外界传着很多关于我的谣言,有些话还很吓人。一位朋友居然匿名发来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有太多这种也许终身不可能见面的朋友,我感谢他们。酒吧昏暗的灯光掩饰着我的走神,而黄斌正沉醉在啤酒里。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金威啤酒公司做客。我原是应深圳国基地产公司邀请,参加漾湾畔笔会。金威啤酒公司副总经理陈鹏飞先生半路间杀出,生拉硬拽把我掳了去。原来我们是湖南老乡,见面就没有生分。鹏飞先生读过我所有小说,玩笑说谈谈读后感。一聊开,方知他也是从官场上走出来的,难怪他的感慨那么深刻。他抱来收罗到的我所有作品,请我签名。其中有本《王跃文作品》集,原是非法出版的黑书。鹏飞很不好意思,抓耳挠腮的。我笑道,读者并不知道真假,怪不得你。鹏飞便把这本黑书送给了我,也算是特殊的纪念。我随鹏飞参观了啤酒生产程,喝了杯刚出锅的生杯。我口多年,这回因为鹏飞先生,又破戒了。

  孩子,你快乐吗?王跃文

  儿子上初三了,眼看着就要考高中。他每天清早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能归家。匆匆吃过晚饭,又得做作业。总要忙到深夜,才能上。见孩子如此辛苦,我干着急。我只能嘱咐孩子他妈,多给孩子些好吃的,别让他身体垮下去。

  有次,我同孩子讲我的童年和少年,他很是神往。我小时候很苦,但是快乐。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但是有好玩的。我有很多小伙伴,我们爬树抓鸟,下河游泳,上山采蘑菇;我们夜里同邻村孩子两军对垒打仗,或是悄悄钻进甘蔗地里大口福;我们正月十三晚上摸黑偷别人家蔬菜煮年粑吃,那是我们老家最古怪最浪漫的乡俗。据说那是贼的节日。大人小孩都兴冲冲地当回贼,图个好玩。那天晚上谁家蔬菜被偷了,不会生气。

  我小时候连贼都是有节日的,可我的孩子没有。他只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

  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不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我们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我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孩子总是最好的,我们用自己的梦想取代孩子的理想,我们甚至不让孩子有自己的向往。

  我们没想过孩子还是童年或少年,急切地把很多大而无当的成人智慧给孩子。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有过童真和玩劣,过早地要孩子为未来预支烦恼。我们把未来描述成地狱,告诫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应付劫难。我们也许因为自己卑微而受冷遇,便想把孩子培养成高贵的种类又去轻别人的卑微。

  我们对孩子的爱心不容怀疑,但也许我们只是把孩子当作资本在经营,希望获取高额回报。有人对中儿童作过对比调查。很多日本儿童说长大后想当名出色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但毕竟更多的人会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市长和总经理的永远只能是少数。那么,我们在向孩子灌输美好希望的时候,其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失望。于是更多的孩子便只能带着失望走向社会,他们也许终生都摆不了盘旋在头顶的劣等公民的阴影。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教育孩子。没有好的学业,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担心孩子面临的依旧是个势利的社会,我们担心孩子遭遇的将是更烈的生存竞争。我真希望自己的儿子像野草一样自己去长,却又怕他真的成了野草,被人踩在脚下。

  我真想问问儿子:你快乐吗?可是我不敢问。我不知道怎样做父亲!

  不敢看孩子的作文王跃文

  我不太敢看孩子的作文,不知孩子对作文的感受如何。我的中学时代,好像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那时候,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说别人想听的话,似乎是作文的第一要义。作文里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也听不到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的舌头像石头一样沉重和麻木。我热爱写作,却厌倦课堂作文。

  写作应该是睁开自己的眼睛去看,竖起自己的耳朵去听,赤着心灵在星空下去感受。因此,写作就是自由,就是真诚,就是生命的神圣。或者说,写作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

  那么,学生的作文同真正的写作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惟一不同的只是:真正的写作是一种成的表达,而作文则还需要学习着表达。但成写作同作文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如今大体上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心灵去观察、感受、思考和表达,不再看别人的眼色。我不会在自己的作品里说任何违心的话。做到这一点,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包括时间、得失和无以言说的种种。但是,坦率地说,中学时代的作文方式,只教给我一种虚假的生活态度。它要求我闭上自己的眼睛,放弃自己的心灵,在一种麻木和惰中说话和生活。这实在太可怕了。这也是我至今不太敢看孩子作文的原因。我想,一个人如果在不知不觉中将那种作文方式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甚至觉得天经地义,这个人的一生算是毁了。如果整整一代人都是这样呢?一代又一代人都是这样呢?我真不敢再往下想了。

  孩子马上要上高中了,他得很快学会高考作文的游戏规则。这很可怕。我问他:你怎么看待你的作文?

  他说:作文中写的那些事大多是真的,可是那些想法和感受是假的。

  我又问:为什么你非要写那些假的想法和感受呢?

  他说:这样才会立意深远,以小见大。

  我无言以对。难怪在成人社会里,天天都用真实的细节虚构着谎言,人人都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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