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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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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与圣训王跃文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是什么《商场厚黑学》、《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王跃文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

  抄几段书王跃文

  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章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译,抄录如下:

  “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

  又“其实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种人,他们仗着自己后台过硬,或自以为有力量,有恃无恐,就犯法了。哪三种人呢?一种是倚仗官方势力犯法,一种是人多势众犯法,一种是耍无赖犯法。所谓倚仗官方势力犯法的,并不是说谁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丢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亲戚或者亲信的朋友,以及亲信的家丁容易犯法。这里面犯法最多的还是官家亲信的家丁,官家亲戚和亲信的朋友犯法要稍好些。前在巡警局撒的那个委员,不就是倚仗着有个大军机的靠山吗?所谓人多势众犯法的,比如当年科举考试的童生、乡试的考生,到了应考的时候,总会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现在各学堂里的学生,哪一个省的学堂里没有闹过事呢?他们究竟有什么大事值得闹呢?不过就是觉得他们人多势众,可以胡作非为,随便找个理由闹一闹,觉得好玩。其实落了单,他们个个比老鼠还胆小。又比如京城堂官宅子里的轿夫,在外横行霸道,老是跑去砸戏园子,官方都不敢过问。这些都是仗着人多而去犯法。最后是所谓耍无赖犯法。那些地方恶、衙门口的差役等,他们就仗着自己股结实,不怕打。今犯了法,捉到官府里打了板子,他明照样犯法;再犯再打,再打再犯,得连官方也拿他们没办法了。大概天下的坏人不外乎这三种。”

  抄完这些,不觉莞尔。历史就像在兜着圈子玩似的,只须改改个别字词,比方把“亲信”改作“秘书”、“轿夫”改作“司机”就不像写清末的事了。

  又想那康熙、雍正当年必然有很多重要训导的,只是除了史学家,再没别的人关心。隐约知道雍正很注重发表著作的,他的《大义觉录》曾颁行天下,让全国官民认真学习。只是今天谁也不知道那《大义觉录》里胡说了些什么鸟玩意儿。

  告别英雄王跃文

  从来都说时势造英雄。时势者何?世也!英雄辈出,必然血雨腥风。相反,英雄无用武之地,实是苍生享太平之。又所谓成也英雄,败也英雄;更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么,王也英雄,寇也英雄。

  秦始皇扫六合而八荒,可谓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的头是怎么顶到天上去的呢?原来他脚下垫着数百万生灵的头颅。史载,秦国破韩,斩首二十四万人;灭魏,斩首十三万人;败赵,斩首四十五万人;而杀人十万以下忽略不计,史家算账真是阔绰!须知当时华夏大地人口并不多,几万几十万地砍头,经不得几下砍的。难怪百姓古来自称草民!其命如草,割了又长!庆幸中国百姓命,不然早被英雄们砍光了。

  成功了的英雄,哪怕成就了霸业,仍然还要杀人的。秦始皇活埋儒士三百多人,这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搞文化事业。历代开国皇帝,登基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大杀功臣。不管是否帝制,只要是专制,概莫能外。哪怕治平之世,杀人仍是家常便饭。比方要开疆劈土,比方要削藩平,比方要搞文字狱。君王们需有这些文治武功,才配得上英主尊号。此等成者英雄,被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渲染千百年之后,神武直追天人,叫野心家效法,让老百姓敬畏。也许最敬畏这类英雄的,反倒是皇帝们最爱杀的文化人。康熙、雍正、乾隆很重视文化建设,他们的重大举措首推砍文化人脑袋,杀戮之酷更甚于秦始皇。但是现在的文化人或许同当年被杀的文化人没有血缘关系,才把这三位皇帝捧为千古难寻的圣明之君,单说他们是英雄还嫌大不敬。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看见康雍乾们龙行虎步,威风凛凛,爱戴之情,油然而生。

  败了的英雄,远古如蚩尤、夏桀、商纣,晚近如李闯王、洪天王。远者古渺难考,近者如洪天王,史料汗牛充栋。洪秀全本想认真考个功名,做做官的。可惜他资质太差,多次科考都名落孙山之后。最终精神失常,幻想自己是上帝之子,理应君临天下。于是装神鬼,纠合些愚顽无赖之徒,横行天下,打家劫舍。但凡洪秀全的所谓义军到过的地方,无不血漂橹,哀鸿遍野。洪天王和他的太平天国英雄了十四年,而死于英雄伟业的百姓当以百万计算。仅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就有十万喽罗灰飞烟灭。不管死掉的是“天兵”或是“清妖”无非是张大娘的儿子杀死了隔壁李大娘的儿子。此类同抢龙椅有关的战争,成与败,正与,都只是所谓英雄们的事,百姓们只有血的份儿。

  汤因比眼中,英雄无异于野蛮。他说: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尽管蛮族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英雄业绩,几乎使后人无法清历史真相。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目光是冷峻的。他承认蛮族从历史舞台上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但它作为英雄存在的任务仅仅是破坏。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五胡乱华,匈奴人席卷罗马帝国,蒙古人马踏欧亚大陆,等等,都让野蛮人拥有过昙花一现的“英雄时代”而野蛮的“英雄时代”则是文明社会拱手奉上的。倘若文明社会自己没出问题,蛮族是不大有可能趁势而入的。倭寇之患,明清为盛,就因为古老帝国自己渐渐出了可欺负的地方。这里似乎走了题。我不管哪种文明优劣与否,只是排斥涂炭生灵的英雄们。

  或许拉登们也正在创造着英雄时代?不管汤因比是否将英雄时代打上引号,我关心的只是血。我怀疑一切嗜血如狂的所谓英雄。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是以恶的方式开辟纪元的。战争作为人类最残酷的游戏,原本仍是有规则的。而拉登和他的“9。11”事件把这种罪恶游戏之中残存的一点点人的东西都破坏了。本该神圣的宗教被亵渎,虔诚的教民被蛊惑,不论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了口之下。充当人炸弹残害无辜的宗教狂徒们,竟被拉登和萨达姆们赞赏为英雄。

  老百姓不需要英雄,他们只想过太平日子。文明理性的社会,只有芸芸众生,只有安静平和,只有爱和自由,只有对勤勉无私的国家管理者的尊重,没有英雄和对英雄的崇拜。

  天地与圣人王跃文

  从九寨沟归来,汽车沿岷江顺而下。路过叠溪海子,下车凭吊地震遗址。遗址园里立有石碑,详述六十多年前的灭顶天灾。1933年8月某,此处突发七级地震,两岸十一个羌寨顿时沉入冥府,六千八百多人顷刻间魂赴九泉。山崩之后必有水。不出二月,滔天洪水呼啸而来,二十余丈,可怜沿岸又有两千五百多人亡命龙潭。眼前这汪叫做叠溪海子的山间湖泊,便是那次地震的杰作。这里的水蓝得有如美人秋波,我却看到森的煞气。我想起老子的两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作别叠溪海子,老子的话总在我耳边回。想那天地不仁,我们是没办法的。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几十万人沦作冤鬼,谁又奈得何?人类栖居的这个星球,哪一刻不在山动地摇?现代传媒每天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天地不仁的讯息。望着茫茫苍穹,我们除了祈祷,没法埋怨。假如哪天忽有陨石天外飞来,正好葬我于山野,我愿听命于造化,与天地同在。

  但是,我不能容忍所谓圣人不仁。这世上是否诞生过圣人,我是怀疑的。我们所知道的圣人,都是后人封的。而那封前人为圣人的人,只怕自己就想做圣人。谁有能耐封前人为圣人?无非是所谓圣明的君王。君王的圣明,自是身边的马大臣们奉承的。君王们听着“圣明”二字,或默认,或半推半就,总之是受之坦然。君王们如果真以为自己圣明了,天下必不太平,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大凡自命圣明的君王,必以百姓为刍狗,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

  在位时间与康熙几乎同时的彼得大帝,雄才大略,被俄国人推崇为圣明之君。他穷兵黩武,开疆劈土,并把皇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而俄罗斯这座最具欧洲风格的典雅城市,正是彼得大帝用成千上万苦役犯、农奴和士兵的尸骨垒成的。彼得大帝甚至剥夺民众的生活自由,包括止男人蓄胡须、强迫男人穿西装。彼得大帝奠定了俄罗斯作为近代国家的基础,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不知是赞赏还是遗憾。

  清朝的皇帝不但自命圣明,且以佛爷自居,而万民则是猪脑子。全国臣民学习皇帝的著作,大概就是清朝发明的。即便天高皇帝远,朝廷有鹰犬盯着,你就不敢不听皇帝的旨意。皇帝说自己奉天承运,即代表天意,替天牧民,百姓只好相信。谁敢不信,那是要杀头的。现在有人大肆吹嘘什么康雍乾盛世,殊不知清代是中国帝制史上思想最受钳制、民族最缺乏创造力的时代。固然,清朝门户让外国列强用炮轰开之前,自己关起门来,闭着眼睛想想,还真算是天朝大国,财丰物,人丁兴旺。可是,世界已经科技昌明,开始朝现代化迈进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到了清代,读书人只好把老祖宗叮嘱的这一套收起来,钻进故纸堆里朴学去了。什么事都有圣明的皇帝老子替你想着,谁要你们读书人凑热闹?!于是到了晚清,便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天地不仁,百姓犹可诅咒苍天无眼;圣人不仁,百姓却须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天地不仁,作恶只是一时一地;圣人不仁,则是祸及万民,遗害千秋。相信自己为万世之始皇的嬴政,焚书坑儒,不是让上古很多精神财富成了后人无法继承的绝学了吗?

  不想出门王跃文

  我总是蛰伏书斋,多半面壁枯坐,想些大而无当或蒜皮的事。偶尔看看书,写几行字。没人相邀,大致不出门。可每周还是得外出一次,为的是去曾经谋生的所在取取邮件。进那深宅大院,都被威武的军人盘问。我从前在这里进进出出,从未受过如此礼遇。大概至少从衣着上看,我越来越不那么道貌岸然了。

  我躲在家里,便是怎么着舒适怎么着好。衣着极不讲究,尽可能宽松随意。有回朋友突然敲门,我更衣不及,彼此尴尬。到底不如晋人刘伶那么洒,我忙自嘲说,子曰居不容。看书的时候,也没个坐相,脚喜欢跷得高高的,或干脆搭在书桌上。我的书桌很大,几乎可以当乒乓球台,却总是糟糟的。桌上放着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砚台、笔筒、盆景,还有夫人特意送我的木雕老虎。夫人若不隔三岔五帮我清理书桌,绝无搁脚之处。想当初蹲办公室,朝八晚六,昏昏然然。一读报,见有好事者介绍办公室提神方法几则,有一条就是让你把脚搭在桌子上。我看着好笑,这不是存心要端掉人家饭碗吗?高居庙堂者,瞌睡来了,哪怕暗地里把大腿掐紫了,也不敢将脚往办公桌上搭啊。

  我的书桌上总有闲书几本,如印谱、古本小说图谱、古碑拓本、笑书等。写作之余,随意翻阅片刻,或可解困,或可消闲,或可怡情,或可有别样收获。我很喜欢那只木雕老虎。我是属虎的。夫人有回戏曰:你要是想起个斋号,就叫“有啸堂”吧。我闭目沉,直道好个“啸”字,正是我的脾气!

  我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家里的茶厅或台。茶厅在二楼,置有两张椅子,一方矮几。南宫帽椅,仿明的假古董,不甚值钱,只是自己喜欢。我同夫人总好坐在这里喝茶,说些同家务无关的话。我本是嗜茶如命的,只因近年受失眠之困,茶喝得节制些了。夫人却是宁可三朝不食,无可一少茶。我俩便不避酸腐,凑得一联,悬于壁上:煮茶清谈,听雨高卧。我有个坏毛病:大白天且下大雨,酣睡终。这茶厅却又是我看书写作的好地方。尤其是夏日,清风穿堂,凉生两腋;盘腿而坐,气定神闲,或胡乱翻书,或敲键如飞。

  倘若夏秋晚上,拟或冬令暖,我多是呆在台上。台被房产商奢侈地叫做屋顶花园,其实不到四十平方米。自己不懒,倒是可以种些花草。我不算勤快,只是有闲,便种了很多花花草草。我每天就有个把小时当农民,浇园施肥,修修剪剪。有回夫人替我新买了把张小泉园艺剪,煞是好使。剪尽缛枝,仍不解瘾,手四顾,只恨再无下剪处。夫人笑我终究是个顽童。户外写作或读书,眼皮不会重,头也不会昏。只是怕负了这庭青翠,忍不住会抛书搁笔,袖手而起。

  某个秋夜,我同夫人在台上看书。忽听虫声唧唧,有如银铃。夫人倾耳扪,半无语。我却想起故乡了。闹市里一声虫鸣,竟能让人心旌飘摇。不如早还乡,卜山脚水滨,结陋室几间;采野石围院,任青藤攀沿;桐雨蕉风,四时不绝;鸟鸣虫声,夜夜入耳。我说出自己的心思,夫人欣然道:等孩子大了些,我们就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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