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梦

　　王跃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外部世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惧。我们那个村，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冷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村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会吓唬说，别哭了，警察叔叔来了！孩子就吓得不哭了。那时候，城里正闹“水老倌”听说“水老倌”头子勾着食指，进嘴里吹哨子，声音有火车笛子那么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啸而来，听从命令。谁惹了“水老倌”死路一条。“水老倌”就是城里的氓。所以，恐惧心理伴随我直到长大成人。三十岁以前，我排队买火车票，临近窗口了，口就开始狂跳。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那高高的窗口里面，无非就是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可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偏要剧烈地跳。我必须反复斟酌一句最简单的话，放在嘴里默念。我练好了这句话，临到窗口再蹦出来。比方说：长沙一张！绝不多说半个字。如果碰上意外情况，比方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

　　现在，我已不至于再害怕买火车票，但仍然恐惧这个世界。尘世喧嚣，魑魅魍魉，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你的这种心理感受很奇特。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的终身，甚至他成年以后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都可以从童年的经验里找到理由或印证。不知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王跃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称作噩梦。饥饿、孤独、恐惧，纠着我整个童年，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因为少不更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望，也就无所谓绝望。二○○○年，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离原来的单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写作者。那年深秋的某个夜晚，我做了个梦，几乎原原本本再现了我儿时的生活。梦中，我是副团长。有个晚上，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我举手反对。团长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我二话没说，掏出别在间的手，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团长把手交给他弟弟，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团长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夜中，我猫着，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悄悄儿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我不能让敌人发觉。村子的另一头，战斗在烈地进行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战友们身边去，我得从事地下工作。

　　突然间，不知哪神经开了窍，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他们不要我玩儿了。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们玩儿了，回家睡觉去！只可惜了那把手，那是我跪在门槛上，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还手。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醒来，我不住大笑。原来，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组织上”抛弃了。

　　伊渡：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游戏”二字，感触颇深。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儿不误。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也很少有人胆敢离游戏。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比方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干脆回家睡觉去。可是，现实中的成人游戏，就没那么轻松了。

　　王跃文：我那天从梦中醒来，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读《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反右”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感慨良多。同基层“反右”不同，上层“反右”多少还是政治斗争，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层“反右”就有些像儿戏了，连政治斗争都谈不上，无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为上层提供了“反右”这么个游戏，基层就玩儿开了。想整谁，就找些事儿，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写过篇小文章，真实记录了父亲打成右派的经过。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秃头，在他面前连“光”、“亮”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你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是的。一九五七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了，那当然就是攻击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我们自己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行了。

　　伊渡：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就复杂化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所以我曾在小说《西州月》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你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还有些土的印象，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儿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开玩笑说，我们共产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现在时代进步了，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你办成按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开玩笑。

　　伊渡：可是我发现你的玩笑开得很大。听说你的《国画》出版后，在原来工作的单位闹了些风波。很多关心你的朋友同我说起这事，都说你太冲动了。事情过去近五年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说，事情发生在今天，你会怎么处理？

　　王跃文：你是否指“公开信”那件事？可那并不是个玩笑，我觉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机关开会，某官员在会上说到《国画》，说是发表几点“个人意见”你知道，中国官场是没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虽然很多人嘴上这么说，但多半只是谦辞，或是策略。过去政治挂帅的年代，很多人就因为某领导发表了几点“个人意见”就万劫不复了。现在情形虽说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他的个人意见仍然足以令你日子难过。一年之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我被分出局，这就是印证。当然，没有谁会承认我被分是因为写了《国画》，还写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开信。官场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来整人的。比方干部产学习，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镀金，又可以作为排除异己的法门。当然，我并不因为分本身而耿耿于怀，我很乐意过现在这种纯粹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有人拿这个机会来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同前面说到的游戏差不多，它给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机。所以民间有人说得夸张，说某省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两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个省财办，二是分了一个作家。我初听此话，笑得肚子痛。当然民间说法难免演义色彩，未必完全准确。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了。

　　伊渡：我记得当时你那封公开信广为传，甚至传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道这种情形吗？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居然一纸风行，天下尽知？

　　王跃文：说天下尽知那也太夸张了，不过在原单位的确引发了轩然大波。我是按人数每个处室送几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缴。可有些同事推说没见着公开信，不肯出来。有的处里负责人就说，你们想留着，就复印吧，原件上去。于是很多人都把公开信复印了。后来我听说这封信的确传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级干部看了公开信，说这个比他的小说还写得好，这就是鲁迅嘛。此话传到我耳里，我惭愧不已。我向来敬仰鲁迅先生，却自叹没有他那样的胆略。先生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先生当年那种针砭时弊的文章，我写不出也不敢写，写了也没地方发表。对于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话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公开信立即就到了那位发表“个人意见”的官员手里，这都得感谢我处里的某位同事。这位同事见人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平对我也极友善，还尽同我说些掏心窝子的话。不知道的，都会把他当成宅心仁厚的君子。他见着公开信，觉得讨好的机会来了，立即拿去邀功。其实当晚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是谁把信送到某官员手里去的。我听了只是笑笑。我早知道那位仁兄的为人，并不往心里去。那位仁兄至今同我见面，仍是热情握手，寒暄再三。我也从不把此事点破，没有意思。此人在官场上混得并不怎么好，他大概不知道花剌子模国王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典故，因此颠颠地把坏消息报到长官那里去。拍马无术，也是发达不了的。

　　伊渡：你还能记起那封公开信的内容吗？我感觉这桩公案在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则逸闻，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它有更多的价值。

　　王跃文：今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那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现在不在身边。不过我的记忆力不错，还能记得大致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某某先生您好！我只能按照现代文明人的习惯称呼您“先生”因为我觉得叫您“同志”心里别扭。鉴于您可以利用您的职权在非个人场合发表所谓“个人意见”我也只好把这封纯个人通信公开给适当的范围。这样才公平。

　　我说，作为作家，我愿意就我的作品听取任何学术意义上的意见，无论是赞同的，或是反对的。但对学术范围之外的信口雌黄，我只能表示蔑视，不予理睬。可毕竟您的身份不同，而且您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我只好发言了。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我当时态度的确有些愤。可是那种情境下，我能不愤吗？比方，我这些文字就有些年轻气盛的味道。我说，我没有义务向您启蒙文学常识。我只想说，百年之后，我们都会作古，而我的小说会不朽。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说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却不会因某个人的好恶或毁誉而改变它的价值。对我的小说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的才是平庸之作。历史一再证明，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无论他如何位高权重。“文革”时期朝作家们开火的那些子们，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滑稽小丑。

　　我还写道，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说会使两类人不高兴：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恶丑，有人为此不高兴，甚至撑不住风度终于愤怒起来，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至于您说我的小说“丑化”云云，那只能说明您自己神经衰弱，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在虚构的艺术空间里，让当今官场形形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集中到一起展示他们的灵魂。因而您对我的小说“上纲上线”我只能把这理解成别有用心。您在这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遗憾，也觉得您很可怜。其实我这样分析自己的作品还太浅显了，可是说得太深奥了您也不懂，还是不说了吧。圣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我说，您会对我下手的。不过我相信您下手的时候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能遮遮掩掩，变着戏法。因为面对真正的良知，您无法光明磊落。我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遣回乡下老家二十一年，受尽磨难。家父因为年轻时的遭遇，空耗青春年华，平生无所建树，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对他无限崇敬，因为他的骨头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要硬，他比那些垂眉低眼的软体动物们高贵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道有人对我的小说有看法了，他们除了担心儿子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慰我。我的母亲认不得几个字，却懂得天底下的大道理。她说，儿子，不当官没关系，只要别跟那些贪官污吏们学坏了。万一出什么事了，回老家来，饿不死你的。有这样深明大义的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最后我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我的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以外的事，不过就是晚上不打牌赌博、不走门子而已。著作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许被剥夺的。因此，于情于法，我问心无愧。可是总有人以我业余写小说为借口，把我视为异类。我想错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虚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将遭遇些什么事情的，我等待着。

　　公开信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终于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结果，就是二○○○年被分出局。如果没有机构改革这个游戏，还真不知他们会用什么方法赶走我。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东西不为人知，比方我提到过的儿时做的那个梦，它似乎就预示我此生此世总是在被世俗抛弃。“世俗”二字用得不准确，可我不方便用更准确的字眼。

　　伊渡：你这封信也够刺的。可我觉得你说得句句在理，虽然有些火气。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襟宽大的官员不多。像伏尔泰当年收到别人的批评，他回信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已成为美谈。可惜的是这种怀的人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官场。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被分出局，恐怕同这事有关。

　　王跃文：事情已经过去了，评说它已没有意义。但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谁在那个位置上，也许都会发表他的所谓“个人意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会因为自己遭遇不公而嫉恨任何人。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他也许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我完全敢于毫不谦虚地套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的待人之道。要我嫉恨一个人，是件很困难的事。你嫉恨别人，别人仍然活得自在，痛苦的是你自己。我觉得自己年过四十以后，心态比以往更平和了。凡夫俗子，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来世上走一遭；又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有了那些亲人、朋友和同事，包括那些的确十分讨厌的人。但大家都得活着啊，何必着急上火呢？把什么都看得云淡风轻，多好啊！

　　伊渡：但是从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个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你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儿极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最强，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这下可把任老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员，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凭他把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毙！那位年轻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刚才也把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还爱讲一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年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他听见“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烂菜叶。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们共产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

　　伊渡：你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王跃文：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怕惧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人。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晃，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是横着长的。

　　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年待她。照舒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有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被男人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于是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给他。舒姐说她一听说公社干部就怕，平时看见穿黄衣服的人心头就怦怦跳。

　　伊渡：读你的小说，我感觉到官场的人际关系，就是等级关系。官场里面等级分明，真有你描写的那么可怕吗？

　　王跃文：说个真实故事吧。我刚参加工作时，有年节单位优惠卖鱼，有条鲤鱼足有二十多斤。我家乡是山区，很少见有二十多斤的鱼。可是，同事们都患得患失，因为那是条母鱼，肚子鼓鼓的，腹鱼籽，买了不合算。我见大家都不想要，就买下了。可是第二天，就传出些话来，说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鱼买下了，那条鱼应该是县长的。也就是说，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头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了短篇小说《天气不好》。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官大一级死人的说法。等级森严，层层相，不是个中人物的性格或本质所能决定的，而是体制本身，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所以，与其说官场人际关系是等级关系，不如说是人身依附关系。官场一旦形成等级，是轻易不可逾越的。有回，我的开水瓶打坏了，管后勤的同事给我买了个新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开水瓶，竟触犯了等级问题。因为原来大家配的开水瓶款式老气，早不生产了，而我新配的开水瓶外观漂亮，价格比老式的也贵些。领导见了，非常生气，把买开水瓶的同事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有回，单位给每间办公室配了个挂衣架子，大家都很高兴。不料，领导又不高兴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厅级干部同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的挂衣架是一模一样的！这还了得！管后勤的同事知道自己不小心办了错事，马上把厅级领导的挂衣架换成更高级些的。

　　伊渡：等级观念居然会如此感？

　　王跃文：这还只是小小的日常细节上表现出来的等级观念，更深层次的东西越发可怕。不过我也发现有时候官场中人故意搬出等级关系，得神秘、堂皇，其实只是儿戏。比方，有阵子，上头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办公桌上都要摆上旗和国旗。有同事私下疑问：难道爱爱国也要讲究级别吗？我们处以下干部就没有资格爱爱国了吗？我听了这种议论，嘴上不说，心里却猜想：无非是有关部门为赚钱想出的妙招。因为这旗、国旗不是上头无偿发放的，还得各单位花钱买。当然说法上，只会讲这是收工本费，但毕竟要各单位出钱啊，不见得每个单位都肯出这钱，于是，有关部门就正而八经地提出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办公桌上都必须摆放旗和国旗。如此一来，事情就显得庄严多了，而且涉及到政治待遇。既然这是处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享受的政治待遇，那就痛痛快快掏钱吧。

　　有时候官员讲究级别，就像三演员摆谱。三演员面，本来没人认识他，更不会有人围观，却故意些马仔左右拱卫。老百姓喜欢看热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跑来看。围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三演员就从这种假造的场面中获得足。有回晚饭后，我去家里附近的公园散步，突然感觉气氛异样起来。后来知道，原来是某官员散步来了，公园加强了保卫工作。我因为在政府部门混过些日子，懂得保卫制度，知道这位官员根本就够不上保卫级别。似乎这种保卫工作，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某某官员散步来了。

　　伊渡：我还从你的小说中读出很多官场的幽默，叫人捧腹。可是笑过之后又顿觉悲哀。

　　王跃文：准确地说，官场中可笑的事情还算不上幽默，只是滑稽。幽默同滑稽是有区别的。我曾写过篇小文章，叫《中国天天感恩节》，其实还可以写篇《中国天天愚人节》。

　　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某领导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看见前明月光，怀疑地上起了霜。抬起头来望明月，低下头去想故乡。秘书听了，激动得不得了，说领导这诗写得太好了，比李白的诗更胜一筹。别人听了这个段子，会以为这绝对是瞎编的，我却相信官场中真有这样的滑稽。

　　有的官员为了讲话生动，滥用比喻，笑话百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提出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我就听见有官员做报告说，我们要学会三条腿走路，要拉长第三条短腿，把第三条腿做大做强！官员的意思是工业、农业是两条腿，第三产业是第三条腿，而这条腿还很不够，要加快发展，所以就要拉长。我就不明白三条腿怎么走路？我还真想不出世界上有三条腿的动物。

　　我见过一位官员，曾经是袁隆平先生的同事。这位官员有天喝了点儿酒，豪气冲天，说他要是不改行，仍搞科研“杂水稻之父”的桂冠就不会是袁隆平的，而是他的。我望着他一脸醉态，点头而笑。这让我想起赫鲁晓夫有次对一位画家的作品发表评论，画家不买账。赫鲁晓夫愤然作说：我当年是基层团委书记时不懂画，我是地区委书记时不懂画，现在我是的总书记了，难道还不懂画吗？其实，真有这样的官员，自己官当大了，就以为什么都懂了。

　　怀化黔城有座芙蓉楼，前人为纪念唐代伟大诗人王昌龄而建。楼上有副名联：天地大杂亭，千古浮生都是客；芙蓉空，百年人事尽如花。一天，有位官员莅临参观，读了这副对联，摇头说：太消极了，应改改。这位领导原是省里的笔杆子，很为自己的文墨功夫自负，于是信口就改了对联：天地大世界，千古人民建伟业；芙蓉多，百年人事结硕果。幸好这位官员的职务还不算太高，没到金口玉牙的程度，不然芙蓉楼就惨了。

　　有人说《国画》影谁谁，纯粹是扯蛋。整部小说只有一个细节是我直接从生活当中撷取的，就是那位疯老太太参加劳动的事。有年，我家乡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损失惨重。省里有位领导前往视察，见水利工地现场有位白发老太太在挑土。这位领导健步上前，问道：老人家多大了？老太太答道：七十岁了。省领导又问：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参加劳动？老太太说：感谢，感谢政府！省领导立即接过老人家的担子，亲自参加劳动。当然省领导很忙，也只是表示一下、做做样子。于是，当天电视新闻里就上演了这位官员接过老太太担子的动人场面。这位省领导的激动持续了好些天，他每走到一地，都声情并茂地说：同志们，我们的老百姓多好啊！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自觉到工地上参加劳动！当我问起她的时候，她没有更多的话说，只说感谢、感谢政府！多么朴实的群众啊！事实真相怎样呢？那老太太是个疯子。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凑热闹，赶上红白喜事、群众大会之类，她都会去捣蛋。她头几句话听着也还明白，多说几句就七八糟了。当时，那位激动的省领导走向疯老太太的时候，当地干部可急坏了。万幸的是等省领导接过疯老太太的担子，陪同的各级领导都争着抢过群众的担子，电视镜头跟随着官员们而去，当地干部这才飞快地把疯老太太架走了。

　　伊渡：真有意思，难怪人家说你眼睛毒。说说你的乡村吧。

　　王跃文：我尽管经常回家乡，对现在的乡村却很隔膜。我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乡村。我少年时读《聊斋志异》，投映在脑子里的场景，总是我童年的乡村，那祠堂、那古树、那破屋、那野坟。我的乡村是相信鬼狐的，有种种神秘的风俗和忌。路边的断梳是不能捡的，那是御风夜行的女鬼跌落的；夏夜里千万不要到老柳树下面纳凉，空了心的老柳树都是成了的；转着旋涡的河潭不能去游泳，那里有落水鬼会扯你的脚；而花越是漂亮越是可怕，每朵花里头都有一个取人魂魄的怪。

　　伊渡：你家乡花很多吗？我很喜欢花。

　　王跃文：我的家乡虽是山清水秀，花却并不多。倒是大人给女孩子起名字，喜欢用个“花”字。什么桂花、莲花、梅花，一大堆。乡野人家有点儿闲地便种菜种橘树，没有种花的习俗。山上也只在春天开一些杜鹃，糊里糊涂红一阵就过去了。村子的某个寂寞的墙角，偶尔可见一株栀子花或茶花，似乎没人知道她们的来历。这些花便越发像《聊斋志异》里的花，要么好看而媚人，要么好看而害人。哪家闺女突然得了某种怪病，比方望着男人痴笑，比方夜不停地唱歌，会做法的师傅就断定是屋后哪株花在作怪。那花就在焚香念咒之后被砍去。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香玉》，记崂山下清宫两株花与一黄姓书生的情事。两株花都成了妖。一株牡丹，叫香玉，素衣玉面，风多情，与书生俨然夫妇；一株耐冬，名绛雪。绛雪这名字实在起得好。我没有女儿，不然一定也叫她绛雪。绛者红也。这女花妖一袭红衣，芳绝伦，却又名雪，晶莹剔透，清冷孤高，不容亵渎。她与书生虽然诗词唱和，言谈甚，却能终不至于而只是良友。有个情节很有趣，说的是黄生太想见绛雪，而绛雪却不肯现身。于是香玉便助纣为，带了黄生来到耐冬花下，用手掌从下往上丈量，量到大约人的腋下处时，开始挠其枝干，结果绛雪耐不住，笑着从花树中走出来。读此情节，那怕的花妖又平添几分娇憨。我后来查书，知道耐冬花，就是茶花。《香玉》里记载那株茶花高二丈，径数十围，应是千年古木，不是我们平随处可见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挠花树的，傻乎乎地指望从花里挠出一个美女来。我现在住的地方，种有很多茶花，从冬到，姹紫嫣红。这些茶花太多了，太热闹了。不像我乡村的茶花，开在僻静的墙角，能叫闺女思。

　　伊渡：你喜欢花？

　　王跃文：哈哈，喜欢。但愿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

　　伊渡：我的童年里也有乡村生活的经历。我现在都依然向往，虽然那时大家都很穷。记得上小学时，有次放学回家，翻过一座山，就能望见家了。可我望着自家屋顶的炊烟，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饿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跃文：我也是经常饿得哭。我十二三岁就上山砍柴了。那时候家乡不烧蜂窝煤，灶里烧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类是不能砍的，只准砍杂生灌木。柴禾消耗很大，砍柴的地方越来越远。有回，我去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里砍柴，挑柴回家，走到半路上，饿得浑身发软，半步都挪不动了。毕竟年纪太小，瘫在路边哭起来了。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挖薯，问我为什么哭了？我说饿，走不动了。那大嫂真是菩萨，扔给我一个薯。没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齿剥掉薯皮，就吃起来。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感激。急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啊！当时没那个薯，我真回不了家。

　　饥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有个把月几乎断炊。不知父母从哪里来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乡不产玉米。离家五华里左右，有个水磨坊，我们那里叫碾坊。我同二姐挑着几十斤玉米，摇摇晃晃地去碾坊。我们都还小，又没什么吃的，哪有力气？我同二姐就拿路边的树为标记，说好我挑到哪棵树下换她挑，她挑到哪棵树下换我挑。二姐老实，我又有些倚小卖小，老是欺负二姐多挑些路程。不知怎么回事，我闻到玉米粉的气味头就晕。没听谁说过晕玉米，我就晕玉米。多年之后，日子好起来了，玉米之类的粮成了奢侈品，城里人爱吃。我偏不爱吃。小时的记忆太深了。

　　我后来从书上读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采食野果之后，鼓腹而游，相与而戏，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状态的，可我童年里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且是祖国的花朵，比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哩！学校中午休息，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没福气像原始人一样鼓腹而游，而是空着肚皮瞎胡闹。上小学时，我们几乎没有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打着补疤的篮球，一支尾巴开裂了的标。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女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跳绳、跳橡皮筋、踢键子。我们男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开子追人，把往别人身上撒。我不敢玩儿这个体育活动，出身不好，胆小怕事。几个调皮的大个子同学，只要开始，就追得别的男同学操场跑。敢往别人身上撒的，必是家庭出身好的，拿我家乡话说，就是青水岩板底子。还有个体育活动很普及，就是男同学相互扯子。那时候，我们多穿那种松紧带子，别人冷不防将你子用力往下一扯，你就原形毕了。每到下课，男同学一律拿双手按住间，狼顾而行，提防别人扯子。要么就是在走廊里靠墙站着，环视左右，异常警惕。

　　中学就更苦了。中学离家十五华里，每清晨起，扒两碗头剩饭，背上书包赶路。全年多半时候是打赤脚，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妈妈做的布鞋，不能沾水。冬天逢着下雨，仍是打赤脚，把布鞋放在书包里。学校里有个水塘，进校以后，去塘里洗尽脚上的泥巴，往管上揩几下，再穿上布鞋。高中毕业照片上，我蹲在前排，就是打着赤脚。

　　伊渡：你小时候顽皮吗？

　　王跃文：谁小时候不顽皮呢？可我顽皮的天多半被压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有件小事我终生难忘。当时父亲给大队养蜂，需随各地花期变化四处迁徙。而那时中国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的。那时候有个古怪的罪名，叫“窜犯”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未经许可的走动，居然是犯罪。父亲每次去四川或贵州放蜂，须层层开介绍信。不知是父亲不愿忍受公社干部的冷眼，还是真认为我长大了应该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盖章。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步行十五华里，跑到公社。有个管公章的干部，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告，嘴里怪气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派分子，这个干部当然知道。干部看着我父亲打的报告，突然轻蔑地笑起来，嘴里说着两个字：放牧！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放蜂”二字同“放风”谐音，写的确实是“放牧”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你了。因为“反右”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他报告上写的“放牧”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放蜂”说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干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贵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伊渡：你说的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很普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大人说，到共产主义就好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是个懒虫，听大人们说有共产主义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跃文：我现在细细回想起来，不同年龄段也有些不同的向往。十二三岁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张嘎、刘胡兰等少年英雄，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羡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心想我如果能够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该多好啊！我也会面对敌人的铡刀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我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壮烈牺牲！我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感觉埋伏在草丛里被烧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电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敌人碉堡下面举着炸药包，轰地一声我光荣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狂状态，没有想过死的真正含义。所谓珍惜生命，这是后来这些年才被认同的理念。当时观念中，谁敢说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的事情。怕死不当共产，也被小孩子们说得掷地有声。现在我们看见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儿童被武装起来，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震惊。战争本来是没什么人道可言的，可当今国际社会还是认同一个战时人道主义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儿童、妇女和老人推向战场。这几年中国影视界重拍革命英雄主义题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为战争英雄的故事再搬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无论重拍这类题材的理由多么崇高、多么堂皇，它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我专门问过父亲，他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他说无非是踩高跷、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辈的玩具中没有武器，可是从我们这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就是、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么可怕的教育！

　　年岁稍长，我有了比较清晰的向往，就是快快长到十八岁。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一个老兵同战士小马有两句简短对话，深深打动了我。老兵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只要这两句对白出来，我就热血沸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听广播里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而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我整天梦想自己到了十八岁，头上戴着米草帽，肩上搭着白色巾，开着拖拉机耕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田间的白鹭随着我拖拉机的进退起起落落。我的这个梦想，其实就是无意间依据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传画虚构出来的。

　　当时我们村里的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很有名气，经常被县里去各地巡回演出。我大姐长得漂亮，算是里头的头牌演员。他们自编了一出歌舞，叫《秧舞》，很受社员喜爱，公社干部也说演得好。后来，省里要从各地调演优秀节目，《秧舞》被作为上报节目候选。县里有位领导亲自审查节目，却发现《秧舞》存在很大问题。这位领导还没看完节目，就拍着桌子然大怒：你们这节目是丢社会主义的丑！中央说了，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你们还在这里表演原始的人工秧！我们快进入共产主义了，你们还在搞原始社会！

　　《秧舞》这个节目上面已经知道了，仍要上报，但必须重编重排。歌舞我一窍不通，但总觉得人工秧尽管原始，用歌舞表现起来很有美感。用歌舞表现秧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倒是秧机的工作场面我是见识过的：一台秧机得十几个人伺候，除了驾驶员外，还得有人不断往上面放秧苗，后面还得跟着很多人补蔸、将禾苗扶正。我见过的秧机，技术从来就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乡还偶尔有过拖拉机耕地，现在早就只有牛耕了，用的仍是古老的曲辕犁。我从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曲辕犁是秦代发明的重大农耕技术。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而农民仍在使用曲辕犁！一个通行的说法是人类近百年的科技发明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怎么就不见农耕技术有半点儿进步呢？

　　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经历，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件事来。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纪就在经济领域。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贪官，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子穿。此风盛行，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素。屙在日本，放加拿大。原来进口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素袋不够做条子，得用两个国家的素袋拼起来。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你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你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感，又不善于发，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要我玩儿。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当然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你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

　　王跃文：我家乡有个传统，爷爷疼长孙，爸爸妈妈爱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这么一种风气。我家本来有兄弟姐妹七人，夭折了一个大姐、一个四哥。活下来的五个兄妹当中，我排行老四，肯定是最被大人忽略的。现在被我们叫做大姐的其实是二姐。那时候大人也没能力精心照顾每一个小孩儿，我们都像野草一样长大。我放学之后就在村子里野，没谁管我在干什么。突然听说哪家小孩儿在水塘里淹死了，或是爬树摔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看热闹，说些毫无意义的安慰话。没谁真的当心再出危险。大人们仍做自己的事，小孩子仍只顾自己玩儿。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大人站在门口连叫带骂高声叫喊：野路鬼，吃饭了！野路鬼，就是书里说的孤魂野鬼。早饭是不用喊的，小孩子起后随便吃点儿，就上学去了。中饭没吃的，更不用喊。村子大了，大人扯着喉咙喊几声，小孩子未必听得见，仍只顾玩儿着。天快黑了，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了，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摸回家去。我肯定得吃残饭剩菜，还得低头挨骂。大人骂小孩儿无非是说他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吃饭都要人喊！我们父辈并不懂得玩儿是孩子的权利。小孩子听大人骂得多了，也觉得自己玩儿心太大，真是罪过。吃残饭剩菜我不怕，早习惯了；挨骂也不怕，反正只当耳边风。我最怕的是二姐和弟弟在旁边捣蛋，故意说脏东西。我从小怕脏，吃饭时想起什么脏东西，马上恶心，吃不下饭。二姐和弟弟落井下石，见我挨骂，幸灾乐祸，故意说些屎、鼻涕之类，我就吃不下饭了。三四岁的时候，吃饭时见弟弟屙屎屙，我就会哭，不吃饭。可弟弟好像总是在吃饭时屙屎屙，我就每饭必哭。家里人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哭鬼。长大些了，吃饭时二姐和弟弟再故意说屎之类，我们就打架。吃饭时家里最是热闹，小孩子的哭闹声、打架声和大人的叫骂声响成一片。

　　大人的骂骂咧咧让我自小就有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消五谷的，没有任何用处。“消五谷的”这是我们家乡骂小孩儿和懒汉常用的话。星期天，学校不上课，大人也通常在这天出门赶集。我可以在家里玩儿，自由自在。可是，到了下午，我会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大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我马上拿起扫把扫地，然后擦桌子、去井边挑水。忙过之后，见家里干干净净，水缸里盛了水，我才安心下来。没多时，大人回来了。我偷偷瞟着他们，想让他们发现我的劳动成果，然后表扬几句。但我多半会失望。他们不会发现我努力做了事，该骂的照样骂。小孩子不可能万事周全，大人们永远都有骂人的理由。

　　我也没有理由埋怨父母。他们背着政治压力，又十分贫穷，生活太艰难了。我没有像大姐和四哥那样夭折，已是万幸了。

　　伊渡：心理学认为，童年缺少爱，会影响到成人之后的人格健全。人都是有多面的。我们作为朋友相处，见你总是乐观、向上，甚至有些嘻嘻哈哈。不知你有没有人格的另一面？

　　王跃文：谁的人格都有多面，这是常识。总体上讲，我是积极向上、乐观通达的，但内心也掩藏着很多痛苦、孤独、苍凉、灰心，有时甚至是绝望。有医学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病在于婴儿期缺少抚摸。我不能确认自己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我似乎有周期的情绪低谷。当我的情绪陷入低谷时，我易怒、孤僻、冷漠，耳闻目睹，索然无趣。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婴儿期得到过多少抚摸，但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没有过被大人爱抚的经历。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总有种撒娇的冲动，但我怎么也不敢扑到父母的怀抱里去。我甚至为自己这种心思而羞愧。

　　我小时候在情感上能享受最高待遇的时候，就是生病。一旦病了，妈妈就会温柔些，问我想吃什么。我永远能够想起的，就是吃面。面是那时候的奢侈品，拿大米换来的。不过就是碗光头面，几点油星子，几段香葱。就是这碗光头面，还得躲在灶屋里偷偷吃，怕弟弟看见了也吵着要。我现在人到中年，知道健康是福。可我童年里却总盼着生病。生病了，就可恃宠称娇。

　　我小时候偏偏多病，哮、贫血、缺钙、失眠、抽风。我经常额头痛，其实是因为贫血，大脑缺氧。缺钙容易形成过敏体质，就会犯哮病。可大人判断我是否生病，就是摸摸我的额头是否发烧。我身体不舒服了，哼哼着。大人扯我过去，摸摸额头，并没有发烧，就一把推开，说我装病。所以我感觉自己可能真的病了，欣喜之余，就是不停地摸自己的额头，期待着发高烧。真发高烧了，兴许就有碗光头面吃。

　　我的身体是十八九岁以后慢慢强健起来的。少年以前，我的身体一直很孱弱，常常连拳头都捏不紧。上中学的时候，放学回家通常已是黄昏了。因为饥饿和虚弱，赶着十几里的路程，感觉肚皮越来越往背上贴。就不由得往下弯，最后只能躬着身子走路。我们家乡人形容饥饿，会说“肚皮饿到背膛心了”真是太生动了。

　　伊渡：我从你有些写亲情的散文中看到，你很敬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

　　王跃文：我说自己从小缺少爱，却并不等于说我不敬重长辈。他们属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养育儿女的方式同别人没什么区别。那时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父母那代，信奉子底下出好人，小孩子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母亲最得意的事，就是我大哥成家当爹之后，还被她打了一顿。“他崭新一件背心衣，被我扯得稀烂！”妈妈现在说起这事，还眉飞舞。一家人拉家常，妈妈说起自己当年打小孩儿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听着，只是笑笑。妈妈是颇以家庭功臣自居的，常说自己到王家几十年，就是同别人斗过来的。妈妈能说会道，子刚烈，不怕事，不信。父亲挨整那些年，的确搭帮妈妈撑着。家里风雨飘摇几十年，也多亏妈妈敢于同别人争斗，不然家人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可也正是她几十年的斗争生涯，让她养成了好斗的性格，有时候心硬如铁。母亲越到老年，越是不可理喻。她有许多似是而非、稀奇古怪的做人和治家理念，半新半旧、半通不通、半开明半固执，那是不允许任何人违抗的。我们做儿女的，只好顺着她，或者奉违。阖家老小越是敬重她，顺着她，就越让她的控制膨。村里人也都尊敬她，几乎把她尊为祖婆了。恰巧她在村里宗族里面辈份也很高。别人家的家长里短，摆不平的，搬她出马，她几句话就能让人家信服。但是最了解她的，毕竟是她自己的儿女。有时候，她说的话在家里不灵验，她就怒火万丈。除非儿女们佯装顺着她，不然家无宁。老人家的自我感觉越好，家里人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妈妈这些让人难以适应的性格是慢慢形成的，她年轻的时候并不如此。但当众人拥戴她并肯定了她的地位时，她渐渐异化成了家庭暴君。暴君有时候或许就是众人养虎为患的恶果。幸好她只是我们的母亲，而不是别的什么。这让我联想到可怕的老人政治。我自己身为人父之后，常引父母为戒。

　　伊渡：我童年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快快长大。大人们有很多让我眼馋的事，都是小孩子不可能享有的。

　　王跃文：我也有这个愿望。我从大哥身上，看到了很多当大人的好处。比方说他可以抽烟。可以抽烟了，就是大人了。是大人了，在父母面前就可以有些反抗了。我老家的习惯，小孩子喝酒，大人不怎么管。做父亲的，自己喝着酒，总喜欢拿筷子往酒杯里蘸蘸，进儿子嘴里去。那儿子通常只有两三岁。说是父亲不让儿子学会喝酒，自己老了就没有酒喝了。烟就不同了，小男孩儿得偷着。偷学抽烟的孩子，被大人发现几回，打骂几回，就不再多说了。这时候，一个成年的乡下男儿就呷着烟，在村头村尾转悠了。

　　我还没被允许抽烟时候，被一种盒子上印着鱼儿图案的香烟蛊惑着。有人给我表姑介绍了一个对象，供销社的职工。那时，一个农村姑娘，找个吃国家粮的，应该算是前世修来的好福份了。可我表姑硬是嫌人家长得不好，脸络腮胡子，脖子下面着长长的。那时候并不流行浑身长的男人。

　　有天晚上，那位供销社职工提了些糖果跑到我家里，掏出那种盒子上印有鱼儿的香烟，递给我父亲。父亲了几口，只说这烟好。供销社职工说，这烟难得买到手，要票。他说下次想办法条来，送给我父亲。供销社职工走后，父亲对母亲说，这人不错。没过多久，这个供销社职工就成我表姑父了。

　　我猜想那人终于做了我的表姑父，多半是搭帮那鱼儿香烟。他口袋里揣着那包烟，走访了表姑的所有亲戚。亲戚们都说这年轻人很好，表姑就没话说了。但是，从来没有哪家亲戚收到过年轻人答应送的鱼儿香烟。我长大些才知道，那叫常德牌香烟。

　　但我的第一口烟，却是父亲自种的老旱烟，喇叭筒。上中学时，有个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社员们忙过一会儿，就有男人打喊，呷烟呷烟！于是偃旗息鼓，男人们坐在田头，着口水卷了喇叭筒，云吐雾。女人们就在一旁说笑，你们男人真懒，功夫不见做多少，喊着要呷烟了。男人们说，女人又不呷烟，坐着干什么呢？做事去！女人又说，修个男身就是好，不光有烟呷，还有酒喝，喝酒还要大口大口呷菜！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间。那个烟袋，就别在带里。

　　出工时，没有人在意我捆了带。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烟。终于有人喊呷烟了，我从间掏出了烟袋。不料男人女人们都笑开了：人没有卵子大，卵子没有香大，学着抽烟了！

　　别人再怎么说，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亲。父亲也正望着我，张开大嘴，笑得只见口白牙。我的父亲长得很黑。

　　我了平生第一口烟，辣得喉头像呛了鱼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们笑得更了。我偏要充男子汉，刚缓过气来，又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你不是旱烟的料，长大了鱼儿牌吧！

　　那个暑假，我一直学着抽烟，父亲没有骂我。也许是劳动给我了做大男人的权利。可是，一到开学，我抽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学会了抽烟，父亲后来干脆就不说我了。我开始变成真正的男人。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抽烟。手头总很拮据，几个成瘾的同学就凑着钱买烟。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你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你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着偶然。我当时只想当名教师，很想去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给谁去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传说中说我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里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怀化地区（现已改作市）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外县的一位同志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偏偏晕船，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官，做个好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可我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是为着就业。

　　伊渡：你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实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万块钱，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还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有他们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做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因为很多百姓并不把当官的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伊渡：当年作为公务员，你真以为自己很优秀吗？换句话说，你在官场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因为怀才不遇？

　　王跃文：说实话，平时有很多记者提过这个问题，我很讨厌。好像我真为什么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似的。我很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没有意思。应该说，官场里面有很多素质优秀的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场用人的机制却是劣胜优汰。曾经有位同事看上去很热心，总是对我说，你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学会抓主要矛盾，跟紧一把手，别的副手“不要甩起”“不要甩起”是长沙方言，意思是不要理会。我总是含混地笑笑，不在乎他的建议。我是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不想抓的人。所谓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无非就是平时多向他们表忠心，逢年过节上门拜访。我想着这些就烦，哪里愿意去做？当时我也有些天真，看着有些人温文尔雅，应该不是贪图小利的人。事实证明，我太高看他们了。那些人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是勾心斗角。我谁也不靠拢，他们就暗自猜测，甲以为我是乙的人，乙以为我是丙的人，丙以为我是甲的人。反正谁都不把我当成自己的人，就没有任何人替我说话。我工作再刻苦，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伊渡：你认为官场中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特殊人格才能飞黄腾达？

　　王跃文：我不想抽象地谈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我在县里工作时，有年闹洪灾，县长夜战斗在抗洪前线。抗洪结束后，有关方面要我写篇报告文学。抗洪那几天，有位同事天天跟着县长跑，已经将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文字。正是这个时候，这位同事要外出学习，领导要求他把材料移交给我。这位同事临走的时候还专门同我讲，材料在某人那里。我去找某人，某人就是不肯出材料。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是县里领导布置的工作。我反复找某人说服，他才道出真相。原来，写第一手材料的那位同事特意嘱咐过他，不能把材料交给我。我真是开了眼界！这位同事比我还小两岁，职务也比我低，却能干这种当人一套背人一套的事！我便料定，此人在官场必然大有作为。果然，当时那批年轻人里，只有他后来做到了副县级领导。别看副县级比芝麻官还小，但在县里从普通干部做上去很不容易。

　　调长沙后，有位外处室的同事，我同他平时只是点头之，不太熟悉。有回，这位同事受他朋友之托，约我吃饭。席间，这位同事大谈科学，总是遗憾自己离了本行。有位服务员走路时滑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同事便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我说：不知道。同事说：地板太滑了，磨擦系数太小。哎，处处都有学问啊！我说：你真是长了个科学脑袋。同事说：我晚上睡在上，总是浮想联翩，感觉宇宙太博大了，有多少奥秘等待人们去揭示啊！我说：你真该去搞科研。同事摇头叹道：太忙了，太忙了。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生命科学。等哪天有空了，我会去研究研究生命科学。我暗自好笑：很多科学家毕生致力于生命科学都无所建树，这个人今后只要空搞搞研究就能大有斩获！我当时就想：这个活宝，在官场上肯定有出息。我又算准了。这个人很年轻，现在已是处级干部了。我想他继续这么愚蠢下去，还会当更大的官。

　　伊渡：俗话说，早知三年事，富贵万万年。你当初如果不那么自作聪明，学着傻一点儿，现在可能也在官场上发达了。你现在后悔吗？

　　王跃文：我呆在官场里面也不会发达，我不具备某种特殊人格。我不后悔。我现在过得比原来好多了，为什么后悔？我指的不光是物质生活，精神也充实多了。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灵魂。

　　伊渡：你从事职业写作近五年了，感觉应该是非常惬意吧。

　　王跃文：话又说回来，人想彻底的自由与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太忙了。手头总有做不完的事，可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无所事事、独自远行。我夜里多梦，但绝少美梦。有回梦见自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问了很多路人，没人理我。就从梦里急醒了。醒过之后却想，为何不在梦里远行呢？干吗急着回去？醒着不由人，梦里也不由人！

　　几年前，见媒体报道，有位中年男子在长沙街头徘徊，警察上前询问，原来那男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很羡慕那男子，居然患上这种很哲学的病。只可惜这种病用医学术语一说，就索然无味了，叫暂时失忆症。此病极易治疗，甚至不治自愈，只需让他置身熟悉的环境，记忆很快就恢复了。

　　有回晚上起来，我朝卫生间里的镜子望着自己，很陌生。心中窃喜，可能要患失忆症了。可是，脑子马上又清晰起来，尘事种种，历历在目。还有回，某高校约请我去讲学，我却找错了地方。那地方我本来很熟悉的，几个月前还去过。我又想，自己可能真的要患失忆症了。可是，我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

　　我曾经把一个真实事情写进了小说。有个疯子，每天坐在街头，望着对面高楼大厦微笑。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坐在老地方，幸福地微笑。当时我还在政府机关，内心很彷徨，不明白自己去路何方。我就老琢磨那疯子，羡慕他的自在。他面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他浑然不觉。他眼里只有对街的高楼，那里面也许黄金如山、美女如云，都属于他独自所有。可我马上发现自己也许亵渎了疯子的纯粹。疯子脑子里只有快乐，地地道道的快乐。

　　近些年，我只做过一回美梦。我梦见很多很多飞机，多得像夏日雨前的蜻蜓，低低地贴着田野飞。天边霞光万道。没多时，我自己也驾着飞机，擦着田垅飞翔。我把飞机停在水田里，飞机也像蜻蜓一样，翅膀上下摆动着，优游自在。我穿得浑身素白，皮鞋都是白的，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醒过好久，我仍恋恋不舍梦里那蜻蜓一样的飞机。盼着这样的好梦，却总不遂意。

　　我想耐着子做好手头的事情，然后独自上路。不用周密筹划，也不去风景名胜，就像行脚僧人，载行载止，了无牵挂。

　　伊渡：我感觉到你内心有着强烈的孤独。

　　王跃文：也许是吧，我很孤独。孤独这东西在我是由来已久的，并不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记得当年恋罗大佑歌曲的时候，还是一个倔头倔脑的少年。那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平素没有音乐细胞的，罗大佑的歌却一下听到心里去了。夜里，我坐在窗下，听着不知被翻录了多少次的沙哑、苍凉的罗大佑，心中感觉实在无以言说。我慢慢意识到，这种感觉就是孤独。有时听遥远处火车呜地一声长鸣，一头撞进茫茫夜，渐行渐远，我也会感觉孤独。罗大佑有首歌，歌名我忘了，里面几句歌词我却印象很深：“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和你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怆痛的回忆。”

　　我活了这么些年，爱情这东西是什么，好像也不很清楚。这暂且不去管它。但永远是什么，我倒慢慢儿有几分明白。只是越明白，越不愿说，越不忍说。永远是什么呢？就是孤独。

　　伊渡：我有时也感觉孤独就那么没来由地笼罩着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孤独，好像仅仅只是孤独而已。

　　王跃文：我有时并不很信科学。按科学的说法，孤独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我却相信孤独这东西肯定是一种生理机制，一种物质，它蜇伏在我们大脑某处，就在那里，阴暗，固执，沉默，与我们的生命共始终、共存亡。有时我们感觉不到孤独，那是它睡了。可它只打了个盹，一转念间它又会醒来，睁着灵闪的眼睛。我忍不住想像人的大脑。我们已经能知道大脑的模样儿，它的构成、功能，哪里管形象思维，哪里管逻辑思维，好像都明白。可孤独所在的那块地方，永远处于黑暗蒙昧之中，没有任何一束亮光能照亮它，不论是神，还是人。

　　伊渡：作家也许本来就需要孤独？孤独也许是创作的必要条件？

　　王跃文：写作，孤独是必要的。但作家也是人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它像虫子一样无情啮噬着你的神经、你的生命，把你的心吃个空空，除非你已麻木到以为自己没有心。千万别凭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去判断他是否孤独。当今最有名的喜剧大师憨豆先生就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曾贵为王妃的戴安娜因为孤独而去求助医生和药物。逃避孤独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心出去，让别的人、或者神、或者不管什么东西代为保管。于是有人成了宗教狂，有人成了艺术家，有人纵无度、及时行乐，有人食毒品。也许只有彻底失自我、丧失自我，孤独才不再存在。

　　伊渡：我想，独自远行还是太寂寞了。有个伴儿，到底还是会好些。

　　王跃文：我真的已独自出走过一回了。前不久一个风雪夜，历新年的前几天，我给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独自驾车出走了。我在信里说，我不知要走向哪里，我没有地方可去，可我一定要走，因为有一个东西在后面追我，使我无法安宁。我想暂时独自离开，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转过身面对这追我的东西。

　　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个多小时，随便找家旅馆住下。我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静地睡了两天两夜，可又想家，结果还是回来了。

　　伊渡：一定把你子吓坏了。

　　王跃文：是啊。她驾车沿着长沙环线转圈儿，转了整整一夜，希望能碰上我。她早知道我心理可能有问题了，曾经假冒我的症状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其实就是我患了抑郁症。我回来之后，她说她一整夜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开着炫目的车灯，在风雪中驾车狂奔。她害怕极了。

　　伊渡：但我想她是能够理解你的！其实谁又能说自己的心理绝对没有病呢，有些人是不自觉，有些人不愿正视，有些人就自暴自弃，还有些人在苦苦挣扎。

　　王跃文：也许人永远是在围城之中。人生的荒谬与困惑就在这里。

　　伊渡：我发现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人们的交往越来越方便，电话、网络等等，简直太神奇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困难。也许相处一室，却彼此陌生。据说现在患抑郁症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王跃文：世界越来越热闹，人们越来越孤独。如果从文学上解读这种现象，我认为人类很多美好的精神享受需要距离和缓慢，但现代社会，速度、节奏，消失了距离，毁了缓慢，破坏了很多人类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些美丽和忧愁，只能是往古的绝响了。宋词说道“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我很多次乘飞机，翱翔在万米高空，冥想古人牵肠挂肚的旅思，万般感叹。蓑笠驴，板桥冷霜，荒村野店，家山万里。于是，古人便“离愁渐远渐无穷”“离恨恰如草，更行更远还生”“浊酒一杯家万里”了！

　　我正沉浸在古人的万般愁绪之中，飞机已经落地。我得打开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虽然也是家山万里，却似近在咫尺。没有离情别绪，用不着思念，也不会有忧愁。我们就像鲁迅先生《在酒楼上》里的那只苍蝇，嗡嗡地转了一圈儿，又飞快地回到原地。

　　有回，我去深圳。有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宾馆知道了，辗转托人，邀请我去住几天。盛情难却，我入住了那家宾馆。那是家很有个性的水景主题宾馆，克林顿曾在那里下榻过。宾馆经理很客气，硬要我提些建议。

　　一介书生，哪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搜肠刮肚，琢磨了一个点子，让他们倡议每位住店旅客给家人写封信，酒店提供邮资。中国邮政的信封按说应是印制最精美的，但恰恰是他们的信封最丑陋；相反倒是中国各地宾馆自制的信封都很漂亮，而且配有宾馆信笺。人们现在很少写信了，通常只有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捧读亲朋好友的书信，那份温馨，早已久违了。

　　酒店经理很高兴，说我的点子有意思，他们酒店的信封天南地北地飞，也是很好的广告啊！

　　我当晚就给子写了封信，并且告诉她我今后每次出远门，都会用酒店的信封、信笺给她写封信。我打电话告诉子，她也很是高兴。

　　可是，直到我回家一个多月后，子才收到我的信。信封后面贴着张纸条，上书一行字：请使用标准信封！

　　真是太扫兴了。

　　伊渡：你的浪漫破产了。我发现你好像特别需要交流和沟通，我突然产生了某种猜测，你是否承受了很大压力？

　　王跃文：你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交流和压力。谁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于交流、惧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对象、方法。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么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都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七十八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七十八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今年应是八十三岁了，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其实我的真实处境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惟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南方一家名报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他们还得在当地工作下去啊。我是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政部门的做法是非法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没有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有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