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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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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1991年11月19下午,我给蒋大哥打电话就属于脸皮厚。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走投无路。当时身上还有钱。不算多,但足可以给自己找一家旅店或买一张回程车票。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有时就是一种感觉,而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处境。

  我是来深圳出差的。准确地说是来深圳开会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出版社就在武汉,再说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在武汉开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是,我想来深圳,所以,就鼓动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终于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我这样做不是想节省一趟路费,而是想得到一张"边防证"。在当时,边防证还绝对神圣,如果没有边防证,我进不了深圳,而办理边防证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要不是因为开会,保卫处决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深圳,我策动了这次来深圳开会。

  其实,说来深圳开会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是到东莞开会,因为谢厂长的南方新型建材厂并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东莞。但是,会议结束后,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去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能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到深圳参观,就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一致响应了。

  既然开完会之后要到深圳参观,所以干脆就说是到深圳开会。这就是人们习惯的"往大说"。

  "往大说"是人的天。比如我的工作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但是为了"往大说",院里硬是多次向上打报告要求更名为"冶金部华东钢铁设计研究院",因为一旦改成"华东",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不会想到马鞍山这样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说易,往大做难。事实上,直到目前,单位的名称并没有改变,况且,在我看来,即便名称改变了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每次出差,照样都是一大早出门,赶到南京买车票,然后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说实话,如果我们设计院不是在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我就不会一天到晚想着离开那里了。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离开那里。当时,我们那里传着一个顺口溜,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于是,在单位年轻人当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国就是去深圳,只有实在没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单位。年轻人当中哪个愿意承认自己是"实在没有本事"的?而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去深圳就成为当时我们单位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凡是思想有些进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想法。

  我还不是思想最进的。最进的早已经来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当时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狠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因为她首先就将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你"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窟。竟然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章一民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还算是做事情比较心细的人,当初决定来深圳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在章一民这一棵树上吊死,我还留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周正平。

  我并不认识周正平。不过,我的同事郑工认识。郑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相距并不遥远。郑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郑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那时候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郑工套近乎。郑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郑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重点宣扬了一番。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郑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并不在墙外,也在墙里。郑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郑工说,周正平夫妇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儿吹了。郑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周正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周正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周正平出任总经理,当老板了。成为老板的周正平没有忘记郑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郑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郑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郑工拍了拍脯,说:别的人不敢说,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郑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周正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郑工。郑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郑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得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志。

  离开章一民,我去见周正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但不知是周正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我只好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原本斯文的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

  周正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周总您好!"我说。

  周正平醒了,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的郑工让我来看看您。"我继续说,同时注意配上恭敬的表情。

  "噢,好好。老郑呀,郑庆生。"

  我很高兴,周总果然记得郑工,说明郑工没吹牛。

  "这是郑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套宜兴紫砂茶具,说这也是郑工让我带给他的。

  周正平对茶具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随便摆在了一边。

  他对茶具是不是感兴趣我无所谓,关键是对信,周正平对郑工的信也不感兴趣,连拆都没拆就丢到了旁边。我急了,说周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周正平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夸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夸自己总好过自己夸自己。

  周正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扫了几眼郑工花了很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最好现在看。"我虽然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周正平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份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心里想,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问。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具还给我,这不是郑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

  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周正平那里出来。心里想:章一民、周正平,你们等着!

  但是,悲愤没有用,赌狠也没有用,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找一个地方落脚,否则,就真要打道回府了。我显然不甘心这么快就打道回府。这么快就打道回府,不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是属于"实在没有本事"的那一类吗?我想再搏一下,实在混不下去了,再考虑打道回府也不迟。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给蒋大哥打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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