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批文

　　但是作为大领导，很多事情他是不能自己出面办的，最好是有一个他信任的人帮他实现权力向金钱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你出面，通过搞批文，帮他做点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戴向军又去看望柯正勇，柯正勇正在家里练习打领带，一问，才知道柯秘书长马上要出国考察。戴向军感觉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联系陈四宝。两个人一商量，决定以帮助秘书长换外汇的方式送他一笔美金。事不迟疑，陈四宝立刻张罗着换外币，戴向军则再次赶到柯正勇的家，问他要不要带一些美金出去。

　　不用吧，柯正勇不是很确定地说，外事办那边应该有安排吧。

　　他们准备的那一点哪里够，戴向军说，最好还是自己带一点，万一您想买些家电或金银首饰什么的，没有外币怎么行？

　　秘书长还在犹豫，旁边他夫人已经开腔了。

　　我觉得小戴讲得对，夫人说，国外的家电质量好，价格便宜，能带干吗不带一点回来？现在哪个出去不带些东西回来？只是不知道人民币怎么换外币。

　　这个好办，戴向军马上接过话，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有办法。

　　于是，也不用等秘书长首肯了，夫人就忙着准备人民币。

　　当时人民币和美金的对价是八块三对一，也就是说，八块三钱换一美金。当然，这是官方牌价，黑市上比例大一些。秘书长夫人当时一共交给戴向军一万人民币，按当时的对价，大概能调换1200美金。戴向军和陈四宝一商量，决定给秘书长夫人5000美金。也就是说，按二比一的对价给她。本来陈四宝还想多给一些的，至少给一万美金，但戴向军不同意，说第一次孝敬秘书长，要尽量做得不痕迹，太多了会引起秘书长警觉，反而把事情砸了，再说出国人员身上所带的外币有限制，太多了带不出去，不好会给秘书长添麻烦，那样就不好了。陈四宝接受了戴向军的意见，说行，就按你说的，先投石问路。

　　秘书长夫人本来对人民币和美金的对价不是那么很清楚，但自从她把一万人民币到戴向军手上之后，就注意看报纸和电视上的外汇对价，知道美金和人民币的对价是一比八块三，所以，当戴向军把5000美金到她手上的时候，秘书长夫人马上就知道里面有猫腻。但是，秘书长夫人不愧是秘书长夫人，她既不会像普通老百姓老婆那样大惊小怪，更不会像普通小市民那样装聋作哑，而是轻声问了一句：有这么多吗？没有这么多吧？

　　幸好，这一点戴向军早考虑到了，连怎么回答都想好了。戴向军当时的回答是：多带一点，没坏处。

　　这是一句标准的废话，多带一点当然没坏处，但人家秘书长夫人问的不是多带还是少带的问题，而是问一万元人民币怎么能换5000美金的问题，他回答多带一点没坏处不是所答非所问吗？

　　对，戴向军就是要所答非所问。既然你秘书长夫人不明确问，那么他就不明确答，回答多带一点没坏处，就是既要告诉秘书长夫人这美金确实是多了，又不告诉你为什么会多出来，这就叫含蓄，就叫一切尽在不言中。

　　秘书长从国外考察回来，戴向军再次去探望，发现他们家果然有了变化。不仅新添了一台日本东芝冰箱，而且两口子对戴向军的态度也有新内容。秘书长夫人明显对戴向军更加热情，居然亲自为他泡了茶，一下子让戴向军这个小下级享受到老上级的待遇。秘书长本人也不含糊，在紧张的出国考察期间，居然没有忘记他这个黄埔二期的小战友，特意为他买了一个立体声单放机。虽然并不值多少钱，但由于是秘书长亲自送的，意义非同一般。戴向军后来还专门让陈四宝戴在耳朵上听了，两边耳朵的声音不一样，组合在一起是绝对的立体声，音乐像是从天上下来的，由远至近，奇妙无比。

　　两个人感觉问路成功了，可以开展下一步行动。

　　故伎重演。这次是秘书长的儿子准备考托福，虽然仅仅是考托福，离真正的出国八字还不见一撇，但戴向军还是以这个理由一下子送了两万美金。尽管钱是到夫人手上的，但这种事情肯定瞒不过柯正勇本人。这一次数目比上一次大，而且行贿的意味更加明显，秘书长不能再装糊涂，也没有用一个小电器打发他，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第一次比较正式地与戴向军谈话。

　　你发财了？柯正勇问。

　　这要看怎么比，戴向军按照事先演练好的话说，如果和以前在部队上比，托您的福，帮我调换了一份好工作，确实是发财了。但如果和其他人比，差远了。南都当地人就不比了，就说我们'黄埔二期'的战友，许多人都买车了，但我这个专门给汽车发牌照的副主任还买不起车，所以，跟他们相比，我和您一样，穷着呢。

　　哦，柯正勇问，他们都买车了？

　　买车了。戴向军说。

　　都哪些人？柯正勇又问。

　　戴向军就七七八八说了一大堆人。

　　听完，柯正勇半天没有说话，在思考。这样思考了一会儿，柯正勇问：那美金是怎么回事？

　　戴向军回答：上次您出国那笔是我给换的。我承认，我有感恩的思想，又有一种义愤。您这么大一个领导，出国考察，才带一万人民币，换成美金才一千多一点，那些人怎么就那么有钱？所以，没跟您商量，我就自己贴了一点，凑成了五千美金给您。但这次不是，不是我没有这个心，而是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这次是替陈四宝给您的。

　　陈四宝？柯正勇问。

　　对，陈四宝，戴向军说，我跟您说过的，是我的那个老乡，您还让我到他公司看看，看看他是真老板还是假老板。记起了吗？

　　柯正勇把头向上仰了仰，嘴巴张开，但没有说话，只是又啊了一声，表示想起来了，戴向军确实曾经向他说过这个人，有印象。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柯正勇问。

　　也没有什么事情，戴向军说，上次我就是托他换美金的，他问我为什么换美金，我当时在义愤头上，就把情况说了。他听了也有同感，感觉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像您这样自身能力强对国家贡献大而且廉正的领导反而受穷，出国才带一万块钱，而那些素质不高不务正业甚至是劳改释放人员反而发了大财了，所以，这次听说考托福要出国，他就主动要求资助一点。

　　柯正勇听了一笑，说：没有这么简单吧？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如果有，尽管说，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而我又能办到的，就凭他和你的关系，只要你开口，能办的我自然会帮着办。

　　戴向军没有立刻回答，故意停顿了一下，仿佛他不好意思说，等秘书长再次催问之后，才说：肯定不涉及原则问题。他一个个体老板，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是改革开放才让他发财的，对的政策拥护着呢，哪里有什么原则问题。无非是想争取一个公平的生意机会。

　　说，什么机会？柯正勇问。

　　他是做汽车生意的，戴向军说，做汽车生意需要批文，而现在能搞到批文的都是一些高干子弟，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就只能看着别人吃，自己啃骨头，甚至有时候连骨头都啃不到。所以，他想通过您看能不能搞到批文，不求特别照顾，只求能与别人得到同等的生意机会，哪怕一次也行。

　　戴向军自认为自己表达得非常有水平了，既表明了想搞批文的意思，又把这种搞批文的行动说成是正义的行为。说实话，这番话说完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得意，因为这番话并不是他和陈四宝事先商量好的，而是他临时发挥出来的，他对自己的说法比较满意。他甚至认为这样说了之后秘书长一定就会爽快地答应，因为答应帮他们搞批文就相当于答应做一项维护正义的事情，维护正义的事情秘书长能不答应吗？

　　但是，他没有想到，柯正勇听完之后，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沉默了半天，最后才说：这事情不归我管。

　　戴向军把秘书长和他的对话一字不少地重复给陈四宝听，本以为陈四宝会相当失望的，没想到他听了之后并没有失望，而是蹦出两个字：有门。

　　有门？戴向军不理解。

　　你想想，陈四宝说，什么级别的领导什么级别的朋友，柯秘书长怎么可能没有能管批文的朋友呢？只要他想帮我们，或者说只要他把我们的事情当做他自己的事情去办，就肯定能找到相应的关系。从你刚才的描述看，他是非常想帮我们的，是不是？

　　是。戴向军说。

　　那不就行了，陈四宝说，不相信你看，他肯定有办法。

　　果然，没过两天，柯正勇主动给戴向军打电话，叫他晚上到他家去一下。

　　戴向军不敢耽误，马上就向陈四宝通报。陈四宝立刻就从九江赶回南都，两个人凑在一起商量。

　　当然，所谓的商量其实就是分析，分析柯正勇这么紧急召见他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按照戴向军的判断，可能是好事情，也可能是坏事情。好事情当然是告诉他有办法了，他已经找到某某人了，搞到批文了。坏事情是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你把美金拿回去吧，无功不受禄。戴向军本人更倾向于是坏事情，因为如果是好事情，那么不必去他家，电话里面就可以说，而只有坏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只能当面说，并且当面说完，立刻就把美金还给他，不好，还把上次的一起还给他。

　　如果要是这样，我怎么办？是接还是不接？戴向军问。

　　陈四宝不做声，他在想，想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接肯定不好，送出去的礼，哪有收回来的道理？但如果秘书长执意退还，不接过来他生气怎么办？

　　但是，陈四宝又不能不回答戴向军的问题，因为说到底，这美金是陈四宝出的，陈四宝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戴向军是很难做的。最后，得陈四宝下定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下哪有打送礼人的道理？我相信秘书长。即便秘书长这次确实没有帮我们搞到批文，他也一定把我们惦记在心里，今后一旦有机会，还是会想办法帮我们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他发火了，你都不要接。

　　他们两个都没有分析对。柯秘书长那天紧急召见戴向军既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坏，而是给了一个活口。

　　柯正勇告诉戴向军，他有一个朋友恰好在北京主管进口车的审批工作，姓陆，叫陆方舟，但他和这个陆方舟的关系一般，达不到给批文的那种情，所以他特意拜托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为另外这个朋友和陆方舟的关系深一些，估计多少会给点面子。说着，柯正勇就把那个朋友的信交给了戴向军。戴向军一刻都没有耽误，出了机关家属大院就把那封信交给陈四宝，并且在车上就详细汇报了柯正勇所讲的每一句话。

　　陈四宝仔细看了信，又认真听了戴向军的描述，最后提出一个要求：你和我一起去一趟北京。

　　陈四宝说得很认真，让戴向军不好轻易拒绝，但是，他不明白陈四宝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相貌，陈四宝说，我的相貌不行，一看就是在社会上混的，北京的那些大机关我去过，像我这样门都难进。

　　戴向军以为他是开玩笑，听陈四宝这样说不住笑起来。但陈四宝没有笑，陈四宝非常严肃。他告诉戴向军，这不是开玩笑，是说真话。他说戴向军一看就是正经的机关干部，在领导面前可信度会大一些。秘书长给的这条路子是一次的，不可能再给他们第二封引荐信，所以，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前功尽弃。因此，戴向军必须和他一起去。

　　说实话，两个人认识这么长时间，戴向军还是第一次见到陈四宝这么认真严肃地强调一件事情，再一想，自己正好可以请探亲假，去一次就去一次吧，估计在北京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剩下的时间正好可以回石家庄看老婆孩子，还节省路费了。

　　两个人到北京后，立刻去见陆方舟。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陈四宝在门口等着，戴向军一个人进去。

　　戴向军有公安机关的工作证，很顺利地进去了。可进去之后并没有见到陆方舟。他没想到陆方舟的门口有那么多的人排队，搞得像在医院看病挂号一样。去的人先把要办的事情对秘书说，然后就在那里等，叫到谁谁就进去，就和在医院护士叫病人去一样。戴向军把柯正勇的朋友写的信给秘书看了，但没有把写信人说成是朋友的朋友，而说成是他自己的朋友，然后就非常有把握地在门口等。可一直等到下班了，得到的答复是不用等了，明天再来吧。这个情景不但超出了戴向军的见识，也超出了陈四宝的见识。所以，当戴向军垂头丧气地从里面出来并把情况告诉陈四宝之后，陈四宝简直不敢相信。不过，随即他就表现出乐观。

　　这说明这个陆方舟有料，陈四宝说，说明我们找对人了。

　　戴向军一听，也重新打起精神来。

　　接受教训，第二天他们起了个大早。照例，还是陈四宝在门口等，戴向军一个人进去。

　　这次他终于见到陆方舟了。不过，只能说是他见到陆方舟了，而不能说是陆方舟见到他了，因为自始至终，陆方舟好像都没有正眼看他一下，只是在那封信上扫了几眼，嘴角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还给戴向军而已。戴向军来不及看陆方舟写的是什么字，就忙着说感谢话，但陆方舟似乎并不理会，摆摆手，具体意思可以理解成他知道了，也可以理解成不用感谢了，甚至还可以理解成打发他快走。不过，不管怎么理解，结果是一样，戴向军立刻就快走了，因为他最清楚外面的情况，外面有那么多人在排队等候，其中有几个他还面，遭遇和他一样，是昨天没有排上的，出于对同类的同情心，他也不忍心占用陆方舟太多的时间。

　　拿了批条，两个人都高兴不起来。对戴向军来说，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用他们老家的土话说，那滋味比用自己的热脸碰到对方冷股上的感觉还难受。对于陈四宝来说，捧着那批条看了半天，心里盘算了一下，就这几辆破车，倒腾了半天，刨去给秘书长的美金，摊上这趟两个人到北京的费用，加上戴向军所遭受的侮辱，其实赚不了多少钱了。

　　戴向军说：这是最后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宁可饿死也不做了，你别再鼓动我，杀了我我也不做了。

　　陈四宝说：下次归下次，这次既然拿到批条了，怎么地也要凭它换成批文，否则我们不是更亏了。明天对不起，我们还要跑部里。

　　他们预料的没有错，这个陆方舟确实有料，他的批条非常管用。第二天他们来到部里，几乎没费周折就拿到了批文。但两个人仍然没有高兴，主要是数量太少，没什么赚头，加上这种生意没有复制，秘书长不可能再给他们搞到第二封引荐信，而他们自己原来打算搞到批文赚了钱之后直接行贿陆方舟的计划显然也行不通了，一来赚得太少，没有办法再行贿，二来对方连看都没有正眼看戴向军一眼，明显是不想再见他的意思，怎么再攀上去？所以，只能做一次，早知道只能做一次，并且是这么一个小单，还不如不做。但是，他们俩都没说，不把这层令人不愉快的窗户纸捅破，默不做声地往外走。

　　他们刚一出大门，还没有来得及拐弯，立刻就被一大堆人围上了。他们刚才根本就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人，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来，明显是在打伏击。他们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被人打劫了。但是，又显然不是被打劫，哪有大白天在首都北京的国家机关门口打劫的？再说，这些人全部都是笑脸，而且是明显讨好他们的笑脸，哪有打劫还带笑脸的？所以，肯定又不是打劫的。那么，这些突然之间围上来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稍微冷静一点之后，他们很快就明白，这些人是要买他们的批文。

　　他们当然不会卖批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南都到北京好不容易才到一张没有股大的批文，说什么也不会卖的。

　　尽管不卖，但他们还是很好奇，就问了一下，问如果要卖，是什么价钱。问清楚之后，陈四宝就真想卖了。如果卖了，差不多正好可以弥补他们所付出的钱，而如果不买，回去用它倒车，也多赚不了多少。不知道是赌气还是因为批量太少不值得再折腾的缘故，陈四宝想了一想，就真把批文卖了。

　　戴向军心里有些不舒服。不是心疼少赚的那几个钱，而是感觉陈四宝不是很尊敬他，就是真要卖，起码也要跟他商量，征得他的同意才是，怎么商量一下都没有，说卖就卖了呢？仿佛这东西根本就是他陈四宝一个人的，与他戴向军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再一想，也真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陈四宝一手策划并承担一切开销的，既然如此，那么东西当然也就是他陈四宝一个人的，而他戴向军自己充其量就是一个跑腿的，就只能拿跑腿的辛苦费，而不能享受其他收益。

　　这么一想，戴向军的心情非但没有好起来，反而更加糟糕。

　　我明天回石家庄了。戴向军说。

　　行，陈四宝说，我明天也回南都了。他妈的，这生意做的。

　　显然，陈四宝心里更加不高兴，毕竟他与利益的关系更直接一些，或者说，他对这单生意抱的希望更大一些，所以，他失望的情绪更大。

　　尽管情绪不好，但陈四宝还没有失控，还知道拿出两万块给戴向军。

　　戴向军没接，问：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陈四宝反问。

　　这钱是什么意思？戴向军问，问的声音有些硬。

　　陈四宝略微愣了一下，像是突然反应过来，先是啊一声，然后马上就说：对不起，我是有些生气，但不是对你，是对我自己。我自己把情况想得太好了，以为通过秘书长的关系可以打开一条新渠道。现在你看到了，根本就没有建立新渠道，而是一锤子买卖。我们单做这一单生意有什么意思？单做一单，所消耗的精力不比做十单少，每个关节照样都要走一遍，而且走通了之后下次不会再走，很不划算的，不如卖掉。

　　戴向军承认陈四宝讲得对，如果从生意的角度考虑，他卖掉批文的做法或许是理性的，但他还是不舒服。他在乎的不是卖批文这件事情本身，而是陈四宝对他的态度。天大的理由，也不能不与他商量一下就做决定吧。

　　就是卖，你也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嘛。戴向军说。

　　是是是，陈四宝说，你说的是，我是该先和你商量的。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看你当时就在身边，一切你都看见了，你也没有反对，我就没想起来找个地方再单独和你商量，就自作主张了。别生气，好吗？

　　戴向军笑了。算是两个人达成谅解，但是他仍然没有拿那两万块钱。他说：亲兄弟明算账，你算了没有，这次我们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如果赚了，赚多少？如果赔了，赔多少？说好了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如果赔了，这钱我不能要，如果赚了，也应该算清楚，我们俩一人一半。

　　这要看怎么算了，陈四宝说，如果只算经济账，刨去各项费用，差不多也就剩这两万块，如果搭上你受的窝囊气，搭上我这些天消耗的精力，肯定是赔了，赔大了，算不清楚了。

　　戴向军听了，想了一下，自己拿了一万，把另一万推给陈四宝，说：精力和窝囊气都不说了，我们俩扯平，这钱我们也一人一半。

　　陈四宝笑了，推回来，说：行，算我送你的。

　　别，戴向军说，我凭什么要你送钱？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合作，就不要坏了规矩，坏了规矩，不仅生意做不成，总有一天连朋友也做不成。

　　行，陈四宝笑着说，你讲得对，我听你的，亲兄弟明算账。这钱我收着。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石家庄。我不给你，这钱我给我弟妹，给我大侄子，行了吧？

　　说着，陈四宝就做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动作，非常潇洒地把那一万块钱收了回去。

　　这下，戴向军笑了，真笑，笑着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