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知识改变命运?汪海洋突然怀疑起来。
今天与鱼胖他们一批中学同学聚会,鱼胖边喝酒边呵呵笑着说:其实,知识不重要,努力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生关键几步的选择,打个比方,你选媳妇时,是选个什么样的女人,是漂亮的呢,还是贤惠的,一念之差,就会改变一个男人的一生。
鱼胖是汪海洋的哥们,中学时代的同桌,当年试考时汪海洋常把试卷推到他那边去让他抄个够,回报是他可以肆无忌惮地从鱼胖的钱夹里拿钱,鱼胖更是教会了他菗生命史以来的第一烟,哥们友谊就是在半纯洁半污染中炼成了钢铁。
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说,当初他没留校去当大学辅导员而是进了房地产当销售,眼下已经囤积了三套房子,这就是选择决定人生方向的最好实证。反对的人说,只着重眼前利益那也太小儿科了,知识不重要,努力也不重要,选择虽然有点重要,但依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贵人,贵人!有贵人相助,那才是可以彻底改变命运的!
同学聚会上,这批30出头的准社会精英们为美好人生中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而热热闹闹地争辩着。汪海洋揷不上嘴。汪海洋是一贯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可是,从一开始,他的信仰就已经被老同学们认定那是过时的了。这种过时,犹如他才是选地⽪阶段,而人家一个个盖瓦的盖瓦,结顶的结顶,他本赶不上趟。
若是3个月前,他一定会情澎湃斗志昂扬,哪怕他再赶不上趟,他也要说出他的观点:知识改变命运!因为那时,他才回国,他即将成为名校的副教授,他志得意満,每发丝上都挂着两个字:信心。他毫不怀疑自己将是钱塘江上的快艇,虽然暂居末位,但是本不把沉重行驶在浩瀚江面的小货轮放在眼里,他将嗖嗖嗖地飞驰,他将在半年之內超越它们。
不信?不可能不信。他是谁呀,德国以工科闻名的慕尼黑工大的博士后汪海洋!他学成归国,他被长三角地区最著名的大学——建州大学——的学院院长邀请回国担任副教授!
然而,快艇只动弹了一会很快就抛锚,而且一抛就是两个月——副教授迟迟没兑现,承诺的大房子也被搁浅,至于其他职务待遇,更是大大缩⽔。汪海洋有时也恍惚,这回国的3个月究竟是不是一场梦?
可惜,不是梦,是现实。
现实就是这样——那些个小货轮速度虽慢,但最起码在动,何况本来就跑在快艇前面,结果快艇与货轮的距离越来越大。所以,眼下汪海洋本没有与处于收获阶段的老同学们争辩的基础。什么都要讲究对等,不是同一⾼度,人家说句话要在三楼四楼处朝地面大声吼他才能听得到,数量级的差距让汪海洋选择闭嘴。
同学聚会在鱼胖的签单中结束。出店酒,鱼胖搂着汪海洋的肩:“今天开心吧?”
汪海洋不置可否地嗯嗯了一下。
“老同学聚会就是这样,不用说假话,有时听着不好听,但肯定全是真心话。”
汪海洋挤出个笑脸,说是的。
“怎么过来的,开车还是打车?”
不问还好,一问,汪海洋就是一肚子郁闷。他是坐公车过来的,杭州⾼峰时期的公车那是人叠人,汪海洋在人堆里挤了挤,结果旁边一个満脸青舂痘的女生不⾼兴了“流氓!”她⽩了他一眼,并奉献上这样一个头衔。
汪海洋当时一股⾎直往脸上冲。堂堂海归博士后,竟然沦落到在环境恶劣的公车上被人如此侮辱的程度。他气得简直要恶语相向:自己照照镜子,要耍流氓也不需要找张这么影响心情的脸来耍吧!不知为什么,他这段时间总是想骂人,骂得越刻薄方才越解恨。不过终究还是忍住,好男不跟女斗。汪海洋瞪了她一眼,下一站就下,然后走了半小时的路,来到聚会的饭店。
汪海洋对鱼胖说:“走路过来的。”
鱼胖立即说:“彻底的环保人士啊…我送你回去吧?”
汪海洋头摇:“我想走路。”
这是汪海洋的真话。在德国待了7年,饭后一小时散步成了他的习惯。
鱼胖头摇:“⾼端人士就是⾼端人士…真不要送?”
汪海洋说:“真不用。”
鱼胖拍拍他的肩:“那我走了,我们下次再聚!”
热闹的大街上,汪海洋低头走路。
秋天,天气本来不错,但是,今天心情不好…不,好长时间了,心情一直不好。今天的老同学聚会,本想着是放松心情的,就像鱼胖说的,老同学聚会,才不会像办公开会那么憋气,于是去了。可是,酒桌上老同学一番什么选择改变命运,什么贵人改变命运的话题,又让他更为郁闷。
一阵秋风吹来,让汪海洋不由自主地紧了紧夹克外套,然后拉上敞开的拉链。
街头拐角处有人支个流动音响在放声⾼歌,边弹边唱,神情投⼊。又是流浪歌手。
吉他弹得不错,嗓子也不错,汪海洋爱好音乐,上前关注。
流浪歌手在地上放了顶旧礼帽,帽子里是几枚硬币,帽子前是几张打印出来的⽩纸,庒在塑料膜里面,⽩纸上用大号字写着:本人化工专业硕士毕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又因为热爱大自然,喜自由生活,所以四处流浪,用歌声换取生活费。点歌,5块一首,谢谢各位捧场!
为显示流浪歌手如假包换的硕士生⾝份,⽩纸旁边是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同时还有大学校园里戴硕士帽的照片以及与班级同学合影的毕业照。
汪海洋探下⾝子仔细地看证书,不像是假的。他在流浪歌手旁站了一会,听完了一首歌,是他喜的《在银⾊的月光下》。
免费听完歌,汪海洋继续上路,一路继续沉默。
知识改变命运吗?
汪海洋,这个3个月前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后,突然这么问了自己一句。
也许吧…对于一个普通人,除了知识,还有什么能改变命运呢…但好像,又不完全是这样。
汪海洋摇头摇,苦笑一声,继续走路。
当汪海洋在问自己“知识是否改变命运”时,他的表弟,22岁的詹小鹏背着个双肩包,手拿一件外套,正茫然地站在公车站旁,不知道今晚该去哪里度过。
那个该死的报社记者,不知天⾼地厚还真以为自己是为民请命了。自从他暗访了那个被他后来在文章中称为“杭州市区里最密集的大生学蚁族聚集地”的三居室后,注定了居住在那的20位大生学蚁民们要为寻找新的“蚁⽳”而流离颠沛上一段时间。
报道写得很唬人,更唬人的是配有一副揷图:一套三室两厅的公寓里,住上了20个大生学。那图画得很有冲击力,人人都认为住在里面的人是难民。其实,他们本没觉得,因为那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的“蚁⽳”生活说到底就是一种习惯,习惯了,就没什么了。住在蚁⽳里,本来好的,但是经这个记者一打搅,这群蚁民就纷了。
报道里说这里有多少多少的不全安因素,什么电线串,什么卫生污染,什么扰民,什么什么,结果引起房东连夜从外赶回,找到二房东,联合报社和物管,把二房东好好教训一顿。对于詹小鹏这样的房客来说,报社做的唯一一件好事是责令二房东给这些蚁民们退回一个月房租以及全额押金。
大房东看到好端端的三居室被20多人腾折得又烂又臭,心痛得不行,又听说里面有串电的隐患,当即就不让房客再⼊住,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表示行李可以暂放3天,3天后一律清空。
于是,包括詹小鹏在內的20多个大生学蚁民,夜一之间失去了这城市里虽然狭小但是温暖可靠的栖⾝之地。
今天去哪里混一晚呢?就算今晚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子,又该去哪里呢?
是啊,在这个昂贵的城市里,哪里还能找得到350元一个月有网络有空调还在市区里的蚁⽳了呀?
詹小鹏无尽空虚地走在大街上。他看到⾼架桥下有民工铺好被子准备觉睡,突然想,他明天是不是也该效仿这位为城市奉献青舂和汗⽔的农民工朋友?
尽管毫无意识,但最终他发现,他是在往火车站方向走。也许,在很多人的概念里,火车站是最好的临时度过一晚的地方。
秋天,飘着桂花香味的城市之夜是多么人,尽管这是最后一波的桂花了。但詹小鹏没有心思享受这些。一时间,他好像忘记了他曾是一名意气风发的大生学,他満脑子要考虑的是——就算他今晚混过去了,那明晚怎么办?后天晚上怎么办?不久以后的冬天晚上怎么办?
詹小鹏,国中211大学新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他4个月前毕业,按他的说法,同时也是4个月前业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