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题外话：旧小说——新小说——理查森——瓦尔特？司各特

　　上世纪末，小说是一种受到普遍排斥的体裁。已去世的理查森被人遗忘了；他的同胞觉得他的文笔中有他生活过的下层社会的痕迹。菲尔丁还能站稳脚跟；别具一格的斯特恩已经过时了。还有人读韦克菲尔德的《副本堂神甫》。

　　如果说理查森的文笔不行的话(我们是外国人，对此无法判断)，他将无法生存，因为作家仅仅是靠文笔存在的。与这个真理相对抗是徒劳的：一部精心构思、用真的肖像点缀、充其他长处的作品，如果文笔欠佳，是注定要失败的。文笔千姿百态，是无法学习的；这是上天的恩赐，是天才。但是，如果理查森被抛弃仅仅因为作品中有某些高雅社会不能容忍的鄙词语，那么，他可以重新获得生命。正在进行的革命降低了贵族，提高了中产阶级，将使人们对于家庭日常琐事和下层语言的痕迹不再那样感。

　　从克拉丽斯和汤姆？琼斯，衍生了英国现代小说家族的两个分支，家庭图画、家庭悲剧小说和冒险及社会图画小说。理查森之后“西城”风俗闯入小说：小说中充城堡、贵族和贵夫人、湖畔风景、跑马场、舞会、歌剧院和拉内拉赫的故事，连同没完没了的闲聊和唠叨。背景不久就转移到意大利；情人冒着可怕的风险，并且忍受令狮子感动的心灵痛苦越过阿尔卑斯山：“狮子痛哭涕！”一句颇风趣的话被接受了。

　　半个世纪以来淹没英国的成千上万部小说当中，有两部长盛不衰：《迦勒？威廉》和《修道士》。我在伦敦居留期间，不曾见过戈德温；但我两次碰见刘易斯。他是一位年轻的下议院议员，非常讨人喜欢，举止很像法国人。巴鲍德的作品是另一种风格。安娜？拉德克里夫的作品另具一格。巴鲍德夫人、埃奇沃斯小姐、伯内特小姐等的作品，据说有可能站住脚。蒙田说：“应该运用法律，制裁那些无能又无用的作家，就像制裁汉和懒虫一样。将我和另外一百个作者从人民手中驱赶出去。制滥造的作品成了这个失去控制的世纪的征兆。”①

　　①引自蒙田《随笔集？论虚荣心》。

　　但是，这些深居简出的小说家、乘公共马车或敞篷马车的小说家、湖畔和深山蛰居的小说家、废墟和鬼魂小说家、城市和客厅小说家的不同派，都消失在瓦各特？司各特的新派之中，如同诗人争相仿效拜伦勋爵一样。

　　我在伦敦亡期间，这位著名的爱尔兰画家以翻译歌德的《贝利欣》开始他的文学生涯。随后，他继续以诗歌知名，后来，他的爱好转向小说。我觉得他似乎建立了一种不伦不类的体裁；他败坏小说和历史；小说家动笔写历史小说，而历史学家写小说化的历史。如果说，我读司各特的作品时，有时不得不跳过没完没了的对话，那是我的过错；但是，在我看来，司各特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大家都愿意读他的书。比起为了讨好而不顾分寸，使人感到有趣而不违背章法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比起扰心灵的平静，控制心绪更加困难。

　　伯克使英国政治滞留于过去，司各特使英国人倒回到中世纪：人们写作的、制造的、建筑的，都是哥特式的：书籍、家具、房屋、教堂、城堡。但是，大宪章时代的地主是今天邦德街的“时髦人士”；这轻浮的一代在古代庄院里营，等待新一代来将他们赶出。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题外话：新诗——贝蒂

　　在小说转向“浪漫状态”的同时，诗经受？了类似的变化。柯珀抛弃法国派，使民族派复活；布伦在爱尔兰开始同样的革命。在他们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抒情诗的复兴派。介于一七九二年和一八○○年之间的这些诗人当中，有好几位属于“湖畔派”(这个名称今天继续沿用)，因为小说家们住在坎伯兰湖和威斯特摩湖畔，而且有时讴歌它们。

　　托马斯？穆尔、坎贝尔、罗杰、克雷布、伍德沃斯、、亨特、诺尔勒、霍兰男、坎宁、克洛克仍然在世，继续为英国文学争光。但是，必须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才能鉴别当地人才能够领会的表现内心世界的文学作品的价值。

　　现代文学方面，任何人只能充当用本民族语言写的作品的权威评论家。你认为你精通外国语是徒劳的，你没有过母的汁，你没有从襁褓时代起就在她怀中牙牙学语；你不能摆你的乡音。关于我们的文学，英国人和德国人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看法：他们称赞我们鄙视的东西，他们鄙视我们热爱的东西；他们不懂拉辛，不懂拉封丹，甚至不能完全理解莫里哀。你要是知道，在伦敦、维也纳、柏林、彼得堡、慕尼黑、莱比锡、哥廷格、科隆谁是我们的最伟大作家，你要是知道人们在那里热衷读的和不读的东西，你会哑然失笑的。

　　如果一位作者擅长措辞，外国人永远无法理解这种长处。才能越深刻、越有个性、越具有民族质，这些秘密越难于被并非才能诞生地的人所理解。我们凭口头一句话赞美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我们的赞美是世代相传的；而希腊人和罗马人不会嘲笑蛮子们的判断。我们当中有谁能像讲希腊语和讲拉丁语的人一样，领会狄摩西尼和西罗的散文的和谐，阿尔赛和贺拉斯的诗歌的节奏呢？有人断言说，真正的美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感情美和思想美是这样；但文笔美不是。文笔不像思想一样是国际的：它有它的故乡，一个属于它的天空和太阳。

　　我在伦敦亡期间，一八○○年或一八○○年之前，布伦、梅森、柯珀去世了；他们结束了一个世纪；我开始一个世纪。我从亡地回国两年之后，达尔文和贝蒂死了。

　　贝蒂宣布诗的新世纪诞生。《游诗人》或《才华的进步》，描写缪斯对一位行诗人最初的启迪，诗人还不知道令他备受折磨的灵感。很快，未来诗人将在暴风雨中坐在海边；很快，他将抛弃乡村游戏，到僻静之处听远处传来的风笛声。

　　贝蒂经历各种各样悲哀的梦幻和思想，而成百个诗人自以为是这些感情的“discovers”(发现者)。贝蒂打算继续他的诗；的确，他创作了他的第二首歌：一天晚上，埃德温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山谷底升起；那是一个孤独者发出的呼喊；他看破红尘，躲进幽静的山谷，以便在那里沉思默想，歌唱造物主的奇迹。这位隐士启发了年轻的游诗人，向他披了他的才能的秘密。念头是极好的；但执行起来没有那样顺利。贝蒂注定要流泪的：他儿子的死使父亲心碎了：他像失去奥斯卡后的奥西昂①，将他的竖琴挂在橡树的树枝上。也许贝蒂的儿子，就是那个父亲歌唱过、但他在山上不再看见脚印的年轻的游诗人。

　　①奥西昂(Ossian)：苏格兰传说中的诗人。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题外话：拜伦勋爵

　　在拜伦的诗句中，看得出对《游诗人》的惊人模仿。我在英国亡时期，拜伦勋爵在哈罗兹中学读书；中学在一座离伦敦十里的村庄里。他是孩子，我还年轻，同他一样默默无闻；他在爱尔兰的欧石南丛中、在海边长大，我也一样，在布列塔尼的荒原上、在海边长大；同我一样，他喜欢读《圣经》、奥西昂；他在新斯迪德修院歌唱他的童年，如同我在贡堡歌唱我的童年。

　　“当我这个山里孩子，在黑色的欧石南丛生地摸索，攀登你倾斜的峰顶时，咽，白雪皑皑的摩尔温山呀，我听山下的轰鸣，或看云雾在我脚下缭绕，酝酿着风暴…”

　　当我在伦敦教区奔走的时候，我穷困潦倒，曾经无数次从哈罗村前经过，但不知道村里住着多么伟大的天才。我坐在公墓的一棵榆树下；一八○七年，我刚从巴勒斯坦回来时，拜伦勋爵在那棵树下，写了下面的诗行：

　　Spotofmyyouth！whosehoarybranchessigh，

　　Sweptbythebreezethatfunsthycloudlesssky

　　在我度过童年的地方，微风吹拂着光秃秃的树枝，而晴空万里，空气清新！我如今独自在那儿踯躅，而过去我常常同我爱的人脚踩你柔软的青草；当命运使中洋溢的热情变得冰凉，当它使忧愁和情平息…过去，我的心在这儿跳动，将来也许在此休憩。在这片我的希望苏醒之地，我能够进入梦乡吗？脚踏我过去走过的土地…被我年轻时的朋友哀悼，被今天的世界忘记！

　　而我将写道：你好，古老的榆树！幼年时代的拜伦曾在这里沉湎于童年的幻想，而我在你的荫蔽下幻想勒内；以后，诗人到这里来构想《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拜伦要求他童年时代嬉戏的墓地，给他留下一个朴实无华的墓：他的荣耀不会让他实现这个无法实现的请求。现在的拜伦与过去的拜伦不可同而语；在威尼斯，我到处看见他的身影。几年之后，在这座我过去到处看见他的名字的城市里，我看见他的名字被抹掉，不留痕迹。丽都岛的回声不再重复他的姓名，威尼斯人不知他为何许人。对于他们，拜伦勋爵已经完全死去；他们不再听见他的马嘶鸣。伦敦的情形也一样，他已被人遗忘。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如果说我经过哈罗的时候，不知道童年的拜伦在那里生活，路过贡堡的英国人也不曾想过，一个在这些树林中长大的野孩子将来会留下几许痕迹。旅行家阿尔蒂尔？扬格曾经路过贡堡镇，写道①：

　　①扬格的作品《法国游记》出版于一七九○年到一七九四年。

　　“(从蓬套尔松)一直到贡堡，这个地区一片荒凉：并不比休伦人②那里先进；在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地居民几乎同那里的土地一样野，贡堡镇是人们看得到的最肮脏和最艰苦的地方之一：泥土的房子没有窗户，铺路的石头坑坑洼洼，走路绊脚，没有任何富裕生活的迹象。但是，那里有一座城堡，里面甚至住了人。城堡主人有相当坚强的神经，居然敢生活在污秽和穷困之中；城堡主人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此君何许人也？在这一堆惨不忍睹的贫困中，有一个漂亮的湖泊，湖泊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

　　②北美印第安的一族。

　　这位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是我父亲；在脾气暴躁的农学家眼中，如此丑陋的偏僻角落仍然不失为高贵和美丽的住所，虽然阴暗和肃穆。至于我，一条在陋的塔楼脚下开始攀登的藤蔓，只关心考察我们的收成的扬格先生会看见我吗？

　　在一八二二年写的这些文字之外，请允许我再加上一八一四年和一八四○年写的内容：这样，关于拜伦的文章就做完了；人们在读了我经过威尼斯时关于这位伟大诗人所讲的话之后，这篇文章就全面了。

　　将来，法国和英国两个新派领袖的会见也许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看法，差不多相同的命运，如果不是共同的生活习惯的话：一位是英国贵族，一位是法国贵族；两位都曾经到东方旅行，一前一后，但两人从未见过面。不同之处，仅在于英国诗人的生活不像我的生活那样，我曾经卷入一些重大事件。

　　在我之后，拜伦勋爵去朝拜希腊遗址：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他似乎用他自己的颜色美化了《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的描写。在我的朝觐的开头，我再现德？儒安维尔老爷同他的城堡告别；拜伦也向他的哥特式住宅告别。

　　在《殉道者》中，欧多尔从麦西尼亚出发去罗马：“我们的航程是漫长的，”他说“我们看见所有被寺庙和坟墓装点的岬角…我的年轻伴侣未听人讲过朱庇特的化身，对眼前的遗址一无所知；而我曾经同先知坐在被毁灭的遗址上，而巴比伦告诉我科林斯的存在。”

　　在维卢斯①写信给西罗之后，英国诗人犹如法国散文家：这样完美的会见对于我特别荣耀，因为我在永恒的诗人之前到达那里，我们在那里有相同的记忆，我们在那里朝拜过同样的遗址。

　　①维卢斯(Sulppcius，约三六三—约四二○)：高卢人，早期基督教虔修士，历史权威，最著名的著作是《圣马丁传》。

　　在罗马的记述中，我和拜伦勋爵也有共同之处：对于我，《殉道者》和我关于罗马乡村的信，由于猜到一位杰出天才的灵感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拜伦勋爵的最早一批翻译者、评论家和赞美者，对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可能读过我的作品避而不谈；他们也许认为这样做会损害他的才能。现在，狂热平静了一点，人们不像过去那样拒绝给予我这种荣誉。我们的不朽歌手②，在他的歌集的最后一卷曾经写道：“在前面一段里，我讲过法兰西应该感谢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诗才。我不害怕这句话遭到新诗派反对，它是在鹰的翅膀下诞生的，自然以这样的来源为荣。《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在国外同样有影响，也许应该说句公道话，承认《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和勒内是一家人。”

　　②指法国民间诗人贝朗瑞(Berangn，一七八○—一七一一)。

　　在关于拜伦的一篇杰出文章里，维尔曼先生重复了贝朗瑞的观点，他说：“《勒内》有几页无与伦比的文字，的确，将这种政治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道拜伦是否对此进行了模仿，或者以天才的方式予以革新。”

　　我刚才说的，关于《勒内》的作者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之间，在想象力和命运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剥夺行诗人的一毫。我的缪斯徒步，没有竖琴，能够奈何迪河①的背竖琴、有翅膀的缪斯吗？拜伦勋爵，或者同我一样是他的世纪的孩子，像我和我们之前的歌德一样，将经历爱情和苦难；或者我的高卢船的航程和灯光，在未曾探索的大海上，向阿尔必翁②的船只指明了道路。

　　①迪河(Dee)：苏格兰的一条河。

　　②阿尔必翁(Albion)：大不列颠旧称。

　　而且，相同质的两个头脑很可能有相同的想法，而别人不能指责他们曾经卑屈地走同样的道路。利用外国语言表达的观念和形象是允许的，为的是丰富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是任何世纪、任何时代都见过的事情。我首先承认，在青年时代，《奥西昂歌谣》、《维特》、《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自然论》，同我的想法是亲近的；但是，我丝毫没有隐瞒我喜欢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快乐。

　　如果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里面，以不同名字(康拉德、拉雷、曼弗雷德、勒吉阿乌尔)登台的那个独特人物深处的确有勒内的些许影子；如果拜伦公爵偶然让我生活在他的生命之中，他难道会如此懦弱，竟然从不提及我的名字？我难道是一个被人否认的父亲，当人们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拜伦提到过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他怎么能够完全无视我呢？当英国和法国报纸在他身边围绕我的作品进行了二十年争论的时候，当New-Times(《新时报》)将《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进行对比的时候，他难道从来没有听人谈到过我吗？

　　无论怎样得宠的才子，都有忌讳和疑心：他要保留权杖，怕有人来分享，因为将他与别人对比而感到愤慨。因此，另一位上等才子在一部名为《关于文学》的作品中避开我的姓名。多亏上帝，我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价，我从来不曾打算称王称霸；由于我只相信宗教真理(自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我对自己的信任并不超过对其他东西的信任。但是，如果我对什么东西赞赏过，我决不会感觉有必要沉默不语；所以，我公开宣布我对斯塔尔夫人和对拜伦勋爵的赞美。有什么比赞美更加甜蜜的事吗？这是上天的爱，是上升到崇拜的温情；对于扩展我们的才能，为我们的心灵打开新的视野，赐给我们如此巨大、如此纯洁、不包含任何恐惧和嫉妒的幸福的赞美对象，我们觉得自己充感激之情。

　　而且，我在这部《回忆录》中，对英国自从弥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诗人的微词，仅证明一样东西：我对他的缪斯的崇高评价。

　　拜伦勋爵开启了一个令人惋惜的派：同在我身边幻想的勒内给我带来痛苦一样，我推测他的孩子《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也给他带来痛苦。

　　拜伦勋爵的生活是众多调查研究和诽谤的对象：年轻人对那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深信不疑；妇女们怀着恐惧心情，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这个“魔鬼”勾引，随时可能去安慰这个孤独和不幸的撒旦。谁知道呢？也许他还在寻找他梦想的女人，一个相当漂亮、心同他一样宽广的女人。根据那些神鬼的人的看法，拜伦过去是一条到处引人、欺骗人的蛇，因为他看到人类的败坏；这是一位命中注定的、痛苦的天才，他处在物质秘密和智慧之间，找不到能够解开宇宙之谜的答案，将生活当成一种无缘无故的辛辣讽刺，罪恶的卑鄙微笑；他是绝望的儿子，表现轻蔑和否定，身上有一块不可愈合的伤痕，用享乐将一切接近他的东西引向痛苦而进行报复；他是一个从未经历童年的人，从来不曾有幸被上帝抛弃和诅咒；被大自然的怀抱排斥的人，定是虚无的受苦人。被虚无判决。

　　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就是这样想象拜伦的，但我觉得这并不符合事实。

　　像大多数人一样，两个不同的人统一在拜伦身上：自然的人和“制度”的人。诗人了解公众的愿望，同意扮演他们希望他扮演的角色，开始诅咒他起初不过茫然相对的世界：这种过程在他的作品的前后变化之中是感觉得到的。

　　至于他的才能，远没有人们所讲的那样博大，而是相当含蓄的；他在诗中表达的感情，只不过是呻、哀叹、诅咒；在这方面，他是值得称赞的：不必问竖琴所表达的思想，只需问它歌唱的是什么。

　　至于他的幽默，那是富于讽刺意味和丰富多样的，是具有煽动的黑色幽默：作者读过伏尔泰，并且模仿他。

　　拜伦勋爵享有种种优越，对他的出身没有什么好责怪的地方；令他不幸、并且使他的优越和人类的病弱结合起来的偶然事件，本来不应该使他感到痛苦，因为这并未妨碍他受人爱戴。不朽的歌手从他自身的体验懂得，泽农①的格言是多么千真万确：“声音是美的华所在。”

　　①泽农(Zenon，公元前四九○—公元前四三○)：古希腊哲学家。

　　令人感慨的是，显赫的声名今天转瞬即逝。几年之后，怎么说呢？几月之后，恋就消失了，跟着而来的是贬抑。我们看见拜伦的荣耀已经变得暗淡；他的天才更为我们所理解；他在法国比在英国将受到更长时间的崇拜。由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主要成就是对个人感情的描绘，但英国人更看重大家共有的感情，所以他们最终会否认诗人：他的喊叫太深邃、太悲哀了。但是，他们得当心。如果他们打碎这位曾经赐给他们新生命的人的形象，他们还剩下什么呢？

　　一八二二年，我在伦敦居留期间，当我写下我对拜伦勋爵的感想的时候，他在人世只剩下两年生活时间了：他死于一八二四年，当他开始觉悟和厌倦的时候。我先于他出生，他先于我死；还未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被召去了；我的号码在他的号码之前，可是他先走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本来应该活下去；这个世界可以失去我而不发现我的缺失。在我继续向前的路上，我在罗马遇见圭恰奥利夫人①，在巴黎遇见拜伦夫人。这样，我目睹了弱点和德行：前者可能太真实，后者不够虚幻。

　　①圭恰奥利夫人(Guiccioli)：拜伦的情妇之一。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英国——从里士到格林威治——与佩尔迪埃同行——布雷汉——斯托——汉普顿？科特——牛津——爱顿学院——私人生活习俗；政治风尚——福克斯——伯克——乔治三世

　　在议论我在英国亡时期的英国作家之后，现在我还要谈谈这个时期英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它的风貌，它的名胜，它的古堡，它的生活习俗和政治风尚。

　　从伦敦北面的里斯到伦敦南面的格林威治，在这四法里方圆的空间里，我们可以窥见英国之一斑。伦敦南部是工业和商业的英国，连同它的码头、海关、船坞、仓库、酿造厂、工场、铸造场，船舶；每天涨的时候，这些船舶分三批溯泰晤士河而上，最小的船舶领头，跟着是中型船舶，最后，巨型船舶的风帆掠过历史悠久的海员医院的柱廊和外国人寻作乐的酒馆的窗口。

　　伦敦北面，是农业和畜牧业的英国，其中有它的牧场、它的牲口群，它的农舍、它的公园，而泰晤士河的河水被汐推动，一天两次浸润矮树丛和草地。在这相对的两点之间，伦敦将双重面貌的英国的一切混杂在一起：西部的贵族，东部的民主，伦敦塔和威斯斯特是两个界碑，大不列颠的全部历史都在界碑之间演出。

　　一七九九年夏天，我有一部分时间是跟克里斯蒂昂？德？拉穆瓦翁在里斯度过的，我忙于《基督教真谛》的出版。我常常在泰晤士河上划船，或者在里斯公园里跑步。我很希望伦敦附近的里斯变成“光荣的里斯迪奥条约”中的里斯，那样我就会回到我的祖国，我将在下面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纪尧姆一私生子将四百四十二块领地送给他女婿布列塔尼公爵阿兰，这些土地构成后来的里斯伯爵领地。阿兰的继承人——布列塔尼众公爵，将这些土地作为封地赐给一些布列塔尼骑土——罗昂、坦特尼亚、夏多布里昂、戈荣、蒙布歇家族的后代。但是，尽管我的愿望是善良的，我必须在约克郡去寻找里斯伯爵的领地；而后者在查理二世时代因为一个私生子，变成公爵领地：泰晤士河边的里斯是爱德华三世时代的西恩。

　　爱德华三世，这个被情人阿丽克丝？皮尔斯掠夺的著名国王，一三七七年死在那里；这个女人不再是克雷西的征服者早年的阿丽克丝或卡特琳？德？索尔兹伯里了：在你可能被爱的时候，你才去爱别人吧。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也死在里斯：何处不是葬身之地？亨利八世喜欢住在那里。英国历史家学因为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感到尴尬；一方面，他们无法掩饰他的专制和议会的惟命是从；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过多谴责宗教改革的领袖，他们可能会整到自己头上：

　　迫者越卑鄙，奴隶越可。(拉哈尔普①)

　　①拉哈尔普(LaHarpe，一七三九—一八○三)：法国批评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里斯公园里，人们把一座小山丘指给我看，那里曾经是亨利八世的观察哨，用来观察安妮？博凌受刑的情况。看见伦敦塔发出的信号后，亨利高兴得直哆嗦。多么开心的事情呀！屠刀已经砍下那美丽的脖子，鲜血染红了诗人国王曾经深情爱抚的秀发。在空无一人的里斯公园里，我并不等候屠杀的信号，甚至丝毫不想损害背叛我的人。我同几只平静的黄鹿散步：它们习惯在猎犬群前面奔跑，一直到疲力竭才停下来。它们对这种游戏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然后人们用一辆铺干草的两轮车将它们送回来。我常常到基尤去看袋鼠，这是一种可笑的动物，与长颈鹿截然不同：与昆斯布里老公爵让里斯小街小巷充斥的女相比，这些跳着走路的天真的四脚动物更能够使澳大利亚增。泰晤土河从一座农舍的草地边过，而农舍被垂柳包围着，在一棵黎巴柏树的遮掩下隐隐约约。一对新婚夫妇来此天堂度月。

　　一天傍晚，我平静地在特维克纳姆的草坪上散步，面前突然出现佩尔迪埃。他用手帕捂着嘴，俟他走到听得见的地方，就叫道：“这倒霉的雾，没完没了！”“活见鬼，你怎么能够呆在这里？我已经猜过了：斯托、布兰希姆，汉普顿科特，牛津；按你那个喜欢幻想的脾气，即使你一辈子呆在约翰？布尔②那里，也不会看见任何东西。”

　　②约翰？布尔：又译“约翰牛”指英国文学和政治漫画中具有英国传统性格的人物形象。

　　我求他放过我，但白搭，必须跟他走。在敞篷四轮马车里面，佩尔迪埃跟我谈了他的种种愿望；他的愿望是接力式的；一个破灭了，就骑上另一个，于是到处闯，往前走，一直到天黑。他最强烈的愿望之一，以后把他引导到拿破仑身边，他楸住拿破仑的衣领，而后者不拘礼仪，同他玩拳击。佩尔迪埃的助手是雅姆？玛金道斯；虽然他被法庭判刑，但是他通过出卖有关他的官司的材料发了一笔财(赚的钱被他马上吃掉了)。

　　我憎恶布雷汉。由于最近发生的冲突，我感到受到侮辱，我更因为我的祖国过去的败北而感到痛苦。泰晤士河上游的一条船看见河岸上的我，桨手们估计我是法国人，发出欢呼；当时英国刚刚收到阿布基尔海战的消息；外国人的胜利可能为我打开重返法兰西的大门，但我憎恶这些胜利。我多次在海德公园见过的纳尔逊，将他在那不勒斯的胜利保留在哈密顿夫人的披肩上，而无业游民把脑袋当球滚。这位海军上将光荣地战死在特拉法尔加，而他的情妇失去了美貌、青春和财富，悲惨地死在加莱。阿布基尔的胜利使我在泰晤士河边蒙受羞辱，我看见利比亚海岸上耸立着一排排棕榈树，而海水被我的同胞的鲜血染红了。

　　斯托公园是以它的建筑物出名的，但我更喜欢它的绿。在一道阴暗的小山沟里，我看见一座寺庙的复制品，而我以后在赛菲兹阳光灿烂的山谷里才看见原建筑物。在几间无人居住、窗门紧闭的房间深处，一些意大利画派的美丽油画显得分外凄凉。可怜的拉斐尔，囚在老布列塔尼人的一座城堡里，远离拉法内基纳的天空！

　　汉普顿科特收藏着一些查理二世的情妇的画像：在一场让他父亲人头落地并且要驱逐他的家族的革命之后，这就是王子的所作所为。

　　我们在斯劳看见赫歇耳，连同他博学多才的姐姐和他四十尺长的大天文望远镜；他正在寻找新的行星：他的执着引起佩尔迪埃的讪笑，因为他只相信七个老行星。

　　我们在牛津停留两天。我在阿尔弗烈德大王①的共和国怡然自得；它是中世纪享有特权的学术机构的学风的代表。我们参观了二十五间中学、图书馆、画廊，博物馆，植物园。我以极大的乐趣，翻阅了伍斯特中学收藏的手稿，发现这位王子的传令官用法文诗句撰写的黑王子的生平。

　　①阿尔弗烈德大王(Alfred-Le-Grand八四九—九○一)：英国国王，被视为牛津大学的创始人。

　　牛津让我想起多尔、雷恩和迪南的外貌朴素的中学。我翻译了格雷写的名为《乡村墓地》的哀歌：

　　Thecurfewtollstheknellofpartingday．②

　　②夏多布里昂将这首诗译成法文，大意是：在颤抖的空气中，我听见缓慢的晚钟在长久低鸣…

　　这是对但丁的诗句的模仿：

　　SquilladilontanoChepaja‘lgiornopiangerchesimuore．③

　　③意大利文：“(旅人)听见远处的钟在鸣响，仿佛在哭泣落山的太阳。”

　　佩尔迪埃在他的报纸上立即将我的译诗刊登出来，而且大吹大擂。看见牛津，我想起同一位诗人所写的名为《伊顿中学远眺》的颂歌。

　　幸福的山岗，美妙的绿，徒然爱慕的田野，我在那儿度过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我感觉从你们那儿吹来的微风：它们似乎在抚慰我颓丧的灵魂，它们散发欢乐和青春的芬芳，焕发我的第二度青春。

　　告诉我，慈祥的泰晤士河呀…告诉我，哪一代人朝三暮四，如今得势，加快铁环的滚动，或者出飞逝的子弹？唉！幼小的牺牲者嬉戏着，不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他们既不预见未来的灾祸，也不考虑将来的岁月。

　　谁不领会以缪斯的全部温柔在此表达的感情和惋惜？谁忆起童年的游戏、学习和爱情，能够不怦然心动？但是，它们能够再现吗？记忆中的童年的欢乐是火把照耀下的废墟。

　　英国人的私生活

　　英国人，由于长期战争同大陆隔离，一直到上世纪末，仍然保留他们的风俗和民族特。那里只有一个民族，以它的名义，一个贵族政府行使主权。那里只有被共同利益连接起来的两大阶级：老板和顾客。在法国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那个心怀嫉妒的阶级在英国是不存在的：它刚刚诞生。没有任何东西隔在富裕的地主和忙于实业的人士之间。在制造业中，尚未普遍采用机器——那只是特殊阶层的荒诞行为。现在，我们看见面孔肮脏的人同穿礼服的人在同一条人行道上并肩而行，但当时只看见身披短斗篷的小姑娘走过，头上的草帽用丝带系在颏下，臂上挽着篮子，篮子里放着水果或书本，她们个个都低垂着眼睛，发现有人看她们就脸红。莎士比亚说：“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天鹅巢。”一七九三年，伦敦很少有人穿礼服，所以一位泪面、对路易十六的死表示哀悼的妇女对我说：“可是，亲爱的先生，可怜的国王被砍头的时候，真的穿着礼服吗？”

　　乡绅们尚未卖掉他们的产业，到伦敦居住。在下议院，他们仍然构成独立的派别，成为内阁里的反对派，维护自由、秩序和繁荣的观念。他们秋天去猎狐或锦，圣诞节吃肥鹅，看见牛排啧啧叫好，对现实不，歌颂过去的美好时光，诅咒皮特和战争，因为战争使波尔图葡萄酒的价格上升，他们睡觉的时候酩酊大醉，第二天又开始相同的生活。他们相信，只要人们唱“上帝保佑国王”大不列颠的光荣就不会褪，腐朽的市镇将维持下去，关于狩猎的法律将继续执行，人们会继续偷偷地在市场上把兔子和山鹑当“狮子”和“鸵鸟”卖。

　　英国圣公会是博学、好客和慷慨的；它以真正的基督的乐善好施接待法国神甫。牛津大学出资印制了罗马异版的《新约》，免费发给教士们，上面写着：“供为教会而亡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使用”至于英国上社会，我这个卑微的亡者只能看见它的外表。在王宫或加莱公主宴请的时候，侧身坐在轿子里的夫人们经过，她们的大裙环在轿子门口，好像祭坛的前部。在她们的裙子构成的祭坛上，她们本人俨如圣母或佛像。这些漂亮的太太是圭彻公爵和洛赞公爵赞美过的女子的女儿；一八二二年，她们的女儿或孙女穿着短连衫裙，在我的公寓里随着克里奈的笛声翩翩起舞，花朵般转瞬即逝的一代代人。

　　政治风尚

　　上个世纪末，一六八八年的英国处在它的巅峰时期。我这个可怜的亡者，从一七九二年至一八○○年，听人谈论皮特、福克斯、谢里登、威尔伯福斯、格林威尔、怀特布雷德、劳代当，厄斯金们；一八二二年，我是声名显赫的驻伦敦大使，所以当我看见我头一次旅英时的那些伟大演说家被他们的助手取代时，我无法形容我是何等惊讶：学生取代了老师。“普遍的”思想进入这个“个别的”社会。但是，一百四十年来，领导这个社会的开明贵族向世人展示一个从罗马贵族以来给人类带来光荣的最完美、最伟大的社会之一。也许，在某郡深处，某个古老家族会认出我刚刚描写的社会，而且怀念我在此叹惋的时代。

　　一七九二年，伯克先生①同福克斯先生②分道扬镳。因为伯克先生攻击法国革命，而福克斯先生捍卫法国革命。到那时为止一直是朋友的两位演说家，从未表现如此杰出的雄辩才能。整个议会激动不已，而当伯克先生用下面的话结束他的答辩的时候，福克斯先生双眼噙着泪水：“非常令人尊敬的绅士先生在他发表的演说里，每句话都是对我的残酷攻击；他品评了我的整个一生，我的行为和我的观点。尽管他对我进行了违背事实的严重攻击，我不会被吓倒；我不害怕在这个议会或任何其他地方表明我的态度。我将向全世界宣布，宪法受到威胁。当然，任何时候，尤其在我这个年龄，招惹敌人或向朋友提供抛弃我的理由，是不适宜的。但是，如果为了支持英国宪法舍此没有其他办法，我宁可冒失去一切的危险。最后，正如公民的义务和公民的审慎对我要求的那样，我要高呼：“避开法兰西宪法吧！——FlyfromthefrenchConstitution。”

　　①伯克(Burke．Edmund，一七二九—一七九七)：英国政治家。

　　②福克斯(Fox．charlesJames，一七四九—一八○六)：英国政治家。

　　听见福克斯说这样“会失去朋友”的时候，伯克先生大声叫道：“是的，会失去朋友！我知道我的行为的后果；我愿意以失去朋友的代价履行我的义务，我们的友谊结束了：“Ihavedonemydutyatthepriceofmyfriend；ourfrendshipisatanend．”我告诫本议会的两位敌对的非常令人尊敬的绅士，他们在未来(他们或者像两个流星消亡在政治半球里，或者他们像两个兄弟并肩前进)，我告诫他们，他们应该维护和珍惜英国宪法，他们应该防止革新，避开那些新理论可能带来的危险。“Fromthedangerofthesenewtheories．”令人怀念的时代！

　　我是在伯克的晚年认识他的，他那时虽然因为失去独子而痛苦，仍然创办一所为穷困亡者的孩子开办的学校。我去参观他称为“他的苗圃”的学校“hisnursery”他看见在他慈祥的照顾下，这些外国孩子天真活泼感到十分开心。望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小亡者蹦蹦跳跳，他对我说“我们的孩子不会这样做：Our波yscouldnotdothat．”而他的眼睛噙泪水：他想念到更远的地方亡的他的儿子。

　　皮特、福克斯、伯克都不在了，而英国宪法接受了“新理论”的影响。要目睹过当时议会进行的烈辩论，要听过这些演说家仿佛宣布革命即将爆发的预言，才能想象我刚才描绘的场面。关于限制在秩序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辩论，在威斯斯特似乎是在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的影响下开展的，而这种自由仍然笼罩着国民公会散发血腥的讲坛。

　　高高瘦瘦的皮特表情悲哀，面带讥讽。他的话是冷漠的，他的声音单调，他的手势不为人觉察；可是，他活跃的思想，他闪烁雄辩光辉的推理的逻辑，使他成为才华出众的人物。

　　我经常看见皮特先生徒步离开他的府邸，穿过圣雅姆公园到王宫去。而乔治三世，在同住在附近的农夫一道用锡杯喝了啤酒之后，也从温莎方面走过来。他乘一辆灰色马车，穿过他的肮脏的城堡中肮脏的院子，后面跟着几名骑马的卫士。这就是欧洲国王们的领袖，就像五个或六个伦敦旧城的商人是印度的主宰一样。皮特先生，身着黑衣服，钢手柄的剑佩在身旁，帽子夹在腋下，攀登台阶，一步跨两级或三级。他所经之处，碰见三个或四个无所事事的亡者：他昂着头，脸孔苍白，从我们身边走过，用不屑的目光扫视我们。

　　这位大金融家家中杂乱无章；睡觉或吃饭都没有固定时间。他债台高筑，从不还债，而且从来没有把一份账单清楚的决心；一名侍者管理家务。他衣着随便，没有嗜好，没有爱情，仅仅贪图权力；他轻视荣誉，足于当威廉？皮特。

　　一八二二年六月，利物浦勋爵请我到他的乡村别墅晚餐，经过普尔特内灌木丛的时候，他将查塔姆勋爵的可怜儿子去世的小屋指给我看。查塔姆这位国务活动家曾经收买欧洲，亲手发放亿万财富。

　　乔治三世在皮特死后还活着，但失去理智和视力。每个季度，议会开幕的时候，内阁成员向沉默和感情激动的议会宣读国王的健康情况通报。一天，我去参观温莎。我花了几个先令，请门房让我躲在一个角落偷偷看国王一眼。白发和瞎眼的国王出现了，像李尔王一样在他的宫殿里游着，用手摸索着大厅的墙壁。他在他熟悉的一架钢琴前面坐下来，弹了哈昂戴尔的一首奏鸣曲：这是“古老英国”的美妙结局。“OldEngland！”

　　—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亡者返回法国——普鲁士公使发给我一张假护照，我变成拉萨涅，瑞士纳夫夏泰尔邦人——伦敦德利勋爵之死——我的士兵和旅人生涯结束——我在加莱上岸

　　我开始把目光转向我的祖国。一场伟大革命完成了。拿破仑成为首席执政官，他采用专制手段恢复秩序；许多亡者回国，尤其是上层亡分子，他们急于回去收拾他们剩下的财产：头脑的忠诚所剩无几，但忠诚的心还在几个变成穷光蛋的外省贵族膛中跳动。兰得赛夫人已经走了；她写信叫德？拉穆瓦翁兄弟回去；她也请德？阿格索夫人，德？拉穆瓦翁兄弟的姐姐，越过海峡回国。封塔纳催促我，叫我回巴黎完成《基督教真谛》的印刷。虽然我思念我的祖国，但我没有重见它的愿望。比家神更加强大的神挽留我；在法国，我不再拥有财产和住所；对于我，祖国变成石头脯，没有汁的房：我在那里再也看不到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朱莉。吕西儿还活着，但她成了德？科德先生的子，不再和我同姓了；由于浩劫和八年的分离，我年轻的“寡妇”同我一道只生活了几个月。

　　如果事情能够由我自己决定，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勇气回去；但是我看见我周围的小圈子渐渐人去楼空；德？阿格索夫人提议带我回巴黎，我听从了。普鲁士公使为我了一本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萨涅，纳夫夏泰尔邦居民；迪洛兄弟中断《基督教真谛》的印刷，将印好的书页交给我。我从《纳奇兹人》中出《阿达拉》和《勒内》的轮廓；我将剩下的书稿装进箱子，叫我在伦敦的房东保管，随后我就同德？阿格索夫人一道启程前往多佛尔：兰得赛夫人在加莱等我们。

　　一八○○年，我就这样离开英国。我当时的心情同我在一八二二年写这本回忆录时的心情是不同的。我从我的亡地带回的只是悔恨和幻想；今天我头脑里了野心、政治、荣华、宫廷的场面，而这些东西与我的本是格格不入的。我此刻的生活当中堆积了多少事件呀！人啊，过去吧，过去吧；快轮到我了。至今，我仅仅向你们展示我的三分之一的生活；如果说我忍受的痛苦曾经影响我的春天的晴朗，现在我进入更加成的年龄，《勒内》的幼苗将长高，另一种苦涩将混杂在我的故事当中！关于我的祖国、它的革命，我已经描绘了它们的近景，但是谈到它们的时候，谈到帝国和我看见倒下的那个巨人的时候，谈到我积极参与的、今天是光荣的、但我只能透过我说不出的某种阴郁的云雾瞥见的王朝复辟时期的时候，我还有多少话要说！

　　写到一八○○年春天为止的这一卷结束了。我的头一个生涯到头了，面前展现的是我的作家生涯；我从一个自在的人，要变成一个抛头面的人；我走出纯洁的孤独和清静的庇护所，步人人世肮脏和喧闹的十字路口；灿烂的阳光将照亮我的充幻想的生活，光明将进入黑暗的王国。我带着感动的心情，朝这些包含我的逝去岁月的书瞥了一眼；我仿佛向我的祖屋永诀；我离开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梦幻，就像离开我留在故乡而且不会再见面的姐妹，情人。

　　从多佛尔渡海到加莱，我们用了四个小时。我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潜回我的祖国：以瑞士人的默默无闻和我自己的默默无闻作为双重的掩护，我同新世纪一道走近法国。

　　一八三六年

　　于迪耶普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迪耶普小住——两个社圈子

　　你们知道，我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曾经多次改变住地；我常常描写这些我住过的地方，谈这些地方在我身上唤起的感情，描写我经历的事件，这样，将我的思想和我的动的家的历史同我的一生的历史错在一起。

　　你们知道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今天上午，我在迪耶普古堡后的峭壁上散步时，远远看见通向峭壁的暗门，穿过一座搭在壕沟上的桥就可以到那里。德？隆格维尔夫人①就是从那里逃走，躲避奥地利王后安娜的追捕的。她偷偷在勒阿弗尔登船，在鹿特丹上岸，然后到斯特内找德？迪雷纳元帅。大统帅的名声不再是洁白无瑕的，而亡的善谑夫人对那个罪人并不十分友好。

　　①德？隆格维尔夫人(MadamedeLongueville，一六一九—一六七九)：大孔代王子的姐姐，在投石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朗布耶宫、凡尔赛王权、巴黎市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德？隆格维尔夫人，对《格言》的作者萌生了感情，而且尽量对他一片忠心。后者是靠德？拉斐特夫人和德？维涅夫人的友谊、拉封丹的诗句和格林威尔夫人的爱情，而不是靠他的思想生活的：这就是人们所讲的对名人的眷念。

　　临终前的德？孔代夫人对德？布里埃内夫人说：“我亲爱的朋友，把你所见的关于我的情况告诉那个在斯特内的苦命人吧，让她学会死。”话说得漂亮。但是公主忘记了，她本人曾经是亨利四世所爱恋的人，她被她丈夫带到布鲁尔时，她曾经出走，想去同贝阿尔纳见面“半夜从窗口逃出，然后骑马跑了三四十里地”；那时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可怜女孩。

　　从峭壁上下来之后，我站在通往巴黎的马路上；一出城，马路很快变得越来越陡峭。右边，在逐渐升高的河岸上，高耸着墓园的墙壁；沿着墙壁架着绳的纺车。两个制绳工匠并排向后倒退，左右摇摆，一齐小声唱着歌。我竖耳倾听；他们正在唱《老下士班长》中的一段：这是美丽的政治谎言，它使我们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

　　那里，谁在哭泣，张望？

　　嗯！是鼓手的寡妇…

　　两人唱着叠句：“行进中的新兵呀，别哭泣吧…往前走吧，往前走。”歌声是如此慷慨，如此激动人心，我忍不住下眼泪。他们自己踏着步，摇着纱，似乎在纺着老下士班长的临终一刻。两个水手望着大海，为一名死去的士兵唱挽歌，这证明贝朗瑞①享有特殊的声誉，但我说不清这种声誉意味什么。

　　①贝朗瑞(Beranger，一七八○—一八五七)：著名的法国民间诗人和歌手。

　　峭壁令我想起君主的伟大，大路令我想起平民的声誉。我头脑里将处于社会两个极端的这两种人作比较；我扪心自问，我更喜欢我自己属于这两个时代中的哪一个呢？当现实同过去一样消失的时候，这两种声名中哪一个更吸引后代呢？

　　可是，如果说事实是一切，如果说声名的价值在历史上不能同事件的价值相提并论，那么，在我的时代同从亨利四世去世到马萨林去世之间逝去的时代之间，差别是多么大呀！同噬旧世界、而且因为它在它之后既没有留下旧社会、也没有留下新社会、可能自己也会死去的这场革命相比，一六四八年的动算得了什么呢？我在我的《回忆录》中，不是描绘过一些比德？拉罗什福尔公爵讲述的场面重要得多的画面吗？就在迪耶普，与德？贝里公爵夫人相比，巴黎崇拜的萎靡和的偶像算得了什么呢？过去向大海宣布国王的遗孀临幸的炮声今天不再鸣响；海边，硝烟的谄媚只留下涛的呜咽。

　　波旁家族的两个女儿，安娜？热纳维埃夫和玛丽？卡罗利娜，退出了舞台；歌唱平民诗人写的歌曲的两位水手将撒手人寰；我已经离开迪耶普：那是另一个我，逝去的早年岁月的我，曾经在那里居住，因为我们的岁月在我们之前就死了。在这里，你们曾经看见我在纳瓦尔团当少尉，在卵石上训练新兵；后来在拿破仑统治下，你们在那里又看见我亡；你们将来还会在那里看见我，当七月事件的日子突然降临在我面前的时候。现在我也在这里；我在此重新提起笔，继续写我的忏悔录。

　　为了我们互相通气，了解我的《回忆录》的进展情况是有益的。

　　我的《回忆录》写到哪里了？

　　我的做法同所有从事伟大工程的人的做法一样：我首先搭起两端的楼阁，然后搬动脚手架并将它们在别的地方重新架好，我为中间的建筑物垒起石头和水泥；要用好几个世纪才能建好一座哥特式教堂。如果上天假我以时光，我将用好多年时间完成这座建筑物；建筑师是同一个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增长了。而且，在一个磨损的物质外壳里面，完整保存他的精神生命是一种苦刑。圣奥古斯丁①公爵感到他的泥土在崩塌，于是对上帝说：“请你庇护我的灵魂吧！”而他对人们说：“如果你们通过这本书认识我，请你们为我祈祷。”

　　①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三五四—四三○)：古代拉丁教会圣师。

　　我这本《回忆录》从开始记述到现在，时间跨越了三十六年。过去，这对于我曾是一个充情的题材；而今天，当我交谈的对象不再是活人的时候，当现在的问题是要到永恒中去唤醒冰凉的塑像、下降到坟墓中同生命游戏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保持热情，继续我的叙述？我自己不也几乎死了吗？我的观点不是改变了吗？我仍然以同样的观点观察事物吗？在世人眼中，如同在我自己眼中一样，那些曾经令我惴惴不安的与个人有关的事件，连同那些普遍的或非常的事件，不是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吗？任何生涯漫长的人，都感觉他的生命益冷却；前一天还趣味盎然的事情第二天就变得索然无味。当我在记忆中搜寻的时候，有些名字，甚至大人物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然而，它们曾经令我激动：健忘和容易被人遗忘的人是多么虚荣呀！面对梦想、爱情，呼唤它们回来是徒然的，只有用金树枝才能打开亡灵的冥府，而采摘这样的树枝需要年轻的手。

　　一八三六年

　　于迪耶普

　　一八○○年——法兰西的面貌——我到达巴黎

　　由于八年来我一直被锢在英国，只看见英国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同欧洲其他地方是非常不同的，尤其在那个时候。一八○○年春天，随着多佛尔开出的邮轮渐渐驶近加莱，我凝望着眼前的海岸。我对我的国家的贫穷感到吃惊：港内只看见几桅杆；一群穿短上衣、戴布帽的人沿着防波堤朝我们走过来：尚未看见欧洲的胜利者，就先听见他们木鞋的哒哒声。当我们的船沿防波堤泊好后，宪兵和海关官员跳上甲板，检查我们的行李和护照。在法国，人永远是可疑的，在日常生活中或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远远看见的头一样东西，是三角帽或刺刀。

　　兰得赛夫人在客栈里等候我们。次，德？阿格索夫人、她的一位亲戚和我，启程前往巴黎。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黝黑或褐色皮肤的妇女光着脚，光着头或者头上包一条手巾，在地里劳作：人们很可能以为她们是奴隶。这片土地上，女人挥动镢头，男人侍火，这个景象颇令我吃惊。看来战火曾经殃及这些村庄，它们目疮痍，颓垣断壁，到处是泥土或灰尘，粪便和瓦砾。

　　路两边，看得见毁坏的城堡；高大的树木被铲平了，只剩下用树干锯成的方木，孩子们在木头上嬉戏。我们看见围墙有缺口，教堂废弃了，而死人被人从里面抬出来，钟楼没有钟，墓地没有十字架，圣像在他们的壁龛里遭到亵渎，头颅被砍下。墙壁上涂写着已经过时的共和人的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或者死”有时，人们试图将“死”字抹掉，但黑色或红色的字迹在一层石灰底下仍然依稀可辨。这个民族过去似乎曾经面临瓦解，却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好像人们走出了野蛮的黑夜和中世纪的毁灭。

　　接近首都时，在埃古安和巴黎之间，榆树并没有被砍倒；这些在英国土地上看不到的美丽的林道令我惊喜。同从前我见到的美洲森林一样，法兰西对于我是新鲜的。圣德尼教堂的屋顶被掀掉了，窗子破碎了，雨水飘进变成绿色的殿堂，不再看见坟墓的踪影：我以后在那里见过路易十六的骸骨，哥萨克人，德？贝里公爵的棺材和路易十八的灵柩台。

　　奥古斯特？德？拉穆瓦翁来接兰得赛夫人：他的华丽马车同我从加莱过来一路所见酌笨重大车、瘦马拉的又破又烂的驿车形成鲜明对比。兰得赛夫人住在特而内街。车停下，让我下去；我穿过田野，进入我的女主人家中。我在她那里停留二十四小时；我在她家中遇见一位名叫拉萨尔的高大和肥胖的男人，他帮她处理有关亡者的事务。她叫人通知封塔纳先生，说我到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封塔纳先生到我住的客栈来找我，客栈就在兰得赛夫人家旁边，是由她安排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大约下午三时，我们徒步从星门进城。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这场革命的过行动留给欧洲人的印象，尤其对那些恐怖时期不在法国的人。我觉得我真是下地狱去。的确，我曾经目睹刚刚发生的革命；但是，那时人们尚未犯下昭彰的罪行，而我停留在后来发生的事实的阴影之中，就像平静和循规蹈矩的英国社会里所传说的。

　　由于我用假姓名旅行，而且担心连累我的朋友封塔纳，所以当我进入香榭丽舍大街，听见小提琴、号角、单簧管和鼓齐声奏鸣的时候，不大吃一惊。我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小酒馆里跳舞；稍远处，在两丛栗树掩映下，杜伊勒利宫出它的身影。路易十五广场空无一人；它像一座毁圮的古老的圆形剧场，凄清而荒凉；我听不见抱怨声，对此我十分纳闷；我害怕涉足一泓痕迹已干的血潭；我久久凝望那一片曾经竖立死亡机器的天空；我仿佛看见我的哥哥和嫂嫂，他们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被绑在血腥的机器旁边：那是路易十六被砍头的地点。尽管街头一片快景象，教堂的钟楼是沉寂的；我仿佛在一个无限痛苦的日子——耶稣受难——归来。

　　封塔纳先生住在圣罗克教堂旁边的圣奥诺雷街。他把我带到他家中，把我介绍给他子，然后引我到他的朋友儒贝尔家，我被临时安顿在那里：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小有名气的旅人接待。

　　第二天，我到警察局去，以拉萨涅的名义，将我的外国护照押在那里，领取了我在巴黎的居留证，而且这张居留证每个月要去办理延期。几天后，我在圣父街旁边的里尔街，租了一个位于中二楼的房间。

　　我带来了《基督教真谛》和在伦敦印刷的这部作品的头几页。人们将我介绍给马涅雷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尊严的人，他同意恢复中断的印刷，而且向我预付了一点钱，让我能够维持生活。无人知道《基督教真谛》这部作品，尽管勒米埃尔在他的信中对我讲过那番话。我发现了老哲学家德利尔，他刚刚发表《献给上帝的回忆录》；我去拜访然格内。他住在“善良的拉封丹”旅店附近的格雷内尔—圣耳曼街。他的门房上还写着：“此地人们以公民的称号为荣，并以‘你’相称。请关门。”我上楼。然格内好半天才认出我，他以傲慢的口气同我谈论他目前的情况和过去。我唯唯地退出了，未曾试图建立这种太不相称的联系。

　　我心中对英国始终抱有怀念之情；我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家，甚至接受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肮脏的房屋、楼梯、桌子，对于我们的不卫生的习惯，对于我们的喧嚣，对于我们的不拘礼仪，对于我们的不得体的闲聊，我无法适应。从行为方式、趣味上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从思想上说，我已经是英国人了；因为，像人们所说的，如果说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多少受《勒内》的启发的话，英国八年的生活，再加上此前的美洲之行，用英语说话、写作、甚至思考的长期习惯必然影响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逐渐领略我们特有的社习惯，这种令人喜悦的、容易做到的、敏捷的思想交流，这种傲慢和偏见的然无存，这种对财富和声名的轻蔑，这种不同等级的拉平，这种令法国社会无与伦比和弥补我们的缺陷的思想平等：人们在我们当中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就感觉只能在巴黎生活了。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年——我在巴黎的生活

　　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工作。休息的时候，我到处走走，熟悉环境。在王宫中央，竞技场填平了；再看不见卡米耶？德穆兰在众人当中高谈阔论；再看不见那些在礼服商人和哥利本僧祭司①达维德引导下，游来逛去的女队伍，理智女神的未婚伴侣。在每条小街出口，在走廊下，到处看得到吆喝着兜售新奇玩艺的人，皮影戏，西洋镜，健身表演，怪兽。虽然砍了那么多脑袋，仍然还有闲人。从“商人宫”的地窖里，传来音乐声，伴随着大鼓的轰鸣：也许住在那里的正是我寻找的、时势造就的巨人。我走下地窖，坐在喝啤酒的观众当中，人头涌涌的地下舞会正在进行。一个矮驼子，站在一张桌子上拉小提琴，唱一首歌颂拿破仑的歌曲，歌词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①哥利本僧(coryhante)：古希腊自然女神库柏勒(Cybele)的祭司。

　　以他的德行，以他的魅力，

　　他做他们的父亲当之无愧！

　　歌唱完之后，有人赏他一个苏。这就是支持亚力山大和拿破仑的这群人的实质。

　　我参观那些我早年曾经带着幻想漫游过的地点。在我从前去过的修道院里，俱乐部成员在修道士之后，也被撵走。在卢森堡公园后面散步的时候，我信步走到查尔特勒修道院；建筑物快拆光了。

　　胜利广场和旺多姆广场在为那位伟大国王不见踪影的雕像哭泣；嘉布遣会女修院被洗劫一空，隐修院变成罗贝尔松的放映场②。在科而得利修道院，我要求参观该修院的哥特式殿堂，但未得到允许；当年我在那里见过崭头角的马拉和丹东。在德亚底安修会旁的河岸上，修士的教堂变成咖啡馆和表演走钢丝绳的剧场。门口，一幅彩图画上画着一些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而且用大字写着：“免费演出”我同人群一道走进这个凶险的窟。我刚坐下，手上搭着抹布的侍者就走过来，大声叫道：“请用饮料，先生们！请用饮料！”我不等他重复，就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狼狈逃窜了，因为我没有钱“用饮料”

　　②指比利时人罗贝尔松改进的一种幻灯。

　　社会的变化

　　这场革命分成截然不同的三个部分：共和国，帝国和复辟王朝。这三个不同的世界都实现了，但它们之间似乎相隔了几个世纪。这三个世界中的每一个都遵循明确的原则：共和国的原则是平等，帝国的原则是力量，复辟王朝的原则是自由。共和时期是最有特点和影响最大的时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从来未曾见过，而且人们永远不会再看见那种道德混乱所产生的实际上的秩序，民众政府下出现的统一，取代法律和以人类的名义运作的断头台。

　　一八○一年，我目睹第二次社会变革。那种混乱是匪夷所思的：通过大家约定的乔装打扮，许多人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脖子上挂着自己入伍时的化名或假名，就像狂节上的威尼斯人，手里拿着一个小面具，以警示别人他们是带着面具的。这位被视为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另一位装成普鲁士人或荷兰人，而我是瑞士人。母亲装扮成她儿子的姑妈，父亲装扮成儿子的舅舅；地主变成管理员。另一方面，这种混乱使我想起一七八九年的运动，那时僧侣和教士走出他们的隐修院，旧社会正在被新社会取代。后者取代前者之后，自己也要被取代。

　　可是，有条理的新世界开始重新出现；人们纷纷离开咖啡馆和街道，回到自己家里；人们重新将残剩的家人聚拢来；人们收集剩下的财产重组家业，好像战斗之后清点人数，统计损失。剩下的完好的教堂重新开放：我有幸在教堂门口吹喇叭。人们区分正在引退的老共和人的一代，正在前进的帝国的一代。征用的将军们一副穷酸相，语言暴，表情严肃，他们身经百战，结果只得到身上的伤痕和褴褛的衣服，而同他们错而过的三执政政府的军队的军官们身上金光闪闪。归来的亡者同杀害他们亲人的杀人犯平静地交谈。所有看门人——C故的罗伯斯庇尔的坚定支持者，都怀念路易十五广场的表演；人们过去在那里砍妇女的头。那些女人的脖子，我住的里尔街那栋房子的门房对我说“同一样白”九月屠杀的参与者改换了姓名和住址，变成马路边卖炸苹果的小贩；但是，他们常常被迫逃窜，因为人们认出他们，将他们的摊子掀翻，威胁揍死他们。那些发了财的革命开始搬进耳曼区被人出卖的大公馆。雅各宾派正在变成男爵和伯爵，他们口口声声讲的是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惩罚无产者和镇下等人的必要。波拿巴将布鲁图①和斯高沃阿尔们安排在警察局，准备用丝带将他们装扮起来，用头衔玷污他们，强迫他们背叛他们的观点，并且使他们的罪行蒙羞。在这一切当中，在腥风血雨中出生的坚强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站出来，一心想让外国人血。共和人正在逐渐变成帝制主义者，所有人的专制变成一个人的独裁。

　　①布鲁图(Brutus，公元前八五—前四二)：公元前四四年三月，刺死罗马独裁者朱乌斯？凯撒的密谋集团的领袖。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信使报》——《阿达拉》

　　我在对《基督教真谛》进行增删、修改润的同时，不得不做一些其他工作。封塔纳先生那时负责编《法兰西信使报》，他建议我为该报写一些文章。这种战斗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只能通过文学达到政治，而波拿巴的警察感得很。一个特殊情况妨碍我睡眠，但另一方面使我的工作时间延长，给我提供更多时间。我买了两只斑鸠，它们整天咕咕叫个不停：我没有办法，晚上将它们关在一只小旅行箱里，但它们因此叫得更了。我在被吵得无法入眠的时候，想到在《信使报》上给斯塔尔夫人写封信。这个玩笑使我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的两卷《革命论》未能做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做到了。我开始崭头角。

　　首次成功似乎预告了接踵而来的胜利。我在忙于修改《阿达拉》(同《勒内》一样，是包含在《基督教真谛》中的曲)的清样时，突然发现有些页找不到了。我害怕了：我以为有人偷我的小说，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值得偷。无论如何，我决定单独出版《阿达拉》，我在写给《论战报》和《政论家报》的信中，宣布了我这个决定。

　　我在公开发表这部作品之前，先拿去给封塔纳先生看。在伦敦，他已经看过手稿的片断了。当他读到奥布里神甫在阿达拉临终时在病榻前讲的那段话时，突然用严厉的声调对我说：“这不真实；写得不好，重写这一段吧！”我沮丧地退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无法写得更好。我想将一切付之一炬；从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我呆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桌子前面，头伏在盖住稿件的摊开的双手上。我恨封塔纳，我恨自己，我甚至打算放弃了，因为我实在太气。将近午夜的时候，斑鸠的叫声传到我耳朵里。由于两只鸟被囚，叫声变弱了，但更加凄凉：我恢复了灵感。我一口气将神甫的讲话重写了一遍，没有停顿，没有涂改，以后原文照发，一直到今天一字未改。第二天上午，我的心跳动着，拿去给封塔纳看。他叫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跟你说过，你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么！”

　　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是从《阿达拉》出版开始的。我不再自在自为地生活，我的公众生涯开始了。在经历了这么多军事胜利之后，一个文学上的成功显得是奇迹；人们对此期待已久。这部作品的新奇更增加群众的惊讶。在帝国的古典派文学当中，在这个看见就令人厌烦的改头换面的旧文学当中，从天而降临的《阿达拉》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学作品。人们不知道应该将它视为“畸形的怪物”还是“美人”它是戈尔工①还是维拉斯？院士们聚集在一起，旁征博引，研究它的别和质，就像他们对《基督教真谛》所作的那样。旧世纪拒绝它，新世纪它。

　　①戈尔工(Gorgone)：希腊神话中的怪物。

　　阿达拉大受，甚至同布兰维利埃一道，进入库尔提乌斯②的人物群像之中。运货马车车夫住的客栈贴上了印有夏克达斯、奥布里神甫和希马岗的女儿的红色、蓝色和绿色版画。河岸上摆的木书箱里，陈列着我创造的人物的蜡像，好像集市上摆的圣母和圣徒的画像。在林荫大道一间剧场的舞台上，我看见我的女野人头上着，与一个同类的男野人大谈“孤独的灵魂”让我窘得直冒汗。游艺场上演一出戏，剧中一位少女和一个男青年离开他们寄宿的公寓，乘车到一座小城去结婚；由于他们下车寸——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口讲的是鳄鱼、鹳和森林，他们的父母以为他们在发癫。滑稽模仿、漫画、讥笑铺天盖地向我袭来。为了使我难堪，莫尔莱教士叫他的女仆坐在他膝盖上，但无法将处女的脚抱在怀里，就像夏克达斯在暴风中抱住阿达拉的脚一样：如果安茹街的夏克达斯被画成这副模样，我是会原谅他的批评的。

　　②库尔提乌斯(Curtius)：德国人，在巴黎开设了两间蜡像馆。

　　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一面就引起轰动。我成了一个大红人。我觉得晕头转向了：我从前不知道自尊的乐趣，而我因此陶醉了。我爱荣耀像爱女人，像爱初恋。然而，由于我生胆怯，我的恐慌同我的热情同样强烈：我入伍，但不敢上战场。我天生腼腆，对我的才能始终抱有怀疑，令我在胜利中谦卑。我躲避我的光彩；我躲到一边去散步，试图扑灭我头上的光环。傍晚，我将帽子下，盖住眼睛，以免别人认出我这个伟人。我到咖啡馆去，偷偷读那些不知名小报对我的颂扬。面对我的名声，在那条曾经令我分外痛苦的去王宫的路上，我一直散步到夏约宫消防队驻地。虽然有这些新荣誉，我并不感到更自在些。当我这个不同凡响者花三十苏到拉丁区吃晚饭的时候，由于认为别人在看自己，咽呛了。我端详自己，对自己说：“瞧，你这个非同一般的创造物，像别的男人一样狼虎咽！”在香榭里舍大街，有一间我特别喜欢的咖啡馆，因为店内墙壁上挂着一个关着几只夜莺的鸟笼；卢梭太太是咖啡馆的老板，她见过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将近晚上十时，有人给我送来一杯咖啡，在五只或六只唱歌的夜莺陪伴下，我在《小告示报》上寻找有关《阿达拉》的文章。唉，不久，可怜的卢梭太太就去世了；我、夜莺和唱“爱是美好的习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印度女人组成的社圈子，只维持了很短时间。

　　如果说成功未能延长我的愚蠢的自恋的话，却带来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随着《基督教真谛》发行和我因为当甘公爵被害而辞职增加了。那时，许多人簇拥在我周围，其中有因为读小说而哭泣的年轻女人，成群的基督教徒，还有另外一些热情而高贵的人，光彩的行为令他们冲动。十三四岁的少年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对你的要求，他们着似的，将你的形象同传奇、花边和花朵的世界混同。卢梭说过，在他的《新爱洛伊丝》出版时，收到许多表白爱情的信件，一些女人向作者自荐；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将帝国对我拱手相让，但我知道我当时被一大堆洒了香水的信件淹没。如果这些信今天不是祖母们的手迹，我不会以适当的谦虚态度重提这些事而不感到尴尬的：人们为了得到我的手迹相互争吵，人们收藏我写的信封，红着脸，垂下头，在长长的秀发底下，将信藏起来。我没有被宠坏，这说明我的本是好的。

　　出于真心实意的礼貌或者无法理解的懦弱，我有时甚至相信，我有义务到这些写信恭维我但从未谋面的太太们家去登门致谢。一天，在一栋房子的五楼，我看见一位在母亲护佑下的极可爱的女子，但我以后没有再跨进她们的门槛。一位波兰女人在她雅致的客厅里等候我；她是女奴和瓦尔基丽的混合，像一朵盛开的雪莲花，或者像欧石南，在花神的其他花朵尚未到来或已经过去时取代它们。不同年龄和不同容貌的女人的合唱班是我从前的女精灵的再现。由于到那时为止，除了一次认真的眷恋，我从未被人追求和引人注目，这一切对我的虚荣心和我的感情产生的双重影响，可能更加可怕。然而，我要说：虽然我滥用一时的错觉是容易的，但通过宗教的纯洁道路达到享乐是我诚挚的本无法接受的：因为《基督教真谛》被人爱！因为《临终涂油礼》、《亡人的节日》被人爱！我永远不会成为这种可的伪君子。

　　我结识了一位名为维嘎鲁的普罗旺斯医生；他已经到了娱之所剩无多的年龄，但他对我说，他丝毫不惋惜这样浪费时光。如果时光给他带来幸福的话，他会坦然地走向死亡，而且他希望将死亡变成他的最后乐趣。可是，我目睹他临终时下可悲的眼泪；他无法对我掩饰他的哀伤之情；但为时已晚：他的头白发也不能掩盖他的眼泪。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不信神者是真正不幸的：对于没有信仰的人，生命的可怕之处是它令人感到虚无：如果人们未曾降临人世，就不会有死亡的恐惧：无神论者的一生是一道可怕的闪电，它只是让人发现深渊。

　　伟大和慈悲的上帝呀！你将我们扔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大可不必的悲哀和可怜的幸福！我们的不可避免的醒悟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是更加崇高的。无论我们有什么过错，如果我们保留一个严肃的心灵，并且在我们的懦弱中想到你，你会慈悲为怀，解放我们，我们将被送到那个永远眷恋的国度！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德？博蒙夫人：她的社圈子

　　不久，我由于作家的虚荣心而受到惩罚，那是最可恶的惩罚，如果不是最愚蠢的惩罚的话。我曾经以为可以悄悄地享受作为崇高天才的足心理，但不必像今天那样借助一绺与众不同的胡子或一身奇装异服，而只是保持正派人的穿着、仅仅以才气出众：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骄傲理应受到惩罚；惩罚来自我被迫认识的政界人物：声名是以灵魂为代价取得的特权。

　　封塔纳先生同巴兹奥希夫人①有交往。他将我介绍给波拿巴的妹妹，不久又介绍给首席执政官的弟弟吕西安。后者在桑利(勒普莱西)附近有一座别墅，我被邀请去那里吃晚饭。这座古堡过去属于德？贝尼斯主教。在吕西安的花园里有他前的坟墓；这位夫人有一半德国血统和一半西班牙血统，是诗人主教留下的纪念物。给用铲子挖掘的小溪提供营养的仙女是一头汲井水的骡子：那是波拿巴帝国的所有河的发源地。人们设法从亡者名单中删掉我的名字：大家对我已经以夏多布里昂相称，我也毫无忌讳，忘记我的名字应该是拉萨涅。一些亡者找上门来了，其中有博纳尔先生和谢纳多莱先生。克里斯蒂昂？德？拉穆瓦翁，我伦敦亡期间的伙伴，将我带到雷卡米埃夫人家中：她和我之间的帷幕突然降下了。

　　①拿破仑的妹妹。

　　我亡归来后，在我生活中德？博蒙伯爵夫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她一年当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帕西城堡，城堡位于儒贝尔先生避暑的伊冯娜—索尔—维尔纳韦附近。博蒙夫人回到巴黎，想认识我。

　　为了使我的生命成为一连串遗憾，在我的公众生活开始时，上帝安排的头一个善意接待我的人也是头一个死去的人。德？博蒙夫人走在那些在我之前死去的女人前头。我最遥远的记忆建立在骨灰上，从棺材到棺材，它们不断坠落；我像印度的博学者为死者祈祷，一直到我的念珠上的花朵凋谢。

　　德？博蒙夫人的父亲是阿尔芒？马克？德？圣埃兰，德？蒙莫兰伯爵，前法国驻马德里大使，布列塔尼驻军司令，一七八九年贵族议会议员，路易十六时期担任外部长而且颇受国王赏识。他死在断头台上，在他之后，他的一些亲人也被处死。

　　从相貌看，说德？博蒙夫人美丽不如说她其貌不扬；勒布伦夫人为她画的像很真实。她的脸是瘦削而苍白的；如果不是一种不寻常的温柔使她的目光显得黯淡的话，她那双杏眼本来会炯炯有神的，犹如一道光线穿过晶莹的水变得温柔一样。她性格中的强硬和急躁来自她性格的力量和她身体上的痛苦①。她心灵崇高，勇气过人，生来适于社生活，但她由于自己的选择和不幸，从中退出了；可是，当朋友在门外呼唤这个孤独的才女出来的时候，她会来到你面前，并且对你讲一些天上才有的话语。由于德？博蒙夫人极度虚弱，她讲话很慢，而这种缓慢是动人的；我在她躲避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她；她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我努力安慰她。我在新卢森堡公园街附近的埃丹贝旅店住下来。德？博蒙夫人在这条街上有一套房子，面对司法部的花园。每天晚上，我同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到她那里去，都是文学界和政界有地位的人：德？巴纳尔先生，莫莱先生，帕斯埃先生，谢纳多莱先生。

　　①她患肺结核病。

　　儒贝尔先生是一个身怪癖、风格奇特的人，认识他的人永远想念他。他对别人的思想和心灵有非凡的吸引力，他一旦攫取你，他的形象就无法摆。他的最大愿望是冷静，但没有谁像他那样躁动不安。他力图控制自己，避免他认为有害健康的激动，但是他的朋友们总是扰他的健身原则，因为他不能止自己因为他们的悲哀和快乐而激动。他是一个只考虑别人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恢复体力，他觉得有必要闭目养神，几个钟头一言不发。上帝才知道，在这些他强加给自己的沉静和休息中，他内心是怎样动不安。儒贝尔先生三天两头改变他的食和节食制度，今天只喝，另一天只吃末，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奔走颠簸，或在最平整的林道上徐行。他读书时，将书中那些他不满意的书页撕下来；结果，他的书架上尽放一些松松垮垮的空书壳。

　　他是一个深沉的形而上学者，他的哲学通过他特有的方法，变成图画或诗歌；他是一位具有拉封丹的心灵的柏拉图，他追求完美，结果什么也做不成。在他死后留存的手稿里，他说：“我是一个风动琴；只能奏出几个美丽的乐音，但成不了曲调。”维克多？德？夏特内认为“他的灵魂似乎偶然碰到一个躯体，而躯体极力摆它。”这是一个俏皮但符合事实的评价。

　　我们嘲笑封塔纳先生的敌人，他们想将他描绘成一个老练而不动声的政治家。其实，他只是一个坦率和容易发怒的诗人，他容易恼羞成怒，他无法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能采纳别人的观点。他的朋友儒贝尔的文学原则并非他自己遵循的原则：儒贝尔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作家身上都看见某种好东西；相反，封塔纳憎恶这种或那种学说，不愿意听别人提起某些作者的名字。他是现代写作原则的死敌：他认为，在读者眼皮下展开具体的情节、罪行或带绳索的绞架，是非常可笑的；他认为，人们只应在诗意盎然的环境下看见事物，就像在一个玻璃罩下一样。他认为，一眼望穿的痛苦只是罗马竞技场或沙滩广场的感觉；他只能理解因为赞美变得崇高、而且用艺术方法变成“可爱的怜悯”的悲剧感情。我向他举希腊花瓶为例：在这些花瓶的装饰图案中，可以看见阿喀琉斯的战车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而空中飞着的小人代表帕特洛克罗斯的身影，她因为儿子忒提斯被报仇雪恨而感到欣慰。“什么！儒贝尔，”封塔纳叫道“你对缪斯的这个花神怎么看？这些希腊人多么崇敬灵魂呀！”儒贝尔觉得自己受到攻击，讽刺封塔纳自相矛盾，责怪他对我宽容。

　　这种滑稽可笑的争吵常常发生，而且没完没了。我还住在路易十五广场德？库瓦斯兰夫人公馆楼上的时候，一天晚上十一时半，封塔纳怒气冲冲，爬八十四级楼梯来找我。他用手杖敲着地面，阐述他没有讲完的论点。此次涉及的是皮卡尔：他那时认为皮卡尔远在莫里哀之上。那些话他可能不愿意白纸黑字写出来：说话和写文章时，封塔纳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愿意在此重复说，是封塔纳先生鼓励我进行最初的尝试：是他预言《基督教真谛》会成功；他的缪斯充献身精神，在我的缪斯匆匆走上的新路上引导她；他教会我以采光方式掩饰物体的丑陋；是他教会我让我的浪漫主义人物讲古典语言。从前，有一些趣味保守的人，就像守护赫斯珀里得斯花园里的金苹果的龙；只是当年轻一代能够碰到苹果而不损坏它的时候，龙才让他们进入花园。

　　我的朋友的作品以怡人的畅吸引你；读起来有心旷神怡之感，仿佛进入一个一切都令人着、没有令人不快之处的和谐的境地。封塔纳先生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没有谁比这位大师更加相信下面这句辟的谚语：“要快，但不要着急。”今天，人们只顾拼命赶路，以为快就是一切，他对此不知会作何感想？封塔纳先生宁愿按照舒缓的节奏旅行。你们知道，在我重返伦敦时，关于他我讲过什么话；我那时表达的遗憾我在此处应该予以重复：生活不断迫使我们提前或在回忆中哭泣。

　　德？波纳尔先生①思想灵活；人们把他比作天才；他在孔代军队里，在黑森林中，思考了他的形而上学策略，像耶拿和库丁格的那些老师一样，他们走在他们的学生前面，为德意志的自由牺牲自己。尽管他在路易十六手下当过火手，但他是主张革新的；他把古人当作政治和文学方面的儿童；他首先使用现在流行的妄自尊大的语言，认为国民教育部部长“还不够成，无法理解这一点”

　　①德？波纳尔(LouisdeBoned，一七五四—一八四○)：绝对主义的空论家。无论在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上与夏多布里昂的分歧很大。

　　谢诺多莱①有知识，有才能；但他的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他非常忧郁，甚至自称乌鸦。他从我的作品中剽窃一些东西。我们之间达成协议：我将我的天空、气体、云彩让给他；而他同意把我的微风、涛和森林留给我。

　　①榭诺多莱(Vhenedolle，一七六九—一八三三)：法国诗人和大学教师。

　　我现在谈的只是我的文学朋友；至于我的政治朋友，我不知道是否要同你们谈论他们：一些原则和一些演说造成我们之间的深渊！

　　奥卡尔夫人和德？万蒂米尔夫人，参加新卢森堡公园路的聚会。德？万蒂米尔夫人是旧式女人，这样的人如今所剩无几；她经常涉足社界，为我们带来那里的新闻：我问她人们是否还在“建造城市”细小的丑闻遭到辛辣的讽刺，虽然无伤大雅，但使我们更好体会我们的安全的价值。德，万蒂米尔夫人和她的妹妹曾经被拉阿尔佩赞美过。她的语言是谨慎的，性格是含蓄的，思想是成的：她曾经同德？谢弗勒兹夫人、德？隆格维尔夫人、德？瓦利埃夫人、曼特农夫人、若奥弗兰夫人和德芳夫人一道生活。她曾经融人一个由不同思想和不同价值观的人构成的社圈子，而这种丰富多样正是这个圈子的乐趣。

　　奥卡尔夫人被德？博蒙夫人的弟弟深深地爱上了，一直到他走上断头台，他心中一直牵挂着她，就像奥比雅克在被绞死之前，还吻着他保留的马格丽特？德？瓦卢瓦夫人的海蓝色天鹅绒手笼。现在，在任何地方，在同一个屋顶下，不可能聚集这么多属于不同阶层和不同命运的杰出人物，这样无所不谈：朴素的语言并非来自匮乏，而是有意的选择。这可能是最后一群闪烁旧法兰西精神的人。在新一代法国人当中，再也看不到这种彬彬有礼，那是长期教育的结果，并且从旷持久的习惯变成性格特征。这群人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订出计划吧，将你们的朋友聚集起来吧，为的是准备永恒的丧事！德？博蒙夫人不在了，儒贝尔不在了，谢诺多莱不在了，万蒂米尔夫人不在了。从前，收葡萄的时候，我到维尔纳韦去看望儒贝尔；我同他一道在荣纳的山坡上散步；他在矮树林中采摘红鹅膏，采摘菲伊花。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尤其回忆永远离开我们的友人德？博蒙夫人：我们回忆的这些往事从前是我们心中的希望。晚上，我们回到维尔纳韦。维尔纳韦周围是菲利普—奥古斯特时代斑驳的城墙和半毁的塔楼，塔楼上飘逸着从收葡萄者的炉灶中升起的袅袅轻烟。儒贝尔指着远处树林中的砂石小路，对我说他在恐怖时代常常沿着这条小路走，去看他的躲在帕西古堡中的女邻居。

　　自从我的导师死后，我有四次或五次经过桑斯地区。我从大路上遥望山坡：儒贝尔不再在那里散步了；我认出那些树、田野、葡萄园和我们习惯坐下来休息的石头堆。进入维尔纳韦后，我凝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和我的朋友的关闭的房屋。我最后一次经过那里，是在我赴罗马大使馆就任途中。啊，如果他在家中，我会带他去瞻仰德？博蒙夫人的坟墓！上帝很乐意为变成基督教徒的儒贝尔先生打开天上的罗马，它更加适合于他的崇尚精神的灵魂。

　　在人世，我不会再看见他了：“我不会同他相遇；他不会同我相会。”(《诗篇》①)

　　①《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