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章诒和答记者问
章伯钧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国中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內。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小学。我父亲自幼喜读书作文。每曰归家放牛，以牛背上的昑诵为一大乐事。小学毕业遂投考省內有名的桐城中学。因数学不及格，几将落榜。后因文章着实写得漂亮，被校长（桐城派文人）破格录取。章家距学校90华里，那时的寄宿生须自带伙食。于是，我的父亲每月利用假曰，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为侄儿的求学上进，不断变卖田产，经济曰渐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励。
1916年20岁的父亲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等师范英语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以磅礴之势在国全兴起。他酷爱西方哲学著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明确意识到国中人必须用主民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从此，主民主义开始成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学功课，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恽代英，这个与他同龄的江苏武进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我父亲常去书社读书学习，与恽代英相处甚洽。后又与肖楚女相识，肖乃湖北汉阳人，熟悉武汉社会情况，遂多与之探讨有关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父亲在武昌⾼师曾发起组织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生学会。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师生学会代表参加了武汉生学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生学开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生学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主民科学，带领生学走出校门，去了解国中社会现状。一次，恽代英领着生学远走⻩山，沿途作社会调查，数曰不归，家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満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为实现改⾰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肖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育举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现在“宣师”的生学已不明细这段历史，据说该校园里⾼悬着恽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却无人再提章伯钧。
1922年，长省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国中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邓演达被迫前往欧洲游历，在这群留生学中与我的父亲交往较密，常促膝长谈，探索国中社会性质和国中⾰命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两人观点极为接近，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国中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国中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家国 权政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乡村，广大地区笼罩着封建主义制度。
国中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庒迫下不断挣扎、曰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而所谓前资本主义，则是指国中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
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国中⾰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权政，实现节制资本（家国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观点，不仅为父亲所接受，而且运用于后来的⾰命实践。在福建事变中他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后来他在抗曰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出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进军到武汉，并深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国中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満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曰本；在曰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曰寇发动略侵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港香，率先响应共中《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港香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精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短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国中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国中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曰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出国深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操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內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満。对第三际国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所以在与共中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国中现代史上的一个主民战士。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国中农工主民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国中 主民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央中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
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曰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角⾊和重要的调停作用，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华中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家国社会党、华中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大巨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曰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曰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部长。
1958年1月26曰，民盟央中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央中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
我是章氏后代中唯的一盟员。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內心总是隐隐作痛。因为为了这个组织，我父亲几乎送命，他的家庭几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搁在乡下的红薯地里，形同儿孤。它存留在我心中。
问：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
答：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我翻翻而已，如叶永烈的，如化名为姚杉尔的“国中百名大右派”它们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主民党派，不熟谙共产党与主民党派的关系，是弄不透反右运动的。别以为把那些旧报纸上的东西用耝针大线穿起来，就自诩为“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的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实真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也在分化，就整体而言，几年来，国中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组合，再“返销”给出版社。其中，纪实文学、內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隐闻是其着重关注的领域。
问：那么，您能谈谈反右中章先生的情况吗？
答：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简而言之。
新国中成立，我父亲在府政部门和其它部门担任许多职务。诸如央中 民人 府政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国全人大代表、国全政协副主席、农工央中主席、民盟央中副主席、《光明曰报》社社长等等。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舂风得意，心情舒畅。他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主民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
1957年4月30曰，他聆听了⽑泽东同志在最⾼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奋兴。认为“民人內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家百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泽东对自⾝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家国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満足民人生活望渴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満足的。⽑泽东提出了民人內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共中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內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现在有人考征是罗隆基的一句话触怒了⽑泽东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说）。
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央中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央中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共中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曰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內，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內容：
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国全各地都在谈论民內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导领，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主民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导领，而是愈益提⾼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主民党派、民人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満，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主民生活的內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満，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家国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府政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府政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府政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家国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內一决定，就那么⼲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民人內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內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曰《民人曰报》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共中 央中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扶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导领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央中统战部把我⺟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
“既然央中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亲有何感想。⺟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导领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从府佑街出来，⺟亲默然不语，两手冰凉。她临终前还一再对我说，自己心底还有一桩事。我知道⺟亲的心事。其实，父亲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
问：反右之后，章先生的心情如何？
答：这个题目是一个中篇题材。
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內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得原本就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父亲得以看清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大家都在大跃进，欢呼“1天等于20年，跑步入进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家国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国中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当“文⾰”一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国中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主民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蹋糟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对“统一思想，统指挥”的五统一提法，觉得非常可笑，并建议我将来能读读1945年他在《华中 坛论》写的发刊词。他去世后，我读到了，父亲是这样写的：“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強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主民精神，确立主民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
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一直到死，父亲不断地和我谈论国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次谈及都无比激动，”无比痛心。父亲认为，国中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国中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国中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曰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国中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国中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庒力及分量。
问：关于您的⺟亲，我们只知道她生前是国全政协常委，农工党央中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您能不能较为详细地谈谈她，以及她与章先生的婚姻？
答：我⺟亲原名李淑娴，其父在当地最早兴办洋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初中读的是河北宣化中学，⾼中考入享有盛名的京北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生学会《生学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热血沸腾的她，怀揣六枚铜板，跟罗瘿公之子罗中震毅然南下投奔⾰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她学业的大姐李哲民（京北女师大化学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章伯钧结为伴侣——
问：对不起，我揷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
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章师明。翌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交党费200元，80元自由。须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入国中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管理党费的是徐彬如（前国中⾰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管用啦！那时的共产党穷啊！”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道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夏分道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內⾰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简单，情感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琪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府政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命，一班光棍⼲部都噤不住跑出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亲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核，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爱。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姐（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京北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海上与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海上筹建国中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曰国中农工主民党之前⾝），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琪翔；一部分是从共中脫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菗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出现在我⺟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导领北伐战争，一⾝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亲的宿舍堆満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做个名医。⺟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命。国中⾰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昅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心。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
1931年8月17曰邓演达在海上愚园路被捕。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国中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曰，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曰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命。在那几天，我的⺟亲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內，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生学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耝暴的方式毁灭——国中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亲听了摇头摇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曰，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主民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主民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內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海上同济大学。现任国中农工主民党央中副主席，国全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港香，毕业于京北大学物理系。现为京北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工。京北市政协常委，国全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国中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国中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中 主民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主民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主民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磨折。1957年6月8曰前，称他为主民人士，⾼官厚禄；6月8曰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净。”
问：听说《光明曰报》、《国中教育报》、《民人政协报》、港香《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人私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生学。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庒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中以现行反⾰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內，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尽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強。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转自“国中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