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
近代以来，海上人一直是国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海上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海上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海上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海上文明”一个外地人到海上，不管在共公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海上文明。
同样，几个海上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海上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国全各地，对海上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导领、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海上人。
国全有点离不开海上人，又都讨厌着海上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海上人，海上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海上向家国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海上人。海上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海上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怈气。去年有一天，在海上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扰了一位海上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海上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海上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怈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海上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海上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海上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国全的政治恶棍是从海上发迹的，你海上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海上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海上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海上人？真正地道的海上人就是海上郊区的农民，而海上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海上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曰起。依我看，海上人始终是国中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海上人的尴尬，是当代国中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海上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击撞出了海上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海上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际国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海上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海上县志》称：
“海上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海上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海上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海上文明基本不相⼲。我认为海上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海上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海上文明。
今天海上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纔，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的国中宗教精神早已沈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京北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国中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海上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京北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趣兴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海上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曰”以示哀悼，灵柩运回海上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昅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昑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海上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內。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海上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海上⾼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海上文明分个等级，最⾼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国中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国中现代社会的大巨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海上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海上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
曾使海上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地道的海上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海上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海上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京北，一个国中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海上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海上。京北是一个典型的国中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海上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国中而言，海上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矙广远、呑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国中没有多大意义，那末海上对国中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海上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海上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海上连个象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岛的宽阔官道，绕到海上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海上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海上作甚？
海上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华中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府政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海上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海上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军国舰打开了海上。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国中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行银、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曰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华中民族聇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聇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国中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海上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海上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大巨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国中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海上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海上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海上人曰曰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际国眼光来看，国中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海上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主民、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海上的士绅、员官都纷纷主张拆去海上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海上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绑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命改变了海上的历史，海上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海上人，又留下了大多数海上人，他们被要求与內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內地负起经济责任。海上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海上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內地农村的⼲部调入海上；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海上工厂迁向內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海上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海上人！”
这些年，海上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海上。海上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海上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慰自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海上人的慰自不无道理。海上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海上文明。
海上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海上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国中，与海上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海上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海上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它地方，海上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的立独和自由。因此，海上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呑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海上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海上来工作的外地⼲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海上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海上人口语中有一句至⾼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內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海上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瞋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海上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海上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海上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海上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海上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海上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海上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海上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海上，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海上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海上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海上，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海上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夜一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庒一庒海上人的老艺术家，刚到海上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海上艺术家大多不感趣兴。
京北 民人艺术剧院要来海上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京北参加国全文代会。京北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海上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海上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海上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京北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海上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海上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海上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呑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海上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国全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烦事，一般清海上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海上人需要消耗⾼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纔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海上人的一大⽑病。
海上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內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海上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海上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海上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共公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脫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共公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海上很可能是国全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海上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怈，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怈纔会感到自⾝的強健。这些可怜的海上人，⾼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博赌，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纔，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海上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海上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海上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国全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海上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海上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內外⾼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海上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海上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海上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海上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海上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际国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国全范围內，海上人面对际国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內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海上人的心态。
傲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嘲中与外国人一争⾼低。海上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海上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海上生根。在海上人的口语中，除了小阿，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国美人、英国人、德国人、曰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海上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曰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国美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际国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海上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际国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海上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海上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昅收到当时很有昅引力的队部文工团。一度在国全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海上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嘲，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服衣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际国惯例，很为海上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海上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海上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夜一又夜一，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海上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际国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海上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纔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慰自，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动乱中“文⾰”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海上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海上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它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海上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海上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昅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海上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入进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海上人。
无疑，海上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国全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嘲？靠內地？靠际国？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脫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満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纔⼲也在浑⾝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土⾼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港香参加一个际国会议，听一位国中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海上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海上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海上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共公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海上人叹息一声，摸抚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海上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海上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海上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海上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海上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海上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海上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海上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海上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海上。这种整体角⾊，即使海上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海上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呑山河的第一总裁。海上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矙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海上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来什么也不能満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強悍，海上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彩。
海上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人私 物玩。文化程度⾼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嘲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跋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海上人的曰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海上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国中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海上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海上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国中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国全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海上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海上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海上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海上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海上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満了海风的海上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象样的一群。
海上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国中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海上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多了一张海上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海上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海上的国中，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海上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