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曰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国中‬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府政‬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命文学的师法，于是⾰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命文学”则做“⾰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全安‬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強暴者的⾰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命文学”从噴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杀自‬，还有小说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命。⾰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命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曰‮海上‬《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略侵‬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曰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导领‬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府政‬监噤。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央中‬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

　　（6）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国中‬国民党党员，提倡⾰命文学…从事本党的⾰命运动”等语。

　　（7）“杀⾝成仁”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以成仁。’”（8）“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9）“赋得⾰命，五言八韵”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10）叶遂宁（C．A．EceZPZ，1895—1925）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命时曾向往⾰命，写过一些赞扬⾰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杀自‬。

　　（11）梭波里（A．M．CohELM，1888—1926）苏联作家。他在十月⾰命之后曾接近⾰命，但终因不満于当时的现实而‮杀自‬。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