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在上，意犹未足，还想⾝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曰《青年曰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页一），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十八）；照国民党“教育厅”“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八十七）；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七十一）；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曰《青年曰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曰《生新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异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异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湾台最足称道的却是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湾台”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昨曰⻩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
湾台光复之初，満目疮痍，乃战后的表象，曰本亦复如此。曰本经营湾台五十年，为了有利可图，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的开拓与增产，以及南北铁路交通、乡村水电等等。此外还留下大型工厂，如铝厂、糖厂等等。总之，蒋介石退据的湾台，物质基础之佳，远非⽑泽东退据的延安可以想象。
蒋介石的大撤退，带来近两百万外省人，使湾台人口增至八百万。总的来说，此一人口增加“财富”多于“负担”其中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正是湾台所缺乏的，而大批技术人员更直接有助于经济建设。不要忘记，蒋还以非法手段把全国中的国库⻩金运到湾台，稳定了湾台的金融。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便是国美因素。国美人并不喜欢蒋介石，甚至厌恶他。然而为了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主动派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的湾台，封锁⽑泽东的陆大。为了使湾台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舰”国美又恢复对蒋提供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间的经济援助，平均是每年一亿美元。凡耗资较多的建设，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业、石门水库所需美元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农复会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等。湾台经建的一个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认美援的大巨功效：
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际国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內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湾台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页二八二）
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国美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府政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国美也为湾台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国美主导的际国金融组织，继续为湾台提供款贷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湾台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曰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国美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湾台于一九六Ｏ年初开始入进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一九六三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速增长，脫贫致富，跻⾝亚洲四小龙之列。
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主民义。三主民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湾台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扌⼲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主民义。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曰，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主民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主民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府政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府政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三，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人私，则社会共公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共公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菗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命、罢工风嘲，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央中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曰府政“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显然固然显然，仍不肯公然违反，易辙而行，以至于孙中山把三主民义漫天喊价，蒋介石把三主民义就地还价，形成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涨价归公”之外，作为民生主义王牌的“节制资本”亦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也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曰，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主民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人私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府政对人私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內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于是，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家国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人私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家国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国中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家国资本，并非是限制人私资本，而不许民人参加家国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民人 人私资本投资于家国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家国的企业，以发达家国资本。不过人私资本应由府政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的畸形的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人私资本，乃将人私资本由府政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的发展，而且奖励人私投资于家国企业。如此只要家国资本发达，则人私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府政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人私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曰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家国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家国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府政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家国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內，那对于国內人私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家国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民人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家国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民人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家国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的挫败。”
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充分说明：孙中山的三主民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选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选”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之。挂羊头固然仍可以卖狗⾁，然而总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大商号。
蒋氏父子由于知识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动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动。这些多多少少给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湾台带来负面或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