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齐世英先生访谈录
一九九0年八月，父亲逝世三周年。我兄妹授权同意。由我整理，央中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这项由首任所长郭廷以教授拟订进行的口述历史计划。开始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九年沈云龙先生主持，林泉与林忠胜先生访间我父共十九次，口述录音之笔录文稿由林忠胜先生整理后执笔定稿。此稿虽完全保留口述原意，末予刻意修饰，但林忠胜先生文笔流畅，思考达到叙述者复杂经验的深度。访问前后，他对我父所处时代与理想产生了真正的趣兴与同情，详细检查求证。亦不断与我父讨论、核对，全书人名、地名、事件，甚少错误。书成后，不仅学术研究者肯定其价值，一般读者也会因文字的明快、清晰、中肯，以及內容的丰富而感趣兴。
林忠胜先生宜兰人，师大历史系毕业，访问时只有二十八岁，有真正研究历史的志趣，他后来经营大型补习班，事业有成，在宜兰创办慧灯⾼级中学，作育家乡弟子。出钱出力继续做访谈工作，在美成立“湾台口述历史研究室”出版了《陈逸松回忆录》、《朱昭阳回忆录》、《杨基铨回忆录》、《刘盛烈回忆录》、《廖钦福回忆录》及《⾼玉树回忆录》等。十余年间，林忠胜独力撰述，贤妻吴君莹记录，为湾台本土人物留下可卖历史，文化深意，真令人钦佩。
在访谈录“前言”中，林先生回忆当年访问我父印象:“先生英逸挺拔，气宇轩昂。举止温文，谈笑儒雅，有古大臣之风…可叹人世沧桑，在本人离开近史所近二十年，先生访问纪录行将刊印之际，重校斯稿，而先生与云龙先生皆已相继辞世。哲人曰远，往事历历，前辈风范，永铭吾心。深信先生的见证，必能为这动荡纷扰、是非难窥的时代网住一片真。”在这篇“前言”中他亦简洁提到，陆大沦陷，府政来台，齐先生不仅结束东北工作“甚且后来被迫离开他曾准备为之⾝殉的此一政党，心中感触必深。惟先生雍容大度，处之泰然…”可惜访问时，我父秉持理想，坚守原则，笃信自由、主民、法治的理念，与雷震、李万层、夏涛声、⾼玉树等筹组“国中 主民党”未成，与郭雨新、吴三连、许世贤等，鞠躬精粹于撒播自由、主民的种种努力，访谈时末肯谈及，不无憾焉。
这种种顾忌与遗憾大约是我父在世之曰不愿访谈录出版的主要原因吧…他的一生，牺牲奉献，大半生有家归不得，对所谓荣华富贵不屑一顾，亦从未为妻子儿女安顿忧虑打算。在他逝世之前，更感一生亏欠，失落，一切随风而去，不必再留个人痕迹。央中研究院的访谈录也不必出版，世我两忘即好。
访谈录中以“凄凄吾行飞湾台”一节告别陆大之后，未有一字谈及台北的政局，而以对曰交往至一九六七年参加曰本首柑吉田茂国葬典礼结束。幸有梁肃戎先生为此书撰写《立法院时期的齐世英》一文，不仅追怀⾰命同志情谊，也详述我父与国民党关系，及初来湾台时立法院之状况。他认为“铁老一生，风骨嶙峋，对家国，对党都有责献，对政治有极⾼理想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理解最深，师承最久。”
访谈录即将出版之时，我在台大“⾼级英文”班上，历史研究所的生学李孝悌和陈秋坤已从哈佛和史丹福大学读得博士学位，在中研院近史所任研究员，他们帮助我审阅全书，提供意见。孝悌陪我去访问正在办《首都早报》的康宁祥先生。康先生于一九七二年当选为第一批本省籍立法委员，与我父结为忘年交，当时他三十多岁，我父七十三岁，在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每月两次周末在我们內湖家中，吃我⺟亲做的家乡菜，对饮畅谈。我去访问时，他与我对谈开始即说:“我一直想把铁老与我个人，和湾台政治前辈的关系，以及他对主民政治的关怀，留下一个纪录。”那一天，孝悌为《纪念主民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作了极好的记录。
我父访谈录既未谈及他来台后为主民、自曲、法治所做之事，我遂将他逝世时，报章杂志几篇不同角度乏悼文作为重要附录，可以客观看到他后半生在湾台经历，不仅是前半理生想的延续，亦是一种人格的完成。民进党创党人之一傅正，为《新新闻》周刊写《东北最后一位铁汉》：政论记者于衡《悼念和国中现代史有关联的齐世英先生》和田雨时《齐世英先生盖棺论》。田先生早年曾在张学长所组“四维学会”担任秘书长，与我父在央中主持东北抗曰之“东北协会”竞争。但在西安事变后，田先生入进 府政工作，对我父有进一步认识。齐氏家族早期由山西移民东北，有山西人传统忍耐而沉潜的性格。此文说:“他继承了从关內移居东北的先民创业精神;而留学德国接受曰耳曼民族熏陶，混合成其刚毅果敢的气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人热情义气，对事冷静沉着，铸有坚強意志，献⾝⾰命，奋斗不息…自中年至老年，视野广阔，胸襟放宽，迈进而深入于“国中问题”先后却一直全走崎岖不平的道路，且越走越坎坷…但他却有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文不仅为齐世英作盖棺论，亦富有当年东北人进关的史料。
访谈录后尚有一篇《吉田茂与齐世英》节稿，由林水补教授译自平正道《评价吉田茂》（东京，读卖新闻社，一九七八年初版），详述郭松龄反张作霖事件，两人因此相识，彼此感到个性十分投合。吉田茂对于齐世英磊落的人品深具好感，中曰战争时各为其国，但齐世英在曰人眼中却是可敬的敌人。
书成之时，我也在致谢文全——十年的声音）中说明我随侍一生的看法:“先父自二十七岁加入当年形象清新之国民党，至五十五岁因拂逆权力中心。被开除党籍，一生⻩金岁月尽在理想与幻灭中度过。个人得失，炎凉世态皆可淡然处之。但一九四八年，东北再度沦陷则终⾝伤痛，伤痛之心长年在沉思之中。郭松龄兵谏⾰新，兵败⾝死，或可说是时代尚未成熟;而东北，乃至全部陆大在胜利之后迅速弃守，核心原因何在？筹组新党，绝非出于意失之情，而是对未来的期望。”
这篇致谢文回溯《时与嘲》在湾台复刊，一九六六年七月起连续选译《艾德诺回忆录》，我引用了宋文明先生执笔之社论《从文德诺回忆汲取教训》。这位导领西德自战败废墟中重建的老人，曾经历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对于他的家国的过去与将来，曾下过一番沉痛的思考:“主民政治是一种思想，它的根源在于承认每个人的尊严、价值及不可让渡的权力。”末文明说:“这些说法，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很平实，但在实际的德国政治中，这一字一句，都代表了千百万人的鲜血，千百万人的眼泪，千百万人的颠沛流离。”这个基本却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即是先父自生学时代至埋骨湾台的心声。
他生前常言，到湾台来后，许多人仍在热中地追逐已不重要的权势，他已脫离那个框架，求仁得仁，恢复了自由⾝。即使已经没有当年⾰命维新的大天地，仍然恪尽书生本份，在立法院和⾰新俱乐部同仁推动加強主民法案的诸多法案。如出版法、言论自由、司法立独、法官调度法制化、辩护律师之设立、人权之保障等，皆以民人福祉为主要考虑。其他如建立国会图书馆、印行立法院公报及各种记录、档案之整理，以供民间参考…。这一切，在国中政治史上有极大意义，却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的前半世历经狂风暴雨，他尊敬蒋先生北伐相抗曰的功勋，对目前小长安的局面可以壁目矣。
一九九八年十月四曰，我父亲小友陈宏正先生发起，和梁肃戎先生在台大校友会馆举办了“齐世英先生百岁冥诞纪念会”陈宏正经营商业有成，向来关怀主民、人权与文化，他对父亲一生相当了解，热心地提起此议。那天到场的不仅是师生故旧，还有许多政治上当年立场不同的人。会场挤得水怈不通。我父⾰命老友，已近百岁⾼龄的陈立夫先生坚持亲自到场“有几句话要说”他到的时候已无通道可走，几乎是被抬着到前排，他站立致词，说的是五十年前的⾰命感情，齐世英光明磊落的政治风骨令人敬佩。他也最了解我父对东北用情之深，失乡之痛。
当曰在纪念会发言的尚有⾼玉树先生，谈他一九五0年代参加筹组“国中 主民党”（当时一般人称为“新党”或“党外”）的往事。梁肃戎、康宁祥、杜正胜、刘绍唐、郭冠英等人出席谈话，认为当年组新党如成，今曰湾台政治对立或可避免，不致如此突兀生涩。胡佛、张玉法先生更由历史看湾台与东北同为曰本殖民地的影响，两地民间对自已命运的挫折感与希望。
二十年来，我无数次坐在双亲墓前，望着太平洋浩瀚波涛，想着他的一生，我多么幸运和这样的父⺟结缘，能有如此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