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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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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岁的时候,袁昌秀就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能干姑娘。屋里屋外,坡上田头,不论是薅草、栽种、背肥、挑担,还是洗涮、绣花、编结、纫,她都能做出一手巧活。这些还不算稀奇,由于袁明新大伯的教导有方,她上山能识鸟音,下河能识鱼,到了林子里,还会寻觅草药、辨识兽踪、观察煤脉。更叫人惊奇的是,在窑场上她能打出一手好砖,做出一筒好瓦。随便在竹林里砍回两竹子来,她能编出一只巧美观的细篾提篮,上面有花纹,用桐油涂过,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慕蓉支头搁着一只这样的提篮,就是她和小慕相处得好,特意编来送她的。

  现在袁昌秀二十岁,就成为韩家寨团转十来里路远近闻名的俊姑娘了。她的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一张黑油油亮光光的脸盘,爱微笑的两片嘴,总是逗人地撅起来。山寨上的老习惯,一个俊姑娘长到二十岁上,好事的人儿就会主动上门了。打听她相了对象没有,打听父母对幺女儿的婚姻有什么想法,打听姑娘愿到哪个地方去,打听她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是能点文墨的呢,还是干活实在、勤快的年轻人。

  爱喝点酒的袁明新大伯,心地是好的,只要酒上了脸,他脸都开了笑容,什么话儿都好说,不论对方说什么,他总是点着头,嘿嘿嗬嗬地一阵笑,回答人家:

  “嘿嘿,好说好说,什么样的人儿都好说。你们没得见吗?我这个脾气好说话。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儿的子孙打。我那幺女儿,和我是一个脾呀!好说,好说!”

  袁昌秀的阿妈,一个脸容慈祥、行动缓慢的老伯妈,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过话儿。看到是来打听幺女儿的,她像好些善心肠的老人一样,一概表示,但却做不了主:

  “你们晓得,现在这年月,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年月了,我年轻的时候,嫁给这个老糊涂,硬是见也没得见过面。说实在的,我真生怕他是个子、麻子。嗨,出嫁的半路上,还险些遭土匪抢去呢,说起来真怕人!现在哪有这种事儿,现在第一得称我那幺女儿的心。凡是昌秀喜欢的,我都喜欢。”

  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久而久之,人们看出来了,在这个三口之家里,说了算话的,不是名义上是户主的袁明新,也不是主持家务的老伯妈,而是这个年轻轻的心灵手巧的俊姑娘袁昌秀。

  这就难办了,有哪一个人,敢于当着一个未出嫁姑娘的面,打听她准备嫁个什么人呢?

  山寨上,四旧的风俗,差不多都破了。但在人们心理上,还有一些旧风习难于破掉。比如说,过去的规矩,未出嫁的姑娘,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向她打听嫁个什么人之类的事儿,谁要开了口,谁就是犯了众怒。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旧风气,但是大伙儿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地尊崇着它。

  由于这样,二十岁的袁昌秀,既没和城镇上的年轻小伙子有什么联系,也没和远近村寨的青年社员搭上桥。这也省了她好多烦恼和不安。大姐姐出嫁早,现在已是三四个娃娃的母亲了,心思全在自己的家庭上,两三年才有机会来看一次母亲。二哥在县里物资局工作,讨了个婆娘是县城里的人,也有了孩子,很少到韩家寨来。袁昌秀懂点事了,从二嫂子的言语行动中,她看得出,二嫂看不起这个处在山旮旯里的婆家。三哥前三年参军在部队上,一两个月写回一封信来。屋头只有昌秀一个人,里里外外,也离不开她。昌秀根本还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样一个家庭,三个劳动力都是勤快人,在韩家寨是中上等人家了,袁昌秀也不愿随随便便地离开温暖的家庭。

  二十岁上,她不但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粮食大权,也掌管着全家的“外”和政治大权。她的态度,也是一家三口人的态度。不过她一点也不专横,一点也不逞强,父母的话儿她都听,重一点的活儿她都争着干,在每个社员都能尽一份民主权利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她家说话的,总是袁明新大伯,她从来不出头脸争这个光彩。在韩家寨男女老少的眼里,袁昌秀是个勤快、孝顺的好姑娘。

  袁明新大伯在窑场、煤场上干活,回来迟了,昌秀总是带上一个电筒去接他。今天晚饭之后的那阵雨,来得太突然,正吃完饭捧着一三尺长的叶子烟杆过烟瘾的袁明新大伯“呼”地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

  “拐了拐了,今天这阵雨要害老子了!”

  说着,他笨手笨脚地披上蓑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边赶边在嘴巴头惊风扯火地叫着:

  “我的那些砖瓦啊,要遭这阵雨冲成一摊烂泥浆浆啰!造孽得很啊。”

  不等他走到院坝里,袁昌秀就从里屋跑出来,拉住父亲的蓑衣说:

  “爹,我去!”

  “你干不了那事!”袁明新头也不回地说。

  袁昌秀笑着说:“不就是给砖瓦盖上草帘子嘛!我手脚比你还利索些!”

  不等爹回答,她扯下爹的蓑衣,戴上一顶麦草帽,亮着电筒,冲出了院坝。

  袁明新收住了脚,糙的手摸着下巴,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道幺女儿能干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

  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子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做的砖瓦,都搁置在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阳,袁明新想把做的砖瓦一口气晒干,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进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巴。

  袁昌秀跑进茅棚子,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子抱出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进茅棚子,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紧张得不亦乐乎。

  等她把爹这几天里做的砖瓦全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袁昌秀决定在茅棚子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子去。

  风吹着草帘子“呼呼”响,雨点子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巴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子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乱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抽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做砖瓦做累了,点燃烟,走进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点嘛!

  离茅草棚子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色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

  雨势猛,雨点子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

  袁昌秀戴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

  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了雨珠子,拨着昌秀的管,一会儿便把两条管打得漉漉的。

  走进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高低,昌秀都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

  走到拐弯处,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灌进了她的耳朵:

  “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

  郑钦世的声调里出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

  “脚走酸勿要紧,”沈兆强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

  “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

  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体有啥好处呢?先进的牌子也靠不住了…”

  …

  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股辣烟呛住了,嘴巴张开来,却说不出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触,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头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管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

  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

  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

  凭啥子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巴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出工、育良种,莫非也要被投进监狱?

  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爱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种,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头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器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子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出,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融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处不大好的,像沈兆强、常向玲这些人,开口闭口,叫社员都叫“阿乡”

  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头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强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头扎进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水里去,没没夜地在研究水稻良种。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头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道。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高整个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

  “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子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对育良种这么热心干啥呢?”

  程旭既没有像爱表态的陈家勤那样,滔滔不绝地发一通誓死扎农村干革命的宏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自我吹嘘一番,或者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他睁大了惊愕的双眼,反问道:

  “那么,德光大伯六七十岁了,身体又有病,受了那么多苦,他还那样埋头苦干,图个啥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呀!”昌秀故意说。

  “我也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呀!”程旭很自然地说:“小袁,你想想,有了一种抗寒、高产、不倒伏的良种,全面推广出去,那意义有多大。光我们这个县,就有几十万亩韩家寨一样的高山水田,整个地区又有多少亩?…”

  不用多问了,昌秀知道,程旭是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他不是想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将来好早调,才这么干;他也不是想巴结哪个人,指望人家推荐他,才这么干。他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这么干哪!

  最叫昌秀心悦诚服的是程旭质朴、正直的个性。他不夸夸其谈,也不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更不闹吹牛、拍马那一套东西。

  袁昌秀很看不惯韩家寨大队主任姚银章,也直率地对一些知识青年讲过姚银章这个人的作风。可她奇怪的是,这个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对这个大队主任都很尊敬。不论在哪种场合遇到姚银章,知识青年们都要主动招呼他。男的要敬他一支烟,女的也要个笑脸。不知哪个最先兴的,上海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转来,都要给姚银章家送礼。有的是送大前门香烟,有的是送上海糖,还有送衣料、糕点、名酒、罐头、鱼松、咸、火腿的…厚颜无的姚银章,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是用的和吃的,只要送上门来的东西,他都收。不过他也讲点人情,每个送他礼的人,都被他留下来吃一顿便饭。事后,他就对人说,他没白拿人家的东西,他也还了礼了。这是礼尚往来,没啥关系。

  袁昌秀甚至惊异地发现,慕蓉支也给姚银章送礼。她不解地问:

  “你为啥送他一条香烟、两包糖?”

  “这…”昌秀发现慕蓉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说话也口吃起来:“昌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再说我妈妈…”

  “你就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袁昌秀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也指望他将来送你进工厂、上大学吗?”

  慕蓉支尴尬地转过了脸,呐呐地说:“谁指望他…到时候,不要刁难就行了!”

  “啊,你是怕他阻拦你,刁难你啊!”袁昌秀鼓起了嘴,一点也不饶人地说:“你以为他能当一辈子大队长吗?难道你不知道,受贿是可的行为吗?真正的共产员是不兴这么干的嘛!你…我真有些失望。”

  “…”慕蓉支说不出话来,眼圈有些红了。她内心深处,也很不愿意做这种事啊!

  昌秀从来没有见程旭干过这种事。程旭从上海探亲回来,袁昌秀特别留神他到不到姚银章家去,没有,他没有去!

  德光大伯请他买的育种书,他买来了。德光大伯没请他带药,他主动带来了。袁昌秀请他买的一朵塑料花,他也带来了。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几小瓶他自己备用的伤风感冒药和蛇药。袁昌秀故意问他:

  “大家从上海回来,都给姚银章‘烧香’送礼,你为什么不去?”

  “我为什么要去!”不易生气的程旭这时候突然沉着脸说:“他是庙里的菩萨吗?是旧社会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吗?必须人人送礼,岂有此理!”

  昌秀板着脸说:“你是个憨包!”

  “是啊,是憨包。”

  正是因为这样,袁昌秀也特别尊重程旭。她愿意帮助他洗衣服、补衣服,愿意向他请教问题,愿意在园子里掏些新鲜菜蔬给他,也愿意从坛坛里抓一碗酸菜、泡豇豆给他就早饭。事虽小,礼虽轻,可也表明了昌秀鲜明的爱憎。

  当听清程旭要被逮捕的话时,昌秀惊得站住了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黑漆漆的寨路,啥也看不见。雨后的风,带着一股宜人的润味儿吹过来,昌秀竟觉得有点冷。直到渗透草帽的一滴雨水,滴进她的脖子里,她才清醒过来。

  她一再问自己:“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平时,她总是对慕蓉支说,她能完全听懂上海话了,至少能把意思全部复述出来。可现在,她不敢相信自己了。因为她确信,程旭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人抓走的。

  她决定要明白这个问题,打听清楚。她侥幸地想,这些上海青年,聚在一起爱讲笑话,开玩笑,也许,那是他们打趣时说的呢!这些人,不是常拿程旭来取笑吗。

  袁昌秀不急着回家了。转了一个方向,她朝大祠堂集体户走去。刚才那些知青好像说过,慕蓉支也出去了。这么黑的天,她不在集体户,就是找我去耍,不会走第二家的。

  袁昌秀走到集体户门外,听到灶屋里一片议论声,心知他们都还没睡,便放开嗓门叫起来。

  慕蓉支听到袁昌秀叫她,欣喜她这一叫给自己解了围,急忙在灶屋知青们众目睽睽之下跑出了大祠堂。

  到了门外,袁昌秀一把拉住她,就往僻静处走。

  “昌秀,有什么事儿?”慕蓉支开始奇怪了,袁昌秀这么神秘干啥?

  “小慕”昌秀急促地说:“刚才,我在寨路上听你们那些男知青说,有人要逮捕程旭,是真的吗?”

  慕蓉支的手抖动起来,她愁嘁嘁地说:“是、是真的,不过,你…”“哎呀,那可怎么办呀?是谁要抓他?他犯了什么罪?他知道不知道?”昌秀不等慕蓉支讲完,一迭连声地追问起来。

  “你轻声点。”慕蓉支忧心忡忡地说。随后,便轻声细语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

  “那,那可怎么是好啊?”昌秀惘然地说:“小慕,你想过没有?”

  慕蓉支悒郁不安地说:“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唉!”昌秀跺了跺脚,焦急地说:“既然是人家要害他,为啥不躲一躲,这个大憨包。”

  慕蓉支没有回答,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不由自主地泣着。

  昌秀听到她的哭泣声,眨了眨眼,惊异地瞅了瞅她,说:

  “你哭啥哟,哭没得用啊!走,找我爹去,想想办法!”

  说着,不容慕蓉支讲什么,拉起她的手就往自己屋头跑。

  袁明新正坐在堂屋里,眼巴巴地等着昌秀回家来。他等得有点焦急了,给砖瓦盖草帘子,要得了多少时间?一向做事利索的幺女儿,怎么还没回家来,雨都停了好一阵了。

  他敲落了三尺长的烟杆上的烟灰,准备起身出门去看看女儿,昌秀拉着脸愁容的慕蓉支,走进堂屋来了。

  袁明新见小慕哭兮兮的,以为是集体户里知识青年之间闹了架,小慕受了委屈,昌秀拉她来劝慰一番呢。他一边拉出一条板凳来,一边关切地问:

  “小慕,你和哪个闹架了?”

  “爹,出事啦!”袁昌秀把小慕推到板凳上坐下,急不可待地瞪着眼睛说:“公安局要抓程旭…”

  “啊!”袁明新大伯惊得浑身抖了抖,手中那三尺长的烟杆“笃”一声落在堂屋地上。“是咋个回事?”

  袁昌秀和慕蓉支愁容面地你一言我一语,把公社传来的消息,以及程旭对这件事的态度,简单说了一遍。

  明新大伯听两个姑娘这么一说,神情慢慢镇定下来。他拾起长烟杆,坐在板凳上,嘴咬着没有裹上叶子烟的烟嘴“巴哒巴哒”空了一阵,好半天才思索着说:

  “这事儿,有点搅呢!”

  “爹,你快拿个主意吧,光评论有啥用?拿出管用的法子来呀!”

  “管用…的…法子?”明新大伯重复着,喃喃地说:“事情连带得广,想想,我要好好想想…”

  两个姑娘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任何人手进来,都要担风险的。她们双双拉着手,在板凳上肩挨肩坐下来,四只眼睛期待地望着袁明新大伯。

  明新大伯今年近六十岁了,前四十年的岁月,他过的都是苦日子。十二岁开始做田,挑粪、铲护田埂、打田、栽秧、薅草、挞谷,一个小娃娃呀,一年到头,守着从地主家佃来的几亩水田,没没夜地干。为了养活挖煤烧炭时断了腿的父亲,为了给妈分担一点愁苦,他的眼睛,只看到租来的那几亩田。谁知道,连做了四年,年年的收成只够租和留种,割回家来的,只有几大捆谷草。袁明新这才知道,韩家寨地区的高寒水田,根本无法在产量上夺丰收。怪不得俗话说:宁栽十天黄秧,不种一夜冷田。无霜期短促,你下再大的劲儿,花再多的力气,寒霜一降,冷水一浸,结的不是黑壳壳谷,便是秕谷,能打几斤粮食?地主的租子一两不少,劳碌一年,自家吃什么呀?那不是给人白干嘛!一气之下,袁明新大伯在十六岁上,退了佃租,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在韩家寨做田了!他东拼西借,凑了一笔盘,出外学手艺去了。

  三年之后,有志气的明新,学会了两门手艺回到了韩家寨。一门手艺是在青杠坡上观察煤脉,另一门手艺便是做砖做瓦烧窑子。明新大伯有了这两门手艺,怀信心地回到韩家寨来,实指望能养活父母,过个茶淡饭的穷苦日子了。哪晓得,煤脉是被他一眼认准了,可挖煤老二挖出的煤,不是被山主霸了去,便是给地主包下了。在那直不起来的煤里,穷哥子们照旧要给塌方死,给料想不到的水仓淹死,给瓦斯毒死。一件件的惨事,使得明新大伯闭紧了双眼,再也不敢去给穷哥子们看煤脉了。做瓦打砖烧窑子这门手艺,总能勉强糊口吧,累累夜,饭是有的吃了。可经明新大伯的手,烧出了不知几百窑砖,通通给远远近近的地主、富农和镇子上的老板拖去了。他家屋头,盖得还是茅草房,砌的还是泥巴墙。

  解放之后,明新大伯的这两门手艺,才算是真正派上用场了。二十年来,韩家寨大队的社员,一家一家修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幢房屋的砖瓦,都是经他的手烧出来的呀!他不但是砖瓦场的老师傅,还是大队煤场的顾问。经他认准的煤脉,架上厢枕木,确保不会坍塌了,往里一挖,准出好煤。韩家寨大队的块块煤,烧起火来无烟无味,远近闻名,连有些有名的大工厂,都想要韩家寨煤场的煤,想开大卡车来买。无奈通韩家寨大队的路,只有一条马车道,卡车开不进来。工厂催着县里和公社、大队,快些修公路,社员们也一再地要求修通这条公路。嚷嚷有两三年了,只是因为没钱买炸药,没钱买钢钎、二锤、十字镐,没人组织队伍,还没动过手。

  应该说,袁明新大伯烧窑、观煤脉,活路够忙的了,生产队里把他看作副业上的台柱,他要躺倒了不干,砖瓦窑无法烧,煤场开不了工,韩家寨的两大副业,都只能停工熄火啰!正因为这,队里从来也没叫他下田上坡干农活。可明新大伯一直忘不了小时候佃租地主的水田时受的气。地主早已打倒了,但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总是上不去,年年要吃回销粮,摘不了穷帽子。“四清”之后,听说韩德光下决心提高水稻产量,要育良种,明新大伯心支持,硬是出时间来帮韩德光当下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姚银章上了台,韩德光挨了批,明新大伯一肚皮都是气。他愤愤不平地去责问造反当官的姚银章:

  “育良种有啥错?你要这么整人?”

  “大伯,这可不是我的主意,这是上头的意思。”姚银章晓得袁明新是整个大队副业上的台柱,自己要用零花钱,少不了也要到砖瓦场、煤场的出纳那儿去借支。再说这个人是一般社员,没有必要整倒他,对他也就客气一点。每次他来责问,姚银章总像买点他的面子似的迁就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这样啊!”韩德光被整得死去活来,没人敢搭理他,气得明新大伯也闷闷不乐。上海知识青年到了韩家寨,姚银章向全大队的知识青年介绍情况时,把韩德光也像地主富农一样,作为牛鬼蛇神向他们介绍了。这些远方来的小青年,懂个啥呀!他们只晓得和牛鬼蛇神划清界限,还能去和德光说话?德光被姚银章整臭了!明新大伯担忧地想。

  嗨,出乎袁明新意料之外,偏偏出了个程旭不信,他就是和韩德光亲热,还再次提出来,要育良种。在这个黑云盖住头的时候,他敢于这么说,就叫袁明新对他另眼看待。

  这小伙子,还真有股劲,不是那种一朝热,一朝冷的小青年,三年来,他天天都保持着最初那股劲儿。明新大伯由惊讶到信任、由信任到钦佩,认定有这小伙子的聪明才智和那股钻劲,良种准能育出来。

  德光不便出面,好些事儿,是袁明新和程旭合着干。三年来,袁明新开始了解、熟悉这远方大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了!他一点也不像陈家勤那风小伙,说出来的话,和报纸上差不离,尽朝着大伙儿读书一样念,也不觉得腻味人。程旭这个人,说话不多,一是一,二是二,懂便懂,不懂就问。光是袁明新带着他,不知走过远近村寨多少老农的家,向人家打听天时、地利、水情、种子情况。开初,他山区话说不好,咬音不准,从来没离开过本乡本土的老农听不懂他的话,他就使劲学。他随身那个小本本上,也不知记了多少条农谚。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通过三年来的摸索、试验、对比、鉴别,他们总算选出了两种各具不同优点的良种“七月黄”和“珍珠矮”今天刚刚开始授粉,怀希望地等待着新品种成,明年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呢!明新大伯心里说不出地喜悦。哪里会想到,晴天里打雷,公安局要逮捕程旭了!

  “爹,你想出办法来没有啊?”昌秀忍不住这种难耐的沉默,惴惴不安地追问道。

  袁明新瞥了女儿一眼,纳闷地说:“要找运输队、建筑队、供销社、老农、挖煤老二,我还有些办法。这事儿,要找公社主要干部打听打听,是咋个回事?我还没那么大的面子呢!”

  “那、那你说怎么办呢?”昌秀着自己的父亲。

  慕蓉支也泪汪汪地说:“最好给公社干部解释解释…”

  “只有找德光去!”袁明新“呼”地一下从板凳上站起来,拿定了主意说:“德光原先是大队长,和公社干部人头。我听说,前几年被打倒的公社书记伍国祥,现在又当上公社主任了。这人和德光最,只有让德光去找他问问,看是怎么回事了!”

  “走,我和你一路到德光大伯家去。”昌秀跳起来说。

  “我也去,”慕蓉支也要求道:“我和你们一道去!”

  袁明新为难地瞅了瞅两个姑娘,迟疑了一下,说:“德光是遭监视的,你们去,怕…”

  “爹,怕个啥哟,都快半夜了,还有谁看见。”

  袁明新又瞧了瞧慕蓉支,说:“小慕,已经半夜了,你一个姑娘家,早点休息去吧!”

  慕蓉支急了:“明新大伯,你、你让我去吧!”

  “爹,让她去吧。她是程旭的…”昌秀不便说下去,使劲搡了搡父亲。

  袁明新顿时醒悟过来,他点点头,说:“那就一齐去吧,三个人一路,脚步放轻些…”

  他们仨,走出院坝,顺着寨路,朝东头德光大伯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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