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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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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爱读书的。

  望着房敬贫的身影在寨路上拐过弯去,我仍痴呆呆地停立在原地,直到树叶子上凝聚的一颗水珠滴落在我的颈脖里,我才回过神来。我决定不去追他,等我去找了舒,把事情谈妥了,回到钥匙寨,再找他也不迟。

  放了晚学,尽管已是薄暮时分,天空中的乌云又像弥天硝烟似的翻滚着,我还是决定上路,到蛇场坪去找舒

  印蹄迹的泥泞道从钥匙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那两山夹峙的垭口。我穿了一双高统雨靴,一只脚踩下去,一只脚小心翼翼地从泥浆中拔出来,又往前重重地踩地。明知随时都可能有滂沱大雨,为了省劲儿,我还是没带雨伞。风在紧吹,路旁的茅草在摇曳发颤,远山近岭全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雾气里。我紧走着。到公社所在地蛇场坪只有六里山路,却有两条溪,这两条溪,平时都很浅,随便从哪儿都可以光着脚走过去,因为没架木桥,光是竖起一块一块石墩墩,雨季水涨的时候,人们就得顺着石墩墩一步一步过去。

  这些年,也数不清我在这条山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踩下多少个脚印。

  一九六九年,我从上海到钥匙寨来队落户。每逢场期,我们钥匙寨集体户的上海知青们,总要呼群结伴的,到蛇场坪赶场。想想只有六里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何乐而不为呢。比起那些队在更荒僻闭的寨子上的知青们,我们算福气多了。尽管蛇场坪本身也是三县界地上的一个小乡场,统共也只有四五百居民,每天只有一辆班车从这儿过路,有着两条称不上是街的麻石道。可知识青年们是好闹热的呀,到场上饭馆里聚一聚,上几支烟,喝上一两酒,吃上一碗脆哨面条,胡乱地发一通牢,天南海北地摆摆龙门阵,也比闷在集体户那晦暗的茅屋里有劲儿。

  十几年过去了,这样的日子也像那混乱的年代一样,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在蛇场公社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们,有的升学,有的调干,有的当工人,直到一九七八年底,留在蛇场公社的,只剩下了屈指可数的四个知青。一个是我的女朋友舒,她在一九七三年被地区师专招去,当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分回蛇场公社中学当语文老师,现在是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一个是蛇场坪百货商店花布柜台的营业员毕雪萌,她在队落户的第二年患了严重的胃出血,确实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在县医院医治了三个月之后,被照顾分配了工作。第三个是公社兽医站的冯士,一个莽结实的壮汉子。他的经历和舒相似,一九七三年被推荐到地区农校读了两年书,一九七五年分配回公社,当了一名专给牛、马、猪、羊看病打针的兽医。四邻八寨的乡亲们,对他还很尊重,老远地看到,就叫他冯医师。他也理所当然地一口应承。前年节,他和蛇场坪街上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已有了一个白胖儿子。再加上他走村串寨地给牲畜看病,走到哪儿吃那儿,口的本地腔,初次见他的人,根本猜不到他是当年的知青。第四个就是我了。我既没去地区、省城读过书,又没得到过啥特殊照顾,留在钥匙寨,纯是偶然的因素。

  我队落户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钥匙寨乡村小学校的一个男教师,因罚学生跪在衣板上,学生家长闹到大队,死不罢休。那男教师自然被大队罢免了教职。教学需要继续,派哪个人去呢?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字,父母又是教师,大队就派我教书。

  说老实话,我答应教书的时候,抱的纯粹是临时观点。队落户快四年了,山寨上壮劳力干的农活,我哪样没干过啊!繁重琐碎的乡村体力劳动,我既已适应,又觉得厌烦、劳累。当然,到小学校去教书,说什么也比干农活轻松些。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拨知青,对久已盼望、天天念叨的上调,早已丧失了信心。四年了,只听说县里面招过两次工,推荐过一回大学生,到底去的是些什么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心里说:反正是混日子,在农田里混,还不如到学校去混呢。

  就这样,我既没进师范,也没去进修,糊里糊涂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在这之前,劳动歇气时,或者碰巧路过,我也到过那五间平房排列在一起的小学校,朝教室里张望过。但对乡小学校究竟在怎样进行教学,我却一无所知。

  直到进了这学校,我才疑讶惊愕地发觉,这哪里是在进行教学,这纯粹是胡来嘛!怪不得农民们讲起教师这一工作,总是含着讥诮的口吻,说那是“轻巧活路”

  既是“轻巧活路”在小学校当教师的,自自然然地,一个是大队会计的婆娘,一个是大队主任的侄儿,一个是民兵连长的妹妹。且不说人员的组成,单说他们怎么教学吧。

  黑板上新写了一个生字,老师拿着教鞭,领着全班把这生字念上几遍。看看学生们都会念了,老师拿教鞭指着头排第一个学生上台来,领着全班同学念十遍。第二个学生接着第一个学生,再来领读…而老师呢,在办公室里,闲聊天,或是赶批没批改完的作业。学生们在教室里把读书当闹着玩,老师们图享清闲。

  啊,我们偏僻山区的乡村小学!

  我进了小学校,才知道为什么山区的教学质量这么差,为什么高中生写不好一篇作文,为什么初中生连封信也不会写。

  我不是个好教师,可我不这样干。我觉得这样干太对不起那十个工分,对不起冒着骤雨或暑热在农田里干活的社员们。不久前,我不也像农民们一样在田土上着汗水,创造着劳动果实,让包括小学教师在内的所有劳动力,到秋后分享汗水换来的收获嘛?

  就是抱着这种思想,我开始了教学,我抓课堂纪律,我新辟了乡村小学从未上过的唱歌、体育、图画课,我还给孩子们讲高尔基、瓦特、爱因斯坦童年的故事;学生们不懂的地方,我决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秋天,蛇场坪公社中学发通知,我任教的五年级毕业班,四十一个学生中有二十四人考取了中学。在十年浩劫中的一九七三年,蛇场坪中学没按大队比例收学生,而是自印了卷子,让大队小学校的毕业生来考。也算是碰巧吧,这一考,就把我考出名了。钥匙寨上,从没一年有那么多的学生跨进中学。“文化革命”以前没有过“文化革命”中,年年按大队分名额,不是六名就是七名,也从未有过。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出名,一九七三年地区师专及六所中等专业学校来招生,我想报名,大队不同意,说得倒好听:贫下中农需要我。我左磨右也没用。一九七四年,省里面来了文件,教学质量好、校舍完整,有一定基础的乡村小学校,可以由民办转为公办,每个公社,可以转一所学校。我们钥匙寨小学顺顺当当变成了公办学校。我也由一个每年从大队拿三千六百个工分的知识青年,变成了每月领国家二十八元工资的人民教师,还能买到商品粮。对一个知识青年来说,有了固定工作,年年能回上海探一次亲,就算是有了归宿。我也渐渐定下心来,成了蛇场坪公社的“扎知青”了。

  有了工作,上调就不再有份了;有了工作,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冬天大刮回城风的时候,我也无法回上海了。我不但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而且还要在这儿成家立业,这么一想,我也死了心。并且,说来也怪,我对乡村小学校的工作,年复一年地热爱起来了。作为一个每月只拿三十二元工资(调资时给我加了四块钱)的乡村小学教师,我并不指望我的学生中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医学博士,我的愿望很渺小,我只希望能送他们进公社中学,读完中学以后,有条件的,争取考上大学、中专、技工学校,没有条件的,回到乡间去,至少也能在使用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时,在良种培育、农田管理、防治病虫害的过程中,传播一些他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使得僻远的山区慢慢进步起来,不致使孩子们老在“贫穷、无知、落后;落后、贫穷、无知”的恶循环中成长为一代新的文盲。

  就为了这些渺小的愿望,我也深知,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我也明白,必须从我做起,从我任教的班级做起。人是怪的,一旦有了目标,我的生活就觉得充实、有意义了。我不再那么思念上海,不再那么抱怨一辈子留在荒僻的山区。相反,我在考虑,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成家“家”又安在什么地方?…

  蹄迹地的泥泞山道,实在难走。一双雨鞋足足有十来斤重了,一边静心沉思,一边朝前迈步,我只觉得走了好久了,哪知道刚走到第一条溪前,才发现只走了一半路。

  天空昏暗下来,笼罩山头的蒙纱雾,凝然不动地缭绕在座座山峰上。这就是说,雨还是要下,一两天里别指望转晴。

  过了头一条溪,没走上半里地,又得过第二条溪。第二条溪的水已经完全漫过了墩墩,我的脚踩在石墩上,还能感到水的冲击,水再大些,随时有可能把路人冲进溪去的。记得,舒最怕在这种时候过溪了,每逢在雨季里过溪,我总要拉紧舒的手,生怕她心一慌,跌落下去。而到了彼岸,她往往也就不要我再送了。这一路上,要穿过一个寨子,寨子上有她的学生。她总是站在枫橡树下,朝我微微一笑说:“你回去吧,免得那些学生看见了笑话我们。”

  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还是尊重她的意志,慢慢转过身去。

  说起来也真怪,我和舒之间的恋爱,是自自然然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几乎没吵过嘴,也没发生过什么波折。仿佛我们早就该这样好似的。平时,我很尊重她,要是她提的要求,我总是全力去做,并且尽可能做得使她满意。她呢,也很体贴我,到我的小学校去,她就给我洗衣裳,在蛇场坪买到什么新鲜糕饼,她总给我拿来。每个赶场天,我到蛇场坪去,和她一起赶个场,买些新鲜蔬菜,鸡蛋,改善一下伙食。美美地吃过一顿饭,平静愉快地度过一个星期天,心满意足地回钥匙寨去。她呢,一个月也总要到我那儿去两次,帮我做些家务事,清理一下房间。天晴气的日子,我们常到树林子里去散步,或是找一块绿茵茵的草坡,坐在那儿谈心。夏秋的雨后,我们爱一人戴一顶斗笠,挽上竹篾提篮,去林子里捡香蕈、蘑菇,回家后美美地尝一顿鲜。

  我们的感情是融洽的,我们的爱情是幸福的。幸福得像一泓波平如镜的池水,太平静了。

  房敬贫说了他不去读书的原因之后,我立刻想到,应该去找她,马上去找,不能等到星期天了,今天才星期二啊!不能让房敬贫再多耽搁五天课!我要为房敬贫说些好话,希望她正确对待敬贫的家庭出身,鼓励他用功读书,允许他报考高中。

  走进蛇场坪麻石铺的街面时,天又下起了雨。雨中的蛇场坪,店铺门差不多都关了。我刚走到拐角上,面有个姑娘撑把塑料伞招呼我:“庄颜,上街来玩吗?”

  伞沿下,出一张俏丽漂亮的脸,一双眼睛清明晶亮。我看到是商店的毕雪萌,也微笑着答:“我找舒谈件事儿。”

  “噢。”毕雪萌愣了一下,定睛瞅了我两眼,声调低弱下去“她可能在学校的。”

  说着,毕雪萌又凝定般望了我一眼,说什么,终于没说出来,打着伞匆匆走了。我看出毕雪萌今天的神色有点异样。但又不知是为什么。一般地说,我们还留在蛇场公社的四个上海知青,碰见了都是十分亲切的。有事没事,总要聊上几句。这也许是一共就那么四个同乡人吧,从心底里有一种亲近感。互相之间听到了点什么消息,也总是及时转告。可今天,毕雪萌为啥言又止呢?一会儿,我得问问舒,毕雪萌最近碰到什么事没有?这姑娘,人长得美,可没啥浪漫的恋爱史,只听说,冯士从农校回来后,曾追过她,她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们百货商店的一个经理,提出要给她介绍对象,县人武部一个排级干部。她感谢经理的好意,但是告诉经理,她已经有了对象,是前年回上海在火车上认识的,对象在重庆工作,他们一结婚,她便争取调到重庆去。从这以后,窥视她的小伙子死了心,有意要给这纤柔娇美的姑娘做媒的好心人,再没给她提介绍朋友的事了。会不会她最近就要结婚?或是男方那儿给这边发来了商调函?

  我思忖着,走进了蛇场坪公社中学。

  蛇场坪中学坐落在一湾平坝坝上,几棵穿天的白杨树之间,掩映着校舍的白墙黑瓦。各年级的教室和教师的办公楼,把三亩地大小的一个操场团团围在中间。这会儿,学校已经放了学,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最右侧那个教室里,亮着灯光,好像还有些学生在那里打扫教室。

  我直接朝着校教师的单身宿舍走去。单身宿舍就在宽敞的办公室后面,每当我跨进这圆形的水泥地院坝,怪得很,我的心里自然而然就会涌起一股奇异的感情。虽然我来到这儿,已经是路了。

  站在院坝里,我屏住呼吸,停下了脚步。今天到这儿来,事前没给舒讲,不知她这会儿在家吗?我朝她居住的楼下那间屋望去,屋里没开灯,我的心一紧,她别是出去了。再定睛一望,啊,门虚掩着,她在家!

  恰巧这时候,雨下大了,雨点子噼里啪啦打在水泥地上,我大步朝她屋里跑去。推开她虚掩着的门,她吃了一惊:“是你!”

  我淡淡一笑,顺手把门照原样掩上,故意问:“不吗?”

  “我会这么说嘛!”舒朝我瞪了一眼,她正在打蛋花,筷子把碗击得“咯咯”响。小桌子,炒好了一碗丝,切好了一小盘拌黄瓜。舒一边搅打蛋花,一边问我:“冒雨赶来,一定是有事?”

  “有事儿,为房敬贫的事。”

  “那个地主的儿子?”舒一开口,话就很刺耳。别说是房敬贫,连我也不大受得了。“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事前也不来请假,我全给他打旷课。”

  “可你知道吗,他为啥不来读书?”

  “我哪有闲管这么多。”

  “他是因为你说了那些刺人的话,才不来上学的。”

  “我说他什么了?噢,对了,我说的是大实话嘛!像他这样的人,出身地主家庭,能读到初中毕业,都已经很照顾他了!还要怎么样?我劝他别指望升高中,初中毕业以后,回家安心务农吧!这话哪里错了?”

  “可他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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