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成败与道德无关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国中‬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者之一。为了改⾰，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心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者自己的⾝家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

　　道德的谴责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早在司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部长级‮家国‬监察部副部长）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奷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蔵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部⼲部）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这种谴责甚至发展为人⾝攻击。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奷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做着伯夷叔齐的事（⾝履夷齐之事），为人处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臣虏之⾐），吃猪狗饭（食⽝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聇地⾼谈阔论（而谈诗书）。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奷匿”？尽管这篇文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道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王安石同样攻击司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內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就无异于说司马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马了。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奷大恶”而且“人神共愤”和他合作主持改⾰的“新”（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马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元祐奷”（元祐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国全‬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琊。至于先前被骂得狗⾎噴头的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奷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的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风亮节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一时，学贯千载，智⾜以达其道，辩⾜以行其言；瑰玮之文，⾜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这一点。东汉的锢，晚唐的争，明末阉与东林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有关。大宋王朝自建国之⽇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子大都过得十分滋润，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修岂能写得出《醉翁亭记》）。做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做学问有闲暇或有余便去做官，做官有闲暇或有余便做学问）的说法，用在宋人⾝上是很合适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精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既然是“精神贵族”自然“费厄泼赖”同样，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不难人才辈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立独‬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立独‬人格，不再是精神贵族，并由此产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

　　可惜当时的体制未能为这种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正如王桐龄先生《‮国中‬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马光在野相助，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结果？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既非如反对派所说是因为“小人政”也非如改⾰派所说是因为“小人坏法”而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制度平台和文化环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王安石的新法。